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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基爱——魔兽世界着名非官方论坛ngacn

骷髅党——恩基爱论坛中坛友因各种原因导致论坛威望值变成负值以后头像附近显示一个骷髅图标，他们自称“骷髅党”。

镰刀——恩基爱论坛的版主，头像附近显示为镰刀图标，他们在论坛中拥有根据版规扣除普通坛友论坛威望值、禁言和删除坛友ID的权限，骷髅党党员的制造者。

特别迟——《魔兽世界：燃烧的远征》的缩写为TBC，因国服的这个版本更新落后世界其他地区8个月，被玩家戏称特别迟。

忘了开——《魔兽世界：巫妖王之怒》的缩写为WLK，因国服至今仍然没有更新这个版本，落后世界其他地区已超过1年，又因其他各种人为原因，玩家根本看不到开放新版本的希望，戏称忘了开。

舅舅——恩基爱某坛友发贴称自己有个舅舅在九村工作，他能够得到关于游戏动向的第一手信息，于是“舅舅”一词便在恩基爱风行，成为“消息灵通”人士的代名词，随后在等待TBC的过程中，涌现出了大批的真假舅舅。
　　TBC时期恩基爱着名舅舅为你而死也在本部作品中跑龙套。后来在WLK等待的过程中，以老刀舅舅为代表的舅舅党，实为运营商忽悠玩家的工具，在各种“即将公布的事实”最终让玩家失望之后，舅舅一词从当初被坛友热捧和尊敬，变成含有贬义的词语。


名词解释

00:31　　2009年7月1日——指的工新部绿霸花季护航强制上线的时间。

00:40　　开始一段是套用的绿霸上线时，网络上有一段恶搞绿霸和终结者的剧情。

01:38　　鸡舞团，肥猪流，火星文都是恩基爱80后玩家所鄙夷并抵制的东西，由于90后玩家大多与这些有关联，也一并被鄙夷并称为“脑残”。

     163万人——网毅的网址是163

01:50　　骷髅党——见背景资料

01:57　　终结者——　　终结者的剧情：公元2029年，经过核毁灭的地球已由电脑“天网”统治，人类几乎被消灭殆尽。剩下的人类在领袖约翰康纳的领导下与电脑英勇作战，并扭转了局面。“天网”为了改变这一切，制造了时光逆转装置，派遣终结者人型机械人T-800回到1984年，去杀死约翰的母亲莎拉康纳，以阻止约翰的诞生。约翰发现了一这阴谋，攻占了实验室， 战士卡尔雷斯自愿通过时间通道回到1984年保护莎拉。本部作品的剧情设定是杨叔为天网（即绿霸）在未来派出的终结者，网毅则是骷髅党在未来派出的保卫者。

02:04　　杨叔在作品中的形象完全是COSPLAY《终结者2》里面那个经典的机器人头。

02:53　　网毅的操作系统面板——高清版才看得清楚，网毅的操作系统右侧读出来的文件夹，其实是男生存放爱情武打动作片的常用文件夹名。

03:04　　网毅GPS读出来所处的位置是XX戈壁，网友多年前就流行的一个恶搞。

03:23　　银鳞胸甲——魔兽相关动画片《我叫MT》中的台词“银鳞胸甲，蓝色品质……”

   　　阿迪王——全球知名品牌，Made in China。

   　　暴击猎枪——血环部落服务器玩家高原机器私吞黑掉掉暴击猎枪，之后被人刷屏谴责3年至今。

03:50　　网瘾战争的Logo是COSPLAY COD系列的Logo，发光，字体，以及后面的绿色波纹，都与COD一致，代表战争。电流代表杨叫兽的点击治疗，最后中间被打上了一个WOW的图标，意思是由WOW引起的这场战争。

03:57　　盗贼皇帝PVP视频shurrik2中，经典的一场PVP（虽然最后被PPPPVP了）镜头。

04:02　　三季稻——着名玩家，有“联盟小号收割者”之称。在他数年如一日的努力收割下，活活的把艾萨拉服务器从联盟优势服杀成部落优势服，三季稻也藉此成为了魔兽世界几大教主之一，“玩魔兽世界，你要说你不知道三季稻啊，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关于三季稻的百科，感兴趣的网友可自己搜索。

04:08　　知名老中医——各地常见的治疗疑难杂症小广告。　　

04:20　　地图上方——禁止等字样和马塞克，该区域为WLK版本的主要内容。意指国服巫妖王之怒版本审批被卡，砖家叫兽们给出的理由就是那些字样。　　

04:26-04:39　　70码这个不用过多解释了，不明真相的网友请自行搜索。　　

04:55-05:13　　来自魔兽世界的一张图片《七区联盟的幸福生活》。　　
        当年魔兽7区开放距离6区开放已经大半年，众多慕名前来的新玩家久等之后，蜂拥进入，由于当时部落阵营的天赋PVP倾向比联盟大，导致绝大部分玩家纷纷选择部落，造成了许多服务器阵营极度的不平衡，部落玩家难得一见联盟玩家，偶尔野外发现一个联盟玩家，便会有大批的部落玩家蜂拥，或追杀或帮助。后来有人上传了一张一群部落玩家追杀一名联盟圣骑士的游戏截图，并做了配文，取名《七区联盟的幸福生活》以此表达对阵营失衡的感慨和无奈。视频中的台词就是从截图中来的。更后来，国服更新3.05版本以后，圣骑士的PVP能力变得十分强大，有好事者把《七区联盟的幸福生活》PS恶搞以后，变成了一名联盟圣骑士追杀一群部落玩家。　
　
        脸疼——因为3.05版本以后圣骑士PVP能力超群，其他职业很不满，纷纷表示：只要圣骑士把常用技能的快捷键绑定到键盘上，用脸随便滚几下键盘就能打赢别人。更有人发了一个用脸滚键盘打赢竞技场的视频，脸疼意指脸滚键盘用力太猛了。墙上涂的内容，我们都已经习以为常了。而且那2个号也是真实的，不信自己去搜一下就知道，有一个还是从一张图片上来的，作品中做了真实还原。　　

05:24-06:30　　吐槽钓鱼执法，台词：涉嫌非法营运，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取证手段并无不当
        吐槽南京彭宇案，台词：与常理相悖　　台词均为警方和法院的原文　
　
06:39　　要像13块满仓中石油那样淡定——“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满仓中石油。”　　

06:42　　五折叔还是47岁，五折叔便是恩基爱论坛的舞者，论坛传言已经47岁，在这部作品的上一部作品《巫妖之择日再开》中已经标明是47岁，这部作品时隔一年之后发布，所以打上了“还是”字样。　　

06:49　　魔兽世界国服的版本落后得太久，各种不分团和道德败坏的毛团纷纷冒出，引发了旷日持久的关于不分团游戏道德的争论与毛团的谴责，至今仍在继续。公正徽章作为游戏中人人有份的物品，“公正徽章不分”成为反对不分团的玩家讽刺不分团的一个经典。　　

07:16　　临时性即意掉线——吐槽“临时性即意强奸”，2009年10月29日，湖州市南浔法院判决了一起强奸案，两名被告人邱某和蔡某因强行和刚参加完高考的陈某发生性关系，被判有罪，入狱三年。在法院的判决书上，认定两名罪犯属“临时性的即意犯罪”，因此给予酌情从轻处罚。由于“临时性即意”从未在法院判处当中出现过，由此引发了广大群众对此事件的极大关注和讨论，大多数人质疑此判决有为犯罪人开脱之嫌。　　

07:38　　凯尔萨斯拿个橙色弓，还当个宝——某服一名小白猎人玩家在参加风暴要塞赏金团的时候，把游戏中临时的橙色武器当成宝贝，拿了以后跟团长说没带够钱就退团跑路，成为魔兽世界一大笑话。一些老玩家常用这个典故来嘲笑那些玩游戏急功近利又道德败坏的菜鸟玩家。　　

07:44　　水产之书，在上一部作品中开放巫妖王的神物，指的是一种横着行走的水产动物。当时玩家纷纷认为该动物是巫妖王开放时间延迟的原因。　　

08:09　　丁撒石，网毅的大老板丁磊，江湖人称三石哥。　　

08:29　　3.137.158.21——出自恩基爱论坛sun，2009年7月9日sun在论坛发布了这么一组数字，当时并未说明含义，引得众多猜测。本部作品发布后，sun发贴做出了解释：7月15日国服更新燃烧的远征3.13版本，巫妖王之怒版本的开放时间，当时很有把握的时间是7月15日到8月21日之间。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推迟，至今仍未开放巫妖王之怒。　　

08:42　　法定成年岁数35岁——出自着名网瘾砖家陶教授的言论，他在电视媒体的采访中发表言论认为：一个人35岁才能算成年　　

08:50　　八心八箭，AIPC，金坷垃，都是电视购物中的神物！　　

08:59　　要你命30X100——就是《国产凌凌漆》中的要你命3000，终极大杀器。　　

09:02　　上甘岭——ACFUN的知名歌手爱情上甘岭，江湖尊称上老师。　　

09:16　　暴风引鹰——2009年5月19日中国遭遇网络堵车，十数个省市的互联网陷入瘫痪状态，电信方面调查排除故障后，称此事故因暴风影音网站而起。　　

09:23　　瑞狮——瑞星的logo是一只狮子。吐槽瑞星杀毒性能低下，瑞星杀毒软件曾出现过误杀Outlook邮件的事情，被戏称为娱乐公司。　　
     卡八司机——卡巴斯基杀毒软件　　

09:29　　心神不宁——2009年6月18日播出的《焦点访谈》节目中，一位名叫高也的大学生接受采访时痛斥了“谷歌中国”链接色情信息，说黄色信息害得他的同学“心神不宁”。高也在节目中斥责“谷歌中国”链接色情信息给周围同学带来不良影响时说：“我觉得这个黄色啊什么淫秽信息在网上那个毒害特别大，特别是经过一些像Google这样的链接，那种毒害特别大。就是我一个同学，他以前就比较好奇这些东西，他就去点击黄色网站，搞得那段时间心神不宁。后来国家打击淫秽黄色网站，他就没上网了，那段时间好了。但后来他又发现，通过Google这些用户比较多的搜索引擎可以打开这些网址。然后又进入了这些黄色网站，链接特别多，导致又反复了。”之前CCTV报道中出现的“很黄很暴力”就被网友用于调侃，“心神不宁”由于被大家认为与“很黄很暴力”有异曲同工之妙，也迅速地成为了一个网络热词。　　

09:29　　“一个爷们”政策——　　“曾哥”一词传开之后，大有与春哥并尊之势，春哥的粉丝团发表官方声明：　　最近网络上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不法分子丧心病狂地打出了“曾哥纯爷们！铁血真汉子！”的反动口号，妄图制造“两个爷们”、“一哥一弟”的局面来颠覆“一个春哥”的不争事实，对此我们广大春哥信徒表示强烈的谴责以及深深地愤怒！！！　　在此，我谨代表广大春哥信徒再次重申“一个春哥”的立场永远不变！世界上只有一个春哥！只有春哥才是纯爷们、真汉子！任何妄想通过制造“两个爷们”、“一哥一弟”的局面来颠覆春哥纯爷们地位的行为都是不得人心的！最终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09:48　　江湖传说：信春哥，死后立即原地满血复活；信春哥，ROLL100；信春哥，得永生……　　

09:54　　战斗力高达4000万——官方公布的绿霸研发耗资4000万RMB。　　

10:22　　恩基爱标准——因恩基爱论坛常有人在发贴中有意无意的吹嘘自己的人生和游戏如何了得，便有好事者总结发布了恶搞版恩基爱网友人生标准。　　

10:30　　拉黄鱼车的家伙——朱骏年轻时候拉过黄鱼车。　　

10:43　　正龙拍虎，秋雨捐书——近年的热点事件，周正龙因此被判入狱，余秋雨的形象也大打折扣。　　

10:48　　造天亮——中国着名足球运动员李毅在俱乐部主教练迟尚斌离任时对媒体表示“天亮了”后，该名言在百度李毅大帝吧广泛流传。　　

10:56　　网友常用来恶搞的4个老外照片，具体出处不详。　　

     求交往——网络上追求异性的常用搭讪语。出处是恩基爱坛友向版主哈娜美眉求交往，现已有恶搞倾向。

   　　网毅承诺开服后为玩家办的实事，背景为长了翅膀的科多兽，在魔兽世界中，科多兽是牛头人的坐骑，意指网毅吹牛吹得牛都上天了，也在谴责和讽刺现在的无良网游运营商吹嘘造假的宣传欺骗玩家。]]> Wed, 10 Mar 2010 21:39:20 GMT
也许几年之后的山寨电影会这样恶搞纳美人：绿巨人躲到潘多拉星球之后，寂寞难耐，忍不住搞上了一匹母斑马，他们共同的后代就是身长3米高、绿色皮肤、长着斑马纹的纳美人。但这样的恶搞一点都不会影响我对纳美人造型的认可，反倒是这些斑马纹的“绿巨人”，让我看到了人性可爱的另一面。纳美人善于与潘多拉星球上的其他动物交流，就算是对自己刀下的猎物，也要敬畏地感恩，感谢他们牺牲躯体成全他们的生存。纳美人同时还善于与自然界的植物交流，尊重植物的生长，对木精灵种子敬仰和对圣树的图腾让他们得到一个和谐的家园。纳美人绝不滥杀无辜，就算是出手救人，冒死搏杀了几只穷凶极恶的毒狼，也会心存悔疚，自觉荼毒生灵。影片里除了几个标志性的异兽，让我眼睛为之一亮的小玩意不少：飘荡在空中的精灵水母，带着类似直升机彩翼一般的精灵蜥蜴，一碰就叮咚收缩的螺旋草，天真的孩子一样游荡的木精灵……都会引来内心深处的惊叹与哗然。

此前有报道称卡梅隆说《阿凡达》的美是从张艺谋哪里偷来的，这话估计是个玩笑话，要么就是宣传的噱头。堕落的张艺谋何德何能，能让卡梅隆成为他的粉丝？果真那样的话，那将是世界电影的一种“2012”——灾难！话说22岁的卡梅隆观看了十遍乔治·卢卡斯经典科幻片《星球大战》之后，任督二脉打通，天眼开启，从此好片不断，一次次刷新票房神话，1984年《终结者》全球票房7000万美元，到了1991年《终结者2》则狂收5亿美元，1994年《真实的谎言》3.7亿美元成绩也不俗，到了1997年《泰坦尼克》更是创下了18亿的票房神话。说到票房，有人可能又要拿出来说事了，但和卡梅隆影片美誉和票房双赢完全不一样的是，中国电影所谓大师往往相反，票房线直线上升，美誉度却是连年下降，到了几乎崩盘的边缘。所以说卡梅隆跟张艺谋偷“美”，那是胡扯蛋。

有人说《阿凡达》剥离出瑰丽的制作外的剧情也没什么了不起，这我同意，编剧不过就是给善良的主人公树立一个自大狂妄不通情理甚至不择手段的大反面，对立和剧情冲突就这么发生，但不管《阿凡达》剧情的骨架如何模式化，我们要看到的是，在这个模式化的骨架上，卡梅隆却做出了一个超乎我们想象的令人叹为观止的崭新世界。《2012》亦如此，标准的好莱坞式的故事框架，但是人家装进的却是摧枯拉朽震撼人心的视觉盛宴。作为商业电影，能像《阿凡达》或者《2012》那样震撼人的心灵，那就是大成者。记得张艺谋的《英雄》之后一个著名的导演跟我说：“这有什么呀，给我那个钱，我也能拍，没什么了不起的。”多年过去，这位导演除了拍些清宫烂剧，也没见他有任何作为。而继《英雄》之后，中国电影市场并不缺投资，号称过亿投资的大片也有之，但除了几部伪大片，激发观众口水外，连开启中国票房市场的张艺谋，也沦为了《三枪》这有的“山寨王”，成为众怒之下的头号靶心——今年中国电影第一届“金扫帚奖”非他莫属。

今早本有二度观看《阿凡达》的机会，最后还是把电影票给了谭飞和曾子航，好东西要分享。谭飞看完说：“《阿凡达》这种电影中国导演是拍不出来的，就算给他们30亿人民币，最好的技术。观念——某种想象力的飞翔是必须在自由状态下才有的。”这话有所影射，前半句我很认同。就目前那几位被票房冲昏了头脑的所谓中国大师，就那些急功近利的山寨电影导演，除了玩弄点小丑玩意，他们还有什么想象力可言？

《阿凡达》胶片版、3D版、IMAX-3D版等多个版本同步推出已经引发了一场世界范围的电影观念和技术的革命，《阿凡达》的到来可以说为中国导演上了一堂很好的耻辱课。中国电影还真不是什么杨子荣能逞强的环境，为了票房份额搞暗战，搞无间道，搞潜伏，中国人似乎就好玩这手，才不管是不是低级的玩意。过去的一年是烂片的盛年，大家有目共睹，所以谁也别跟谁较劲了，有本事拿出几部实实在在的作品说话，别急着说给全球市场投几颗响蛋，能真心诚意的虏获几位中国观众就阿弥陀佛了——花钱进电影院吐口水去，傻子才会老干。看吧，别看《阿凡达》迟到了，票房的后劲会十足，而且最后还烙下一个深刻印记：这就是中国电影和世界电影的差距！世界级大师和中国导演的差距！
]]> Wed, 10 Mar 2010 21:39:20 GMT 一般音译为“可莫其”，正确发音是：克一莫其一一
止めて（yamete）＝不要
一般音译为“亚美爹”，正确发音是：亚灭贴
いたい（itai）＝疼
一般音译为以太，
行く（iku）＝要出来了
一般音译为一库，
そこ...駄目（soko dame）＝那里……不可以
一般音译：锁扩，打灭
はつかし(hatsukashi)＝羞死人了
音译：哈次卡西
あたしの奥に（atashinookuni）＝到人家的身体里了
音译：啊她西诺喔库你
ha ya ku就是快一点
もっと、強く（再用力点） mooto, tsuyoku
音译：默托，次瑶库]]> Wed, 10 Mar 2010 21:39:20 GMT   陈希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市长 贪污罪、玩忽职守有期徒刑16年。 7- 31/1998   　
  王宝森,北京市副市长 贪污公款25万元和2万美元，挪用公款１亿多元和2500多万美 元，开除党籍，于同年4月4日自杀。 依法不再追究刑事责任。 7/1995
  铁英,女,65岁,北京市人大副主任,受贿43万,15年 3/1997   　
  黄纪诚,65岁,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受贿22万,10年 3/1997   　
  刘金生,北京市延庆县委书记   　
  陈铭,北京电子动力公司总经理,死刑   　
  周北方,42岁,首钢控股（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10个月内受贿982万港币,死缓2年  11/1996   　
  陈建,38岁,北京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受贿15万,15年 11/1996  
　
中央各部委   　
  李效时,国家科委副主任,20年   　
  李纪周,公安部副部长,特大走私、受贿数千万元案 难逃死刑 9-15/2000   　
  罗云光,铁道部副部长,于1990年因收受贿赂立案侦查，因在规定期限内自首，依法免于起诉。   　
  张辛泰,铁道部副部长,徐鹏航 国防科工委副主任,以股票上市职权谋私   　
  吴文英,中国纺织总会会长 以股票上市职权谋私,其子收受股票溢价暴利达89万元,党纪处分   　
  郭子文,中国煤炭销售公司总经理,死刑   　
  鲁家善,中国交通银行副行长,受贿,缓刑三年 6/1998   　
  鞠建太,56岁,当代世界出版社副社长,收外商327万,死刑 7-6/2000   　
  戴兰生,葛洲坝三峡实业公司总经理,亏损额4.3亿元,葛洲坝集团公司设备副局长   　
  康辉,葛洲坝集团公司人事部工资福利司司长,10年
　
上 海   　
  祝文清,56岁,上海市卢湾区副区长,受贿14万元,15年,1-15/1994 
  　
广 东   　
  于飞,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营私舞弊,开除党籍 10/1998   　
  欧阳德,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东莞市委书记,严重受贿,开除党籍,15年。 4/1996   　
  杨启周,广东省阳春市副市长,贪污和买凶杀人,逮捕 1/1998   　
  陈同庆,湛江市委书记等8人特大走私、受贿 死缓 5-12/1999   　
  马红妹,广东汕尾市市长 贪污、受贿 有期徒刑8年。 5-29/1998   　
  郑荣芳,恩平市副市长 死缓 10-9/1999
  王炬,深圳市副市长,严重违法违纪,被查处   　
  李锡鹏,男,44岁,广东省惠东县县委书记 走私放行、玩忽职守 5年 10/1998   　
  李彬南,男,55岁,广东省惠东县县委副书记、县长 玩忽职守 4年 10/1998   　
  岑焕仍,恩平市江洲镇长、党委副书记,贪污公款（澳门豪赌）1761万,死刑 3/1988   　
  杜杏祥,清远市口岸办主任 澳门豪赌、400万公款输光   　
  伍连贵,江门市贵联企业集团总经理 澳门豪赌6千多万、诈骗银行贷款9千多万,死刑 10-11/1999   　
  谢鹤亭,广东天龙集团董事长,死刑   　
  黄炎田,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 资不抵债146亿元 逮捕 7-13/2000   　
  洪永森,广东省惠州市公安局局长受贿港币243万元、人民币127万元   　
  邵汝材,广州市财政局局长兼党委书记、市地税局、国资局长 受贿挪用公款109万 元 有期徒刑20年   　
  钟进 46岁 雷州市水产局副局长、渔政海监大队长 玩忽职守导致11人死亡 4年  9/1996年   　
  高森祥,中信银行深圳分行行长受贿人民币63万元、港币148万元   　
  彭虎,深圳市南山区人大主任、政法委主任、公安局长   　
  何本初,深圳市南山区区长
  虞德海,深圳市宝安区区委书记   　
  王建业,42岁,深圳市计划局财贸处长 受贿、侵吞公款人民币1000万元,死刑 7/1995   　
  史燕青,女,32岁,深圳市招商局蛇口工业区石油化工公司业务部副经理,贪污250万,死缓2年 7/1995 
  　
海 南   　
   韦泽芳,66岁 海南省人大副主任，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受贿6万并已退出 5年  6/1997   　
   李善有,海南省政府副秘书长,辛业江,海南省人大副主任,收受股票等严重违法乱纪,开除党籍，依法逮捕 1998   　
   黄贵兴,50岁 三亚海关关长,与情妇共同受贿57万元 8-29/2000   　
   戚火贵,海南省东方市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受贿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死刑   　
   符荣英（戚妻）,中国银行东方支行行长,受贿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16年 11/1998   　
   王德法,51岁,海口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受贿30万、徇私枉法 18年 9-11/2000   　

广 西   　
   成克杰,广西自治区主席、省委副书记,巨额受贿,死刑 (其情妇李平判无期徒刑) 9- 7/2000   　
   徐炳松,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受贿,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10万元 8- 27/1998   　
   李乘龙,广西玉林市委书记,贪污,牵出地区的三任地委书记及一大批官员   　
   陆世长,广西隆安县公安局长,qj民女、幼女、恶霸淫棍、索贿受贿,死刑   　
   杜宝成,南宁市副市长 受贿60万、挪用公款100万,逮捕法办   　
   俞芳林,广西玉林行署专员,94-96年即受贿90余万   　
   吴耿岳,广西玉林陆川县副县长,受贿600万以上、买官行贿350万、贪污罪,死刑12- 12/2000 
  　
东 北   　
   马向东,沈阳市常务副市长,豪赌输掉4000万元（共13名昏官）逮捕 8/1999   　
   毛景祥,63岁,阜新市公安局长,贪污300万、插入近远亲属128人到本地公安系统形成 ‘毛家警察局’通缉犯 5-17/2000   　
   焦晓志,丹东市体改委副主任,利用管理专用资金受贿40万、挪用10万,有期徒刑15 年 11-/2000   　
   薛景文,男,43岁,吉林省总工会副主席,贪污受贿14.7万,无期徒刑 4/1995   　
   朱胜文,哈尔滨市副市长,索贿受贿,无期徒刑   　
   张庭浦,哈尔滨国贸城总经理 贪污带出67人被刑事立案,大庆市国税局原局长被起诉   　
   张新民,吉林省委副秘书长
  　
河 北   　
   姜殿武,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河北保定地委书记,受贿,10年 11-27/1998   　
   王春然,河北省卫生厅厅长、省政协常委 严重失职 撤消职务、留党察看两年   　
   胡景然,河北省卫生厅厅长,严重失职,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   　
   张二辰,涉嫌重大经济犯罪,罢免全国人大代表职务、立按侦查   　
   李明珠,邢台地区行署专员   　
   姬向午,秦皇岛市财政局长,钱色交易55万元,开除党籍、逮捕 8-15/2000   　
   程贵卿等,张家口市西区法院院长,法官特大窝案受贿案 
  　
河 南   　
   周华孚,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河南分公司总经理 贪污索贿33万元、挪用公款5900万元   　
   武振国,洛阳市委书记   　
   朱振江,鹤璧市市长、市委副书记受贿罪12年 12/1997   　
   曾锦城,河南省周口地区行署专员，地委副书记 受贿罪15年 8/1997   　
   杨善修,河南省安阳市市长、市委副书记 1998年春
  　
福 建   　
   庄如顺,福建省公安厅副厅长兼福州市公安局局长 受贿54.55万121辆走私车违法办 罚没证 受贿、滥用职权罪,死刑 11-08/2000   　
   刘丰、李兰英夫妇 厦门市委副书记 受贿45.6万元、74.8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无期 11-08/2000   　
   杨前线 厦门海关关长 受贿140.7万元及包养情妇巨资、放纵走私罪 死刑 11- 08/2000   　
   陈国荣、蔡双敏夫妇 福建省中国银行行长、副行长 为远华集团提供资金和外汇二 亿美元，受贿罪,死缓 11-08/2000   　
   赵克明、苏水利、陈植汉 厦门市副市长 厦门华远案,蓝甫,厦门市副市长、国家安全局兼职官员,受贿505.76万元,受贿罪,死刑 11- 08/2000   　
   郭晓玲,厦门市委常委45岁 厦门大学毕业 受贿   　
   叶季湛,厦门市工商银行行长 受贿295万元、走私491万元、偷逃税款9655万元 死 刑 11-08/2000   　
   张永定,福建省武警总队海警二支队长 无期 11-08/2000   　
   王可象,厦门市公安局外联处处长 受贿90万元、偷逃税款1766万元 死缓 11- 08/2000   　
   吴乌?陈少熙,厦门海洋实业总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   　
   郑建社,厦门市建坤实业发展公司总经理 受贿 154万元   　
   吴跃毅,厦门市经济技术协作集团公司总经理 侵吞公款53万元及美金2.3万元   　
   黄勇鸿,福建省委政法副书记石兆彬的秘书 为远华案主犯赖昌星通风报信   　
   丁仰宁,福建政和县委书记 买卖官职、收受贿赂 100多万 无期徒刑（同案涉及官员 200多人）   　
   毛玉良,厦门海事法院院长 违纪被撤职 9-10/2000 
 　
浙 江   　
   许运鸿,55岁 中央候补委员 浙江省副省长宁波市委书记 滥用职权14亿 开除党籍、 10年 10-17/2000（妻傅培培同案）   　
   罗鉴宇,浙江省新闻出版局局长,以权谋私、建设受贿 移送检察机关 12-4/2000   　
   叶德范,杭州市副市长 建设受贿、数额巨大,移送检察机关 12-4/2000 （流传自杀 未遂）   　
   位保国,浙江省边防总队政委 走私贪污,3500多万关税流失 20年 7-24/2000   　
   耿永祥,53岁,杭州、苏州海关关长 受贿180万 死缓2年 7-17/2000   　
   陈立钧,50岁,舟山海关关长,庇护走私受贿百万 无期   　
   周建国,44岁,浙江温岭市长,受贿100余万元 无期 8-02/2000   　
   王超云,温岭市副市长,滥用职权,缓刑2年   　
   谢邦建,宁波市常务副市长,受贿,死刑   　
   杨卫中,55岁,温岭市委常委、公安局长 受贿美元5千、人民币4万元 14年 10- 23/2000   　
   杜金土,52岁,杭州市交通路桥处长 受贿40万 无期   　
   宁坤源,56岁,长兴县交通局长、长湖申航道工程副总指挥 受贿、玩忽职守 9年 4- 12/1999   　
   陈卫新,富阳市交通局局长、党委书记 受贿21次共25万元 11年 01-02/2001   　
   孔哲,52岁,原兰溪市委书记,因不正常男女关系而杀人,自首拘捕 10-26/2000
  　
江 苏   　
   ******************,省建委主任、建设厅长,原任盐城市长,索贿受贿、生活极端糜烂   　
   潘宝才, 南通市副市长 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无期徒刑   　
   邓斌,女 57岁,无锡市新兴实业总公司总经理,行贿受贿、玩忽职守、贪污、投机倒 把罪 死刑 11/1995   　
   黄世战,50岁,常州市监狱长,受贿43万,15年 10/1997
  　
山 东   　
   胡建学,46岁,山东泰安市委书记 集团受贿61.6万 死缓2年 4/1996   　
   卢胶青,山东泰安市委常委、秘书长   　
   孔利民,山东泰安市副市长   　
   徐洪波,山东泰山市石化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乔善泉,山东泰安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贪污受贿   　
   肖作新、周继美夫妇 阜阳市长 贪污受贿600多万、1200余万巨额财产来历不明 待 判 8-10/2000   　
   杨永新、孟丽娟（夫妻）,山东滨州市市长,共同索贿受贿,分别被判刑8年和缓期3年   　
   王树文、徐峰丽（夫妻）,山东日照市委书记,共同受贿4.9万元，非法所得18万元， 走私摩托200万元 9年和4年   　
   刘洪熙,56岁,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 受贿35.6万般无奈 无期徒刑  1/1997
 　 山东商河县县长卖官鬻爵一审被判无期 9-21/2000
   青岛市,城阳区粮食局局长,贪污,死缓 
  　
安 徽   　
   洪清源,安徽省委常委、秘书长,受贿,10年 2/1987   　
   陈晓,58岁,安徽省电子集团公司总经理,受贿50万,10年 3/2000   　
   徐? 臣,56岁 安徽省电子集团公司党委书记 受贿4万,2年 3/2000 
 　 亳州市巡警大队长,贪污盗窃,变打假为“假打” 被判刑   　
   肖作新,阜阳市长 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1200万,无期 11-29/2000   　
   周继美,阜阳市长之妻、市社会保障局负责人 贪污受贿、倒卖土地使用权得利534万,死刑 12-8/2000 
 　
江 西   　
   倪献策,江西省省长   　
   胡长清,江西省副省长,行贿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死刑 3-8/2000   　
   魏时中夫妻,江西鹰潭市副市长,共同犯罪,分别被判刑15年和4年
  　
湖 北   　
   孟庆平,湖北省副省长、曾任海南省副省长,受贿,10年 12/1999   　
   李大强,湖北省副省长 借股票上市以权谋私 受贿16万元,开除党籍、公职 9- 25/2000   　
   张维先,湖北省府副秘书长 借股票上市以权谋私、受贿3万元 留党察看2年、双规   　
   陈家杰,湖北省黄石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违批赌场受贿、借股票上市以权,谋私 12-12/2000   　
   李传鹏,湖北省粮食厅副厅长,判刑
 　 黄伟如,湖北国际信托公司董事长,15年   　

湖 南   　
   欧阳松、白建怡（夫妻）湖南省工商局长、党组书记 受贿104.8万元、灰色收入334万元,死缓2年、没收40万元 11-3/2000   　
   林国悌,湖南省机械工业局局长,受贿,死刑   　
   瞿宝元 湖南省财政厅厅长   　
   张德元,湖南国际信托公司董事长,死刑   　
   戴天敏,投资银行湖南省分行行长,死刑  　
   刘宜清,工商银行湖南省分分行行长,死刑  
　
四 川   　
   刘忠山,四川省交通厅厅长、高速公路建设公司董事长,贪污1000万元,死缓二年 9- 11/2000   　
   郑道访,四川省交通厅副厅长,受贿700万元及500万元财产来历不明,死刑   　
   张育仁,省体改委主任,收受受贿巨额原始股案,被捕待审 11-28/2000   　
   曾兴民,乐山市副市长,挪用公款56万元
   王进,北海国际招商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刘忠山案）无期并处罚金20万   　
   刘希荣,四川中辰律师事务所主任（刘忠山案）15年并处罚金10万
  　
云 南   　
   云南昌宁县反贪局长,贪污公款,法律制裁 9-09/2000   　
   褚时健,云南玉溪红塔（集团）董事长,无期徒刑   　
   谢韬,34岁,思茅市长,3年任免干部1288人，任人唯亲、挪用公款 逮捕 
  　
贵 州   　
   常征,贵州省政协副主席,收受贿赂,撤职查办 1997   　
   金鉴明,贵州对外经协办公室主任,无期徒刑   　
   郭政民,贵州省公安厅厅长,9年   　
   阎建宏,女,61岁,贵州国际信托公司董事长,贪污受贿、投机倒把、挪用公款,死刑 12/1994 
  　
西 北   　
   贺明保,甘肃省公安厅厅长   　
   李连维,60岁 甘肃省机械工业厅厅长、集团公司总经理 非法贷款担保、受贿　　 　 15年 3/1996   　
   周长青,西安市机电设备公司总经理 贪污挪用公款澳门豪赌5000万 死刑 4-20/2000   　 --- 宁夏安全厅厅长 违规购房、公款装修 免职   　
   周文吉,宁夏政协副主席 以权谋私 开除党籍 9-09/2000  
   韩福才、马玉龙（小22岁的妻子）　青海省人大副主任　受贿同时判刑 8年   　 　
   张光汉,青海省公安厅副厅长 涉嫌受贿 畏罪自杀 1999  
   满光宗,青海省公安厅办证处长 涉嫌受贿 畏罪自杀 1999 
   程元德,西北巨贪   　
   陈宝叶,1300万元国资从他手里流失   本表截止2000年12月。]]> Wed, 10 Mar 2010 21:39:20 GMT 对于这一学生暴力事件，南方发展研究院心理研究所主任赵凡仪女士认为其之所以发生的主要原因有二，其一为“时下学校”对学生的“惩处方式”的缺席，其二为“时下家庭”对孩子的“礼貌教育”的缺失，导致学生的行为比较放纵。另外，她还以韩国至今仍保留“戒尺制度”为例，反证我国的学生多是碰不得的“玻璃孩子”，并且表示学校应“明确奖罚，至少让学生有所畏惧”。
实在令人难以想象，作为心理研究所主任的“专家”级人物的赵凡仪女士，对上述案例解释竟然显示出她的逻辑是如此地简单粗暴，她的思想是如此地陈腐落后，甚至——她是如此地缺乏心理学常识。她对“学生刀砍老师”事件的解读无非就是说，师尊生卑，学生应该“把老师放在眼里”，怕老师（即对老师“有所畏惧”），而达到这一“教育目标”的途径就是“戒尺”和“礼仪”，如果没有这两样东西，就可能发生“学生刀砍老师”之类的事件。
其实，“学生刀砍老师”的真正原因恐怕与赵凡仪女士的解读恰恰相反，甚至——正是赵凡仪女士所推崇的“在师长面前的尊卑、礼仪”和代表教师权威的“戒尺”导致了这一暴力事件的发生。
上课和同学讲小话，对于儿童来说，由于自制力有限，注意力难以长时间集中于一点的心理特征，恐怕谁都避免不了——甚至可以说这是儿童的天性。老师如果具有这一职业必需的一些教育心理学常识，在处理这种在日常教学中经常会碰到的事件时，可能就不会一味地批评学生，或象这位被砍老师一样，当众批评——甚至辱骂——学生，而不顾学生的主观感受。相反，老师应该首先反思的是自己的课堂是否太枯燥乏味，或过于“一言堂”，没有给学生的积极参与留下足够的空间。
在处理方式上，老师可以采取转移学生注意力的方式，或课堂后和学生交流的方式，来比较妥当地解决学生上课讲小话问题。如果老师认为学生上课讲小话是对自己尊严的冒犯的话，就会在言语或行动上表露出来，可能会由于只顾自身的感受而不考虑学生的感受，而造成对学生的有意或无意的伤害——甚至引发暴力事件。至于当事学生，我们可以认为他存在着用非暴力方式处理人际冲突的能力的缺失。但是，老师对待学生的方式与学生处理人际关系的方式之间往往存在比较强的因果性的联系。
按照现代民主社会的理念，老师和学生之间是平等的，哪有什么尊卑之分？但理念归理念，在大部分国人——包括很多教师和像赵凡仪女士这样的心理学“专家”——的意识或潜意识里，“师尊生卑”的传统观念仍然根深蒂固。正因为“师尊生卑”，所以老师能无视学生的实际感受和接受能力，无视其身心健康发展的科学规律，一厢情愿地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学生的身上。因为是“强加”，必定会引起学生或消极或积极的反抗，自然“戒尺”的“镇压”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在一定程度上，师生关系的紧张主要原因通常都是老师对学生的不尊重、不理解所引发的。这种不尊重、不理解主要表为老师对学生的“隐性暴力”与“显性暴力”——也就是说，很多老师通常用暴力的方式来解决师生之间的人际摩擦或人际冲突。
“隐性暴力”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成人本位主义”，即对作为教育对象的学生的心理缺乏应有的了解和尊重，不知道学生“有他自己内外两面的生活”，而是以成人的眼光将学生看成是“缩小的成人”，这样，老师很容易在“为了学生好”的名义下，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学生。
至于“显性暴力”，则有“语言暴力”与“肢体暴力”两种。前者指以侮辱性的言词责骂学生，后者指的就是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如果老师经常以暴力的方式来处理或解决师生或生生之间的人际摩擦或人际冲突，来实施他或她对学生的“教育”，就算老师是为了将“和平”、“道德”之类的崇高理念灌输给学生而如此这般，都会误导学生，让他们觉得暴力才是解决人际摩擦或人际冲突的唯一合理的途径，最终将导致他们以非暴力的方式来解决人际摩擦或人际冲突的能力的缺失。
杰克逊在1968年出版的《班级生活》一书将学校教育中有计划，有组织地实施的正式课程或官方课程称为“显性课程”，将学生在学习环境中所学习到的非预期的或非计划的知识，价值观念，规范和态度称为“隐性课程”。在“应试”主导的教育体制的压力和传统教育教学观念的影响下，我国的大部分教师将精力放在了“显性课程”的灌输之上，而忽视了“隐性课程”对学生可能产生的重要影响，从而产生了教育目标与教育结果的严重背离，即诗人海涅所说的，“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从某种意义上讲，“学生刀砍老师”事件并非学校教育中“惩处方式”的缺席，而是“惩处方式”的无处不在——教师的教育教学方式、处理校园内人际摩擦与人际冲突的方式、教师的权威地位、“显性课程”中大量存在的难以引发儿童兴趣的内容等等，从“隐性课程”的角度来说，无一不是对儿童心灵或肉体的戗害。很多人信奉“没有惩罚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其实，恰恰相反，“需要惩罚的教育才是不完整的教育”——因为所有的惩罚都是由外部强加的，很难引发人的内在生命的改良和提升。
从微观的层面上来说，中国的教育改革也要从清理和消除“隐性课程”对学生潜在的消极影响，重视和拓展“隐性课程”对学生潜在的积极影响入手，变“传递中心教学”为“对话中心教学”，让校园成为一个师生之间、生生之间平等地对话与交流的平台，才能取得实质性的成果，并有效防止“学生刀砍老师”之类事件的发生。
]]> Wed, 10 Mar 2010 21:39:20 GMT 笔者孤陋寡闻，不知道法官老爷们的下班时间居然还有“国际惯例”，而陕西省政府却白纸黑字地规定，从7月1日起执行夏令作息时间，下午上班时间是3点到6点，真是太落伍了，恐怕也难免这些法官老爷们的嘲笑罢。不过，仔细一想，法官老爷们的“国际惯例”似乎也有说不通的地方。俗话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如果再隔得远一点，那么连时间都不同——稍有一点地理常识的人都知道北京与美国属于不同的时区，北京是白天的时候，美国可能正是子夜。如果严格按照“国际惯例”，法官老爷们何不半夜爬起来去上班呢？此外，国外的法官们我想还不至于无聊到这个地步，在“上班时间”这个无关宏旨的事情上来个“国际惯例”。另外，不知渭南市其他机关是否也是像法官老爷们一样，有“国际惯例”可援引，也提前半小时下班。如果都是这样，倒不如让陕西省政府将作息时间改一改，让老百姓都知道，也不至于在法官老爷们或其他什么单位的老爷们的下班时去办事，“被值班门卫拦了一圈”，既浪费了自己的时间，违背了“时间就是金钱”与“时间就是生命”的智者的教训，又碍了老爷们的眼。如果并不都是这样，那就只能说这是法官老爷们的“单位惯例”，“国际惯例”只不过是他们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使用的借口罢了。这事儿是否应追究单位领导的责任，似乎也不用笔者多说了。
法官老爷们不像我们这些不学无术的法盲，他们对于国家的法律条文一定是很熟悉的，不知是否记得《刑法》里的“渎职罪”有“玩忽职守罪”这么一条，根据刑法规定，玩忽职守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由于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５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自然，法官老爷们提早半小时下班，似乎并没有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的损失，但是，当我们听到农民高声嚷嚷：“来了好几次，都说没人，法院的门也太难进了！”我们不能不说，这种行为己损害了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妨害了国家机关正常的工作和管理秩序。虽然农民或其他公民来法院办事的时候却碰上了法官老爷们“国际惯例”的壁，不得不悻悻而回，直接损失只是一点点时间与一点点车费，似乎并不是什么“重大损失”；可每天“被值班门卫拦了一圈” ，一年下来，他们的损失累积起来不知算不算“重大损失”？按照有关法律，按照“国际惯例”，不知道要追究法官老爷们什么责任？我想法官老爷们应该心里会有数的罢。
笔者也不唱什么高调，说法官老爷们应该争做什么“人民公仆”，只要他们也遵照“国际惯例”，拿了纳税人的血汗钱，依法老老实实地为老百姓办事也就万幸了。
]]> Wed, 10 Mar 2010 21:39:20 GMT 不过比特毕竟是比特，就算他“修成正果”的方式也显得与众不同。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显然，比特利用了这次出书的机会也大“秀”了一把，对比特而言，可谓“无处不秀”。在这种意义上，“作秀”成了比特的生活方式。
可以预料，比特的“出书秀”和他即将出版的书将招来大量的唾沫的砖头，在笔者看来，这恐怕既是比特所希望的，也是他所不愿意看到的——自己的“作秀”搅动了中国社会这一池浑水，不论是谁多少都该有一点成就感吧；可搅动的毕竟是一池道德浑水呀，这大约是身处其中的比特不愿意看到的吧。我们应该谴责比特的“另类”或者贬之为“哗众取宠”等等吗？其实大可不必。相反，我们应该感谢比特，他不但为我们沉闷的现代生活带来了一丝亮色，亵渎并解构了束缚的思想并使我们的生活变得单调、乏味、沉重的传统的“神圣事物”，而且，他就像苏格拉底的“牛虻”，不断地刺激着我们的民族在种种不必要的道德压力下变得麻木、迟钝的神经。
其实，中国自古以来就不乏“作秀”的人，但那时他们的所作所为却并不像现在，被“美其名曰”带着贬义意味的“作秀”，而往往被当成千古佳话，名士风流之类的轶事，广为人民大众称道与传播。姜子牙的“渭水垂钩”，可以叫做“钓鱼秀”，郑庄公的“黄泉会母”不妨称之为“政治秀”或“孝心秀”，冯谖的“长铗归来乎！食无鱼！”用现在的术语来说则是“乞讨秀”，而整部《世说新语》就是一本集后汉至东晋数百年来政治和文化方面的风流人物“作秀”之大成的书。但是，古人比我们现代人有雅量，他们很少向这些与众不同的作秀者身上吐“道德口水”，反而认为那是“真名士自风流”的表现，正是这种态度，使我们的祖先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我们现在还引以为豪的古代文明。
可现时代我们的民族却堕落了，崇尚“不为鸡首，不为牛后”的中庸哲学，从而失去了“作秀”和欣赏“作秀”的能力。虽然大众，尤其是新闻评论界都习惯于动辄引用各种“道德圣训”来教导别人，一本正经地板着面孔做人，对于稍稍逸出常轨的事物都缺乏宽容的心态，但却不得不说我们确实是堕落了。过度的道德即是堕落的表现。
不管怎样“另类”，只要无损于人，一个文明健康的社会都应该予以某种程度的包容与理解，并给予他们充分表达自己的个性诉求与生活方式的社会空间。比特们的出现考验并提升我们民族的宽容能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我们身上早已丧失的“作秀”和欣赏“作秀”的能力，似乎完全没有必要一棍子打死。在这个缺乏个性的现时代，笔者希望比特的书能唤醒更多的人心中潜藏的“作秀”欲望，从而使他们充分挖掘自己的“作秀”才能，以“作秀”为荣，以不会“作秀”或不能“作秀”为耻，在各行各业“大秀特秀”——多有“作秀”的人，神经麻木的中国社会才有恢复生气和活力的希望。
]]> Wed, 10 Mar 2010 21:39:20 GMT 在我的驾照上，写着“体重175磅”，这是三年前的数字，而我现在的体重是饭后160磅。一磅是454克，三年中减轻了十几斤，如果是明星的话大概也有记者来关心“减肥秘诀”了吧？

如果记者爱喝咖啡，我就对他说我的减肥秘诀是喝咖啡。我可以装得很一本正经地说：你看，我以前都喝软可乐啊果汁啊之类的饮料，三年前开始在目前的这个公司上班，公司里不提供免费的饮料和果汁，但是有免费的咖啡，我在上班的时候就都喝咖啡了……咖啡热量低，其中的咖啡因还有助于人体保持兴奋状态，身体燃烧的脂肪更多，时间长了就减肥了……

（估计不仅记者觉得“很有道理”，我都差点把自己忽悠晕了……）

如果记者喜欢自己做饭，我也可以投其所好。要把自己做饭跟减肥联系起来就太容易了：因为三年前我开始在公司工作，上下班时间都很固定，所以我基本上每天晚上都自己做饭吃。自己买菜做饭好处太多了……（此处省略1000字，可以由记者自由发挥）……而且，做饭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运动……与10分钟吃完加工食品就坐下来看电视或者上网相比，吃得好，动得多，就容易减肥……而且，自己做饭的话，会在吃饭之前已经闻了很少时间的食物气味，食物的气味是活性很高的食物分子产生的……它们被吸进体内会刺激大脑产生一种神经信号，传递到大脑的管理饱足信号的部位……而这种信号跟吃饭产生的神经信号频率和强度很相似，大脑就会以为已经吃过东西了……

（知识时代的忽悠一定要有技术含量，绝大多数读者无力去追究那些科学名词和“科学道理”的真实性。只要敢于拿着它们去砸人，就一定会有人被砸晕……何况，这么健康的生活方式，还跟记者的个人偏好一致，他能不大肆宣扬么？）

如果是个育儿刊物，那就可以跟“亲子”扯上关系了：三年前有了孩子，我觉得作为父母，让他吃好穿好是最基本的要求……更重要的是，要陪着他一起玩，一起认识世界……我每天下班后，都带着孩子玩……不但身心愉快，而且活动量增加，不知不觉中体重就减轻了……

（这么一举两得的好事情，育儿杂志不喜欢就怪了……）

对于现代社会的上班族而言，生活实在是紧张，上面说的未必符合他们的期望。所以，如果记者是一个忙忙碌碌的上班族，我就给他一个很雷人的秘诀：吃 “垃圾食品”减肥——现代人经常把所有工业加工的方便食品都叫做“垃圾食品”，即使因为工作的需要不得不经常吃方便食品的人也是忧心忡忡，觉得自己在燃烧生命……（记者大概会频频点头吧）……但是，我觉得（既然是“秘诀”嘛，一定要强调“我觉得”），如果恰当地食用方便食品，也完全可以帮助减肥……（记者的眼睛应该放光了）……象我们在公司里工作，中午吃饭的时间短，餐厅吃又很贵，我都是吃超市里买的方便盒饭……里面也是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蔬菜都有了……这个盒饭的量本来就不大，一盒就300大卡左右，但是足够维持下午的生命活动了……而且，大家都吃一盒，你也不好意思吃两盒……如果实在觉得不够的话，就再加个水果……你看，长期这么吃，又省钱又减肥……

（我想，这么别致的想法，应该是很有新闻价值的了吧）

……

类似的“秘诀”只要去牵强，总能附会上的。做明星的好处就是，如果你真的减肥了，或者“美丽”了，你牵强出来的“秘诀”就会有人相信。就像美国电影《律政俏佳人》里那位聪明能干又时尚的法律高材生，对于那位减肥教练就很崇拜——那位教练本身曲线玲珑，还有一系列减肥训练手段。可是教练最后被控杀人，连身为哈佛法学院名教授的大律师都认为没救了，她也不愿意出示不在杀人现场的证据——因为在案发的时间里，她正在进行吸脂手术！

一件好的事情发生或者存在了，我们总希望找出它好的“经验”。我们也可以很容易地总结出一大堆东西来。不能说这种总结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我们应该清楚的是，这种对单一事件的总结只能提供一些猜想，或者假说。它可能是若干个影响因素中的一个，甚至只是毫无关系的表象。我们的总结，往往是一厢情愿。即使是当事人的“切身体验”，也很有可能只是想当然。当我们把那些“经验”“秘诀”搬过来的时候，可能只是模仿邻居的美女捂心口皱眉头而已。

但是这些“经验”“秘诀”还是很有号召力。看了上面的话之后，博闻强记的小如说，这不就像安娜卡列尼娜里的“她因为想要忧伤的愿望而忧伤起来”了嘛？所谓的秘诀大抵如此，人们因为想要秘诀的愿望而相信秘诀的存在。小如又说，还有《潜伏》里的情节——地下党翻云覆雨，让特务头子相信了手下的特务是地下党，总结说“不是他们相信他是共产党，而是他们愿意相信他是共产党”。在多数情况下，“愿意相信”比起事实依据要强大得多。

两岁多的女儿看DVD，每当画面停顿了，她就会舞着双手说“动！动！”。当画面重新动起来，她就会很高兴，觉得DVD听懂了自己的指令。而作为大人，我们有时候也跟她们一样天真。
]]> Wed, 10 Mar 2010 21:39:20 GMT
　　超过七成市民受害后不报警，这样的数字比例，说得难听点，足以让“法治社会”这四个字蒙羞了。毕竟，警察是为市民提供安全服务的重要公共资源，现在却被市民普遍放弃了。

　　那么，市民在受害后为何不愿意警呢？调查显示，最主要是因为破案机会不大，其次是损失不大，再次是受害者怕麻烦。这些原因，相信会激起很多人的共鸣。我觉得，这一切的深层意味，其实也说明一种现象，就是警察也在放弃市民。

　　这话说得有些刻薄，可能很不受待见。不过，我觉得，看待市民与警察的关系，必须回到权利与义务的视角。警察是靠纳税人供养的，他们的职责义务就是保障市民拥有免于受害的权利。如果警察不能破案效率低下，大量浪费受害者的时间、精力以及金钱成本，岂不就是在催发市民放弃警察吗？这本身自然就是警察在放弃对市民的保护。

　　在网上，随处可见诸如“四次报警警察不来，一市民被歹徒刺死在家中”这样的新闻。除了警察不作为现象，最可怕的还是警察滥权事件层出不穷。特别是那位陈振翊的江西市民，在遭到不明身份的人殴打追击过程中，无数次报警，最后却被10多名手持枪支、盾牌、木棍的警员当场击毙。这起曾极受舆论关注的江西警察“击毙报警人员”事件，相信现在还会令许多人为之心悸。当警察的公权力经常凌驾于市民的私权利之上，这本身就意味着警察对市民的放弃。

　　我也承认，现在很多警察的确很忙。不过，警察到底为谁而忙，有时又是一个令人揪心的问题。以前看过一则报道，说的是陕西神木县公安分局打着“花钱买平安，平安促发展”的旗号，把辖区内的70余煤老板拉到内蒙古境内，开了一次座谈会，当场收取赞助费300余万元。正是此类令人心寒的事件，让诸如“警察沦为权力的家奴”、“警察变成了资本的家丁”之类的批评之声，一直不绝于耳。只知道为权力与资本服务的警察，自然也是在放弃普通市民。

　　特别想强调一下，这里所说的警察放弃市民，也并不是出于道德层面的放弃，更多的还是缘于现实制度执行的视角。我也深知，现实之中的确也有警察心系公共安全，怀揣为民服务理念，但是，我还是想说，没有必要以这种道德光芒来掩蔽警察的职责本义。更重要的还是要看警察这个群体到底为普通市民提供了怎样的服务。这些年经常强调“警力下沉”，问题是，现在警力到底有没有沉到街面上，警察的内心到底有没有沉到每个普通市民身上。

　　七成以上市民受害后放弃报警察，对讲究证据的警察来说，难道不就是一个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吗？那些放弃原因，其实更像是一种直接的控诉。由此，市民与警察，到底谁在放弃谁，这种关系也就不言自喻。权力抛弃权利，权利最终也会放弃权力，这是一种常识，其实也是求解警察为市民之间关系的一把钥匙。
]]> Wed, 10 Mar 2010 21:39:20 GMT
同行的结论是,內地的那些学生,似乎没有香港的这些聪明,当她谈到文革的时候,这些年轻的听眾不单单没有为自己不知道感到尷尬,反而对这个他们毫无兴趣,也不了解的话题显得不耐烦.当然还有一点,就是和香港一样,新闻学院绝大部分都是女生.

我知道,一场讲座,所有的印象只能来自台上台下的互动,也就是说,台下有怎样的问题,以及对台上的答案是否產生反应.

其实这位美国同行口中的香港的学生,百分之九十九是来自內地的学生,尤其是在讲座中提问的,应该是百分之一百.这两批学生唯一的不同,就是后者在香港待了差不多半年,他们看到的东西多了,听到的东西多了,於是,思考的方式,看问题的角度,和他们在內地的同龄人比较,可能因此而有些不同.

当然,也有可能是另外一种原因,並不是他们更聪明,而是他们只不过表现了一个真实的自我.因为他们所处的环境,让他们可以没有顾虑,而这一点,对於还在內地的学生来说,在公共场合,很难做到.我问过这些来到香港的学生,如果回到內地公开谈论一些关于政府的话题,你们会怎样表达?他们毫不犹豫的告诉我,当然是要谈正面的,因为要考虑到考公务员,找工作,万一有了不好的纪录,那不就没有了前途?在怎样的人面前说怎样的话,或许已经成为这些学生潜意识的一部分.

我自己在內地有很多次大学生互动的经歷,大部份的时候,可以感受到他们在努力的思考,以及活跃的思维.当然,因为信息量的不同,有些问题,他们无法像香港的那些內地学生那样,作出非常直观的比较.所以,或许,还是因为讲者的身分的关係.

如果同行的失望,是因为这些学生缺乏足够的资讯而无法產生互动,那是可以改变的,因为只需要培养求知欲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但是如果是因为她的身分,一个美国记者,学生们因此刻意隱藏自己的真实想法,因为大家过于明白在怎样的场合下进行怎样的表达,那才令人担忧的现状.如果大学里面的学生都已经如此的世故,又如何期待他们会在进入社会之后,引领说真话的风气呢?

说起我接触的这些內地学生,他们都很聪明,但也很实际,不光是我,就连只和她们短短一个小时接触的同行都可以感受到,这些年轻人之间的那种竞爭气氛.当我们討论记者这个职业的时候,他们更加关心的是技术性的,而不是价值观方面的问题,而新闻,其实无关技术,新闻就使关于价值.

当然,这个社会充满了竞爭,机会就这样多,起点又不公平,年轻人怎么能不著急呢?
]]> Wed, 10 Mar 2010 21:39:20 GMT 　　2004年，美国农业部率先调低大豆产量，导致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大豆价格连续上涨，涨幅近一倍。与此同时，不少大豆加工企业集中采购美国大豆。后来，美国农业部又调高产量数据，国际基金紧跟着反手做空，大豆价格突然直线下降。于是，巨大的价格落差一下子将众多中小企业逼向绝境。一般情况下，大豆压榨企业的资金大约有95％将用于原材料的采购。因此，大豆价格至为关键。在“2004年大豆危机”之后，国内压榨企业损失惨重，有近70％的企业停产，大量企业倒闭。

　　而此时在全世界控制着粮食生产运销的有四家公司，这四家公司的英文名字很有意思，在国际上叫做ABCD。第一家ADM（Archer Daniels Midland），所以叫做A ；第二家邦吉（Bunge）是B开头的，叫做B；第三家嘉吉（Cargill），C开头的，以叫C；第四家，路易达孚（Louis Dreyfus），D。所以四大粮商的名字合在一起就叫做ABCD。它们趁机低价收购中国破产的压榨企业，参股多家大豆压榨企业。世界四大粮商进场收购了我国70%以上的停工企业，从此中国的大豆市场受制于四大粮商，

　　先看A，与新加坡丰益集团共同投资组建了益海嘉里集团，这个益海嘉里非常重要，有很多跟益海有关的故事，就是A公司创造出来的。金龙鱼就属于A，它在国内控股的工厂和贸易公司已经高达38家，还参股了鲁花等国内著名的粮油加工企业，工厂遍布全国，堪称全国最大的粮油加工集团，它是属于A的，四大粮商之一A。
　　再来看B，2000年正式进入中国，已经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大豆和油籽供应商，目前该集团在中国已经运营三个大豆加工工厂，并且正在广州兴建另外一家工厂，这是B干的事。
　　C在中国20个省市投资了34家独资以及合资企业，在华投资项目包括饲料、蛋白、植物油，动物饲料和化肥等等。这是它做的事。
　　第四家D，从中国出口玉米的业务持续增长，在美国的棉花公司已经是中国最大的棉花供应商。2003年，在中国的销售额就已经超过了16亿美元。
　　经过这轮洗牌之后，逐步形成了四大粮商控股或参股金龙鱼、福临门、鲁花等主要品牌的局面。是不是不可想象？你们现在买的各种食用油，包括鲁花、金龙鱼都是外资的。我们中国粮油85%都是外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2004年的时候，已经败于美国政府和华尔街联合发动的一场大豆金融战。失败的结果就是我们现在连每天食用的油都要看华尔街的脸色行事，它看你不顺眼就抬高价格，你就得多付钱。你能不能想象连吃的油都要受人家控制，炒个荷包蛋都不容易，这年头，日子怎么过？
　　你以为它们收购金龙鱼就是为了赚你买金龙鱼的钱吗？你以为这么简单吗？大豆价格提高了，金龙鱼油价提高了，然后赚你5%～10%的利润，就这么简单吗？我告诉你，你太小看它了。各位知不知道跟美国政府和国际金融炒家关系密切的ABCD在做什么？它们在做全球产业链的整合。
　　请各位想一想，目前我们在终端零售方面打压价格，不准涨价；收购农民的产品又要求高价收购，这种倒挂现象你让粮商怎么扛得起呢？收购时要高价收购，卖的时候要低价卖，这就必然亏损。亏损怎么办呢？结果部分粮仓经营困难，负债沉重。这个时候，对于实力雄厚的外资四大粮商抛来的绣球，不少基层粮仓认为那是解困良方，于是被大量收购，这就是结果。
　　具体有多少粮仓被收购？不知道。不知道就是定时炸弹。如果连我都查不出来的话，我不相信还有谁查得出来。我先把话放在这里。我们的粮仓都被收购了，养猪的产业链都被收购了。那我请问，我们还有什么？还有鸡鸭没有被收购。如果连我都能想到鸡鸭还没有被收购，那应该已经被收购了，只是我们还不知道。我们还没有反应过来，等到反应过来就来不及了。这个问题以后再讲。

]]> Wed, 10 Mar 2010 21:39:20 GMT
原来马琳老妈更不是省油的灯，并且现实远比电视剧还精彩，跟她一比，《双面胶》那位恶婆婆黯然失色，战斗力颇弱。你看人家简单两句话，就能让退隐小明星又出去抛头露面，见效快疗效好，从根上铲除了一个住家主妇的可能。只是多少让人有点心悸，为什么家庭主妇这样天经地义的职业，在此地会变得如此不堪，以至于买包卫生巾的经济自由都没有？

侠姐最近春风得意外快多多，据说这个月收入即将破万。她很骄傲跟我说：自从我走上正途后，好多男编辑跟我抛媚眼唉。我想了想觉得不太对劲，钱赚得多固然是好事，但以此颇受男人欢迎，又隐隐然有点不妥。说给侠姐一听，她也幡然醒悟：唉，对我有意思的赚得都没我多。

一个不得不接受的事实坦然摆在眼前：新世纪的男人们，已然越来越鸡贼。不知道他们从哪听到的歪理，认定女人做家庭主妇就是落后的证明，恨不得女朋友统统都是职场新贵，月入丰厚，出去买单最好都是女人伸出手说：我来。比这更可怕的是，女人们也认为这是对的，提起家庭主妇就是一脸不屑，哼，社会蛀虫，你就不怕被时代吞没咩？某君娶了个韩国老婆，半年后就闹着要离婚，因为韩国老婆不工作。不工作就罢了，每星期去两次瑜伽都要两千块钱，肉痛得某君翻来覆去不得入睡。为此他还找来仗义前女友一枚，说，能不能把我的财产转账到你卡里？根据韩国法律，80%的财产要留给前妻，哼，我怎么能让她占这个便宜。

残酷时代里成长的男人，大概实在不知道，什么叫骑士精神，什么叫女士优先，在他们眼里，我们也不过就是人，应该付出同样的努力，创造同样的价值。假若一个懈怠，人家就要责问：凭什么？大家都是爹妈养的，凭什么你不工作要我养？家庭主妇那些份内事，诸如生儿育女清洁卫生，统筹家庭生活维持家庭稳定，在男人看来，何足挂齿，经济才是第一生产力。

因为早就有马琳老妈这样的旧式妇女，老黄牛般一边把家里全都搞掂，一边还是挤出点奶水继续哺育下一代，她们身体中哪有什么个人主义，男人就是全部生活的意义。

这样的妈妈永远都只生出鸡贼的儿子，斜睨着眼跟你说：我养不起老婆。

]]> Wed, 10 Mar 2010 21:39:20 GMT
如果这个首都，如北京，还是全国教育、科研、医疗及审批、文化、体育的中心区域，其公共财政的补贴又是高水平的，那么这个城市的房价就会更高。因为公共财政补贴会导致：虽然房价高但其他费用降低，如教育、医疗以及公共交通等。

北京的办公、商业楼价会因交易的活跃而升高，住宅同样会因城市人的汇聚和家庭的自然分裂而价格节节攀升。

但北京的住宅房价到底有多高呢？北京的房价分许多种，如商品房、两限房、经济适用住房、享受经济适用住房政策的住房、合建房、自建房、市政拆迁房、特困房、平房、四合院、央产房、单位产房、公产房、房改房、拆迁加回购房，这些住房都在按不同的政策条件在不同的对象与场所间进行各种交易，因此很难计算出北京的房价到底有多高，或者说多低。

至少北京市有人根据网上销售的登记情况计算出了市场的平均商品房销售价格以及网上登记的二手房交易价格。统计部门也公布了二环、三环、四环、五环以内或五环以外的市场销售平均价格，可以统计或有参照的市场公开交易的价格大约万元/平方米左右。

北京的商品房住房价格如果与全国的平均房价比确实是高出了许多，但如果将北京的非商品房的交易价格计算进去，这个价格也许就完全不同了。全国的房价如果计算上那些享受了各种优惠政策的住房价格，大约就不到2700元/平方米了。

我查不出全国各城市的土地供给情况，无法计算出在所有住宅建设用地之中，非商品住宅的用地总量，也就无法计算出这种低于市场销售价格的住房所占的比重，因此也无法准确计算出所有住宅混合之后的平均房价或房价的中位数，但我大约可以计算出北京的情况。

北京2005-2009年政府公布的商品房住宅建设用地计划供给指标为7130公顷，非商品住房建设用地指标为1320公顷，两者的比重为5。4：1。而实际供给的情况则是，商品房住宅用地（招拍挂）2394公顷，完成计划数的33。6%，供地差额为4736公顷，非商品住宅供地1283公顷，完成97。20%，扣除商品房中的配建，非商品房完成率为103%。

4736公顷的供地差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显示为100%完成了土地的供给量，这些土地为享受经济适用住房政策的用地，由特定单位使用了。这些用地约为商品房用地的2倍。加上非商品房住宅用地的面积，可以计算出商品房住房用地在全部住宅建设用地中的比重仅为28。3%，或者说市场中计算出的商品房住房平均销售价格仅为这28。3%的住房销售价格而并非北京市的住宅实际价格。

如果用地中的平均容积率相等，且大部分经济适用住房和享受经济适用住房政策的住房价格为4500元/平方米，则北京市的一手房销售价格则约仅为6200元/平方米，这就变成了一个令人惊讶的数字了。如果按这个数字计算房价收入比，还有谁会认为北京的房价价格太高吗？

虽然那些低价的定向住房没有向社会公开销售，比如分给了国务院事务管理局，再分配给中央或国务院的各机关、管理机构以解决公务员的住房、进京干部的住房、老干部的住房等，但这些家庭难道不是北京市的户籍人口吗？不是北京市的市民吗？他们没有北京市户籍人口的亲属吗？难道不是在解决北京市的城市人口住房问题吗？这些住房面积不计算在北京的人均居住面积中吗？

如果这些住房同样在解决北京市的人口居住问题，那么不管这些政策是否合理，这些享受了低价住房的家庭是否有利用权利或腐败的可能，这些住房都应计算在房价的基数中。总不能一面在按市场价格计算国际标准的房价收入比，另一方面又将中国特色的政策性住房的销售价格排除在外不计算在房价之中，那无疑会造成极大的误导作用。

如果全部的商品房住房的消费者只能在全部住宅建设用地的28%之中竞争，那么本就会高涨的房价就必然畸形暴涨。如果许多家庭能额外享受大量建设用地中的低价住房，又何必关心暴涨的房价呢？

土地供给的倾斜，毫无疑问会影响到市场中的商品住宅房价。政府的保障房早已超出了计划的合理性，也远远超出了市场的合理性，那么商品房住宅的房价就一定会扭曲，但并不因此而说明北京的房价过高。

虽然我的计算中还有许多不确定因素，但毫无疑问的是巨大的非市场化的住房价格会让真实的北京住房价格远远低于现有的水平，无论如何绝不会超过6500-7000元/平方米之间的价格。如果按这个价格计算，北京的人均GDP和人均收入情况，这个价格岂不是太低了，也与中国首都的形象和地位、与北京的公共补贴支出太不相称了。这也难怪北京实行了最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但人口的增长与膨胀都远远超过了城市规划的指标。

任何城市的真实房价都必然会受到政策性优惠价格的影响，而不将这些住房价格计算在内的价格都是非经济因素的伪价格。

]]> Wed, 10 Mar 2010 21:39:20 GMT
其实，关于交通、午餐等应交个税，财政部早在今年9月的查税风暴中就多次强调，甚至在今年中秋之前，财政部有关人士表示，对中秋发放的月饼亦要征收个税。很显然，无论是今年的查税风暴，还是近日出台的《关于企业加强职工福利费财务管理的通知》，都在继续诠释着财政部门通过各种变相的加税措施，确保今年财政收入增长8%的目标。

成效非常显著，1-10月累计，全国财政收入5836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4087.99亿元，增长7.5%。其中，中央本级收入31330.23亿元，同比增长4.9%；地方本级收入27033.57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收入5月份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10月份全国财政收入答卷非常亮丽，全国收入6844.93亿元，比去年同月增加1515.98亿元，暴增28.4%。此即意味着，今年财政收入完成保八也已经成为定局。

在今年经济非常困难，企业效益大幅下滑、实施结构减税和出口退税等“减税主义”政策的宏观背景下，全国财政收入1到10月份不仅实现了正的增长，而且增长速度远远高出企业效益的体现和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长，既是奇迹，也很奇怪。很显然，即使扣除成品油税费改革一次性增收的因素，这种税收增长的态势和当前企业利润下滑、经济增速放缓、结构性减税、外贸萎缩以及物价整体下降的基本逻辑不相符的。

如果说在今年9月份之前，财政部门基于财政支出的压力，采取查税等措施，提升财政收入的空间，站在部门利益的角度，亦无可厚非。我们看到，前7个月财政收入依然没有摆脱负增长的困境，在增加新的税收远水不解近渴的情况相爱，通过严格征管，曲线地进行加税就成了最好的选择。于是，在财政部门面临增收的压力下，其行为方式已经由年初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结构性减税”悄然演变为千方百计的搞增收，比如， 6月，税务总局大幅调整烟产品消费税，而调整直接给财政部门带来的收入是600亿；8月，白酒消费税计价政策调整，堵塞白酒企业避税的漏洞；9月，查税风暴开始从大型企业向中小企业蔓延，刚刚赢得喘息的温州等地的中小企业已经感受到了税收风暴的寒冬。而11月，在财政收入保8无忧的情况下，又悍然对普通企业职工的个税进行补充规定，进一步增加财政收入的增长空间。

但是，在经济增长保八没有任何悬念的情况下，财政部门这种针对中小企业的查税和针对居民个人的“补税”行为，其合理性和是适当性都值得商榷。

其一，如果说交通、饭补等需要交纳个税是针对石油、电力等垄断部门的高福利，只需有重点、有选择的对这些行业开展不合理的福利费用清查即可，不仅针对性强，而且立竿见影，民意的基础也很丰厚。

其二，中国经济结构畸形的关键在于收入分配的不均衡，特别是国家与民众之间收入分配严重失衡，财政收入连续数年20%以上增长，而居民收入增长却低于GDP增长，这意味着国民财富的蛋糕被国家拿走了更多，从而造成了国富民穷的格局，使得国、民财富分配格局完全失衡，挤压了民间消费的空间，从而导致产能过剩等深层的结构性问题。因此，应该挤压的是国家收入，而不是民众收入，民众的饭补等福利，如需缴税，则意味着国家进一步和民众博弈财富分配。

其三，这次通知所言的：职工提供的交通、住房、通讯待遇，已经实行货币化改革的，按月按标准发放或支付的住房补贴、交通补贴或者车改补贴、通讯补贴，应当纳入职工工资总额，不再纳入职工福利费管理；尚未实行货币化改革的，企业发生的相关支出作为职工福利费管理，但根据国家有关企业住房制度改革政策的统一规定，不得再为职工购建住房。企业给职工发放的节日补助、未统一供餐而按月发放的午餐费补贴，应当纳入工资总额管理。这个规定，只针对企业，对于真正享受高房补、高饭补、高交通补助的行政机关，却只字未提。也就是说，并没有触动政府人员自身的利益，其歧视性和不公平性显而易见。

笔者一直认为，当前中国经济，表面来看是过于依赖出口和投资而导致的产能过剩，产能过剩的直接结果就是经济结构的失衡。但如果从深层来看，内需乏振，结构失衡的关键并非经济体本身，而是因为资源配置的失衡和财富分配的不公，导致居民购买力与经济增速本身出现了严重的背离，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只有老百姓富起来，结构失衡才能彻底解决，内需乏振的局面才能从根本上解决。

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通过减少政府在财富中的分配比例，增加民众的收入空间，来提高民众的购买力。因此，对于居民收入，改革的方向是做坚决做“加法”，而不是背道而驰，通过增加居民税收的方式，变相做“减法”，减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财政部门这种将居民福利纳入税收的做法名为完善个税，实际上是政府与民争利。我们看到，1到10月份，在居民收入受金融危机和通胀的影响变薄的情况下，全国个人所得税同比增长4.6%，这种非正义的增长只会让失衡的财富分配更加失衡。

因此，笔者认为，对于税收部门的严苛执法和变相增加居民税收负担的行为，高层一定要意识到其中的危害，中国经济要完成结构的调整，本身就包含着对过去“重税主义”政策的修正的要求，这也是平衡国、民财富格局的应有之义。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政府的理性选择绝不应首先考虑自己的“收益”，增加民众的负担。笔者建议：首先，财政部门应该对一些垄断高企的高福利加大查税力度，这是个税增长的关键；其次，财政部门应该对一些企业主个人的避税行为加大力度，而事实证明，这一部分人税收增长的空间完全取决于执法力度；第三，既然要对福利征税，就不能只针对企业员工，而将官员排除在征收范围内。应该对全国行政机关的饭补、交通补贴和其他不合理的福利进行清查，这才是重点和着力点。当然眼睛盯着官员，盯着垄断企业，工作难度很大，但远比盯着普通民众，对提高财政收入的意义要大很多。

]]> Wed, 10 Mar 2010 21:39:20 GMT
]]> Wed, 10 Mar 2010 21:39:20 GMT
中国也许没有民主制度，但中国人目前对提高生活水平比对选票和言论自由更感兴趣。

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昨天在与美国《时代》周刊国际版编辑迈克尔·埃利奥特交流时发表了上述观点。

两人均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发言，李光耀是演讲嘉宾，埃利奥特是会议协调员。在李光耀概括中国领导体制的好处时，埃利奥特评论说：“它不是民主体制。”

李光耀马上反驳说：“中国人对民主体制不感兴趣。”他解释说，在中国人努力追赶世界的过程中，他们主要关心的是实现他们在亚洲更发达的经济体看到的生活水平。他说：“你有你们的民主活动人士，但中国人担心自己的投票权和言论自由吗？他们想过上在香港、新加坡和金融危机之前的台湾看到的生活。”

李光耀对中国能够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毕竟，中国拥有一大批杰出人才。


他讲述了邓小平1978年访问新加坡时与他的一段对话。他回忆说，邓小平祝贺他将新加坡建设成了一座花园城市。他说：“我回答说‘凡是我们能做到的，你们都能做得更好。我们是没有土地的南华农民的后代，而你们有知识分子，有最杰出的人才，有诗人，有艺术家。’邓小平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他只是看着我，然后又继续吃饭。”

中国领导层的远见也同样让李光耀印象深刻。在被问及是否赞同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负责人拉里·萨默斯所谓中国正在规划20年以后的事情时，李光耀说：“比20年更远。他们正在为下一代规划。”他指出，中国已经有了下一代领导人的人选，“这不是依据选民一时兴致随意作出的选择，而是在他们称之为中纪委的机构的严格监督之下形成的。这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制度”。

]]> Wed, 10 Mar 2010 21:39:20 GMT
但是其实，“Chimerica”或者说是“中美互补”现象之所以成为当今全球化经济中最醒目的一道风景，主要在于这样一种所谓的“互补”机制本身的特点，而不在于互补双方实力的评价。即便在“Chimerica”一词的创造者弗格森那里，它的意思也并非是说中国的实力已经可以与美国平起平坐，而是描述全球化中中美两国各自的奇特经济角色：美国这个典型的“过度消费”大国需要大量“外供”，而中国这个典型的“超低消费”大国需要大量“外需”，于是双方便形成了“互补”。这与实力地位上双方是否旗鼓相当，完全不是一回事。

在危机前的泡沫时期，美国人从这种“互补”中得到了“高消费”，而中国从中得到“高增长”，但双方在各得其所的同时也已经有了牢骚：“超廉价的劳力、土地、资源付出，形不成有效进口需求，只换来巨额的‘绿纸’（账面美元）。中国人埋怨美国开动印钞机卷走了咱们的血汗，美国人埋怨中国廉价货砸了他们的饭碗，而一旦美元狂贬，美国完了，我们的血汗也白搭。”

危机一旦爆发，双方的抱怨立即升级。然而奇怪的是：双方的互相依赖似乎也明显升级：美国的消费窟窿越大，越希望中国增持美债，给他们填窟窿。而另一方面，中国的过剩危机越严重，越希望保住外需。于是一方面加强出口退税使产品更廉价，以适应美国因危机降低了的购买力，另一方面冻结劳动合同法，以降低生产成本维持“竞争力”，但消费不足却因此更难改变。

于是美国何以“高消费”、中国何以“低消费”便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笔者前曾指出：美国这些年来的“过度消费”现象既不能用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制度”，也不能用观念上的“西方文化”来解释，它表面上的原因是美元的透支功能，而深层的原因是民主制度下“反向尺蠖效应”形成的国民“自由福利双膨胀”带来的消费激励。

而中国的低消费率则可以用相反的原因来解释。

我们先从中国自身的历史上看。中国经济由于前述与美国相反的政治体制的作用，消费率相对于投资（含储蓄）率一直偏低。但是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投资的产出效率低下，而投资需求又比消费需求高。“低消费，高投资，低产出”的结果是消费虽低，产出却并不“过剩”，甚至还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下常见的短缺经济状态。但是转入市场经济后，投资产出效率提高，便逐渐转为“低消费，高投资，高产出”，出现了通常所讲的“过剩危机”的形成机制。然而这个机制的作用能发展到哪一步，却不仅仅取决于经济本身。

纵观最近几十年来中国消费率与“过剩”的发展变化，可以发现它除了与经济形势及经济体制的变化相关外，还与政治演变有着一般“纯经济学家”不大注意的有趣关联：

从1978年改革开始到1980年代的大部分时段，由于“文革”时期的严厉专制松弛，宽松气氛下禁欲主义消退而消费欲望复苏，同时经济市场化程度尚低，尚未形成经济过剩的机制。因此这时一方面延续着计划经济以来的短缺经济状态，另一方面居民消费率却比改革前大为提高，1981年达到52.5%的空前绝后水平。这个时期中国的外贸也一直是逆差，完全没有“外需拉动”的情形。

1987年，当时的青年学者王建提出“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这实际上就是后来的外向型出口拉动经济模式。但是当时中国“内需”正旺，王建为实现他的主张而提出的四项建议中的一项就是要求政府“控制国内消费水平上升速度”，以便腾出产能用于出口。这个建议被采纳。但是在1980年代末的政治宽松空气下，内需并不容易压抑，“控制”两年后消费率反而从49.89%微升到50.91%。

然而1989年后政治条件明显变化，消费率即从这年开始掉头向下，从1989年的 50.9%，连续5年急跌后，到1994年就跌到了43.5%。这个时期的市场化进程，在许多阶层（主要是弱势阶层）1989年后失去讨价还价能力的情况下明显加快，“原始积累”高歌猛进，几年前王建想压也压不下来的消费率，如今不用压就掉了下来，而且很快变得“拉”也拉不上去了。整个国民经济这时也历史性地由短缺转为过剩，而且过剩的程度发展很快，在1994年已经出现了过剩危机导致经济“硬着陆”的危险。

但是恰在这时“外需”大显身手，1994年人民币汇率大调整后中国外贸由逆差转为顺差，而且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地走向了“双顺差”大国。大量外需消化了过剩危机导致“硬着陆”的危险，保证了经济平稳发展，也使中国的增长模式具有了越来越明显的出口导向型特点。

1997年东亚经济危机后中国的出口面临压力，从此“拉动内需”之说响亮起来，到现在已经响了10多年。这个时期虽然拉动很吃力，但内需大体还能维持一个稳定水平，2000年居民消费率为46.4%，还略高于1994年。

2001年中国成功加入WTO后，“低人权优势”的巨大“竞争力”使中国在全球化中如鱼得水。经济进一步加速，“中国奇迹”更加耀眼，而经济的外向型特征也大大突出。外资潮水般进入，出口爆炸式增长，“双顺差”乃至“三顺差”（经常项目、资本项目连同“误差与遗漏”项）越来越突出。然而在这一切成就背后，居民消费占GDP的比率却前所未有地大幅下滑，从2000年的46.4%滑到了2006年的36.2%，2007年更跌到了35%的新低！很少消费的中国人把越来越多的产品送到世界市场，尤其是美国市场去换“绿纸”，到“全球海啸”时已经累积换了两万多个亿！“绿纸”不知放在哪里好，于是大买美国国债。中国成了美国在全球最大的债主，为填补美国“过度消费”的窟窿作出了最大贡献。

我们再来看看横向的比较：

应该指出，近几十年来走出口拉动型经济发展道路的国家不只中国，尤其在东亚、东南亚，高出口、高顺差、高外汇储备的现象在不少“新兴工业化地区”都是一个重要阶段。这些经济体在这个阶段的消费率也不高，但却远远没有低到今天中国那种程度。如日本在这个阶段最典型的1980年消费率为55％，韩国在1990的消费比例为52.3％，马来西亚1990年为51.8%，泰国1990年为56.6%，台湾1980年消费率也有51.5%。这些消费率都比如今的中国高了十几至二十个百分点。

还有印度，作为发展中大国，经常成为与中国比较的对象，但印度1980、1990与2002 年的居民消费率也分别达到72.1%、61.7%和64.9%。印度虽然并非高顺差的出口导向型国家，但在近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积累率也比较高，从 1980年代的20%左右，上升到2008财政年度的39%，在年经济增长率提高到9%的同时，居民消费率也从1980年代的70％80%降到2008年度的54%。可以说，高积累率推动高增长应该是合乎逻辑的，并非哪个国家独有的现象。但值得注意的是，印度也没有像中国那样过分。最近这些年来印度居民消费率虽处于历史低位，但仍比中国高得多，而它的经济增长率只比中国稍低一点儿。

最后，同样作为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前计划经济国家”，中东欧诸国（即所谓“新欧洲”国家）制造业也很发达，转轨后向西方出口制造品也有大幅度增长。但是这些在民主制下进行转轨的国家，与中国的明显不同在于它们的居民消费率提高得很快。反映在外贸上，就是中东欧转轨国家的出口明显增长的同时，它们的进口同样在增长，甚至增长得更快，以至于不时出现外贸赤字。由于转轨期民主制下一定程度上存在“工会吓跑投资者，农会赶走圈地客”的现象，欧盟也有劳工标准和福利门槛的要求，东欧并没有像“剧变”之初一些人预言的那样出现外资争相涌入、血汗工厂的廉价商品洪水般涌出，而国人却消费很少的“中国现象”。在市场与人权都“与国际接轨”的情况下，它们的GDP增长率没有中国高，但在世界上仍然属于高增长之列。而它们居民的消费水平、社会公平程度与社会保障都比我们强得多。当然它们的经济也有问题，然而却与我们相反（与美国倒有点类似）：它们的问题不是“内需不足”，而是“内需过度”。在全球化背景下它们也受到这次危机的感染，然而其表现也是西方式的，而不是中国式的。

总之，无论就中国经济几十年来的纵向分析看，还是就中国与其他国家及经济体的横向比较看，影响居民消费率的因素是多样的：经济发展模式选择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处于高增长阶段、经济体制由计划向市场的转轨，都会影响居民消费率的提高，还有些人说儒家文化有高储蓄传统，也会压低消费率。同时不言而喻的是，居民消费率也并非越高越好，处在上述几种因素影响下的国家消费率低一些是正常的。很多穷国与经济停滞国家积累率低下，一点点产出吃光了都不够，居民消费率显得奇高，这同样是一种病态。

但是无论如何，像我国如今这样奇低的居民消费率，无论与东亚、东南亚那些经济发展模式与我国类似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相比，与印度那样同处于高增长阶段的发展中大国相比，还是与“新欧洲”那些同样发生了经济转轨、并且增长率也很高的“前计划经济国家”相比，甚或与文化传统相似的韩国、台湾等东亚“儒家文化圈”中经济体相比，我国如今的居民消费率都要明显地低得多，在国际国内这都被认为是不正常。而且造成这种奇低消费率的原因、至少与上面提到的那些类似国家相比，不能用上面列举的那些因素来解释。显然，这只能与我国独特体制下“低人权优势”造成的尺蠖效应对居民消费率的抑制有关。

在这种情况下，“拉动内需”就不能仅仅在经济政策上做文章。最近陈志武教授指出：民主才能拉动内需。我以为这个说法很有道理。如果我们能够在“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这两个方向上不断取得进展，逐步改变如今这种依靠“低人权优势”展现“竞争力”、GDP增长虽然迅速但成果分享方面的缺陷却日益严重的状况，我们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内有凝聚力、外有感召力的大国。
]]> Wed, 10 Mar 2010 21:39:20 GMT
旅客先是感到暂时的困惑，然后觉得着急，第三步终于变得焦虑。到了焦虑阶段，他们就开始主动去询问，然而即便你主动去问，也问不出个所以然来。然后到了第四阶段，就出现了与和谐社会截然相反的现象：双方吵起来，甚至打起来了。在过去的几年中间，这样的报道已经出现了好多次。

目击这种情况，我一开始感到不可思议，为什么机场在关键时刻不吭声呢?这种行为方式和国际惯例完全不同。稍微好点的机场，如果飞机晚点，往往在预定登机的时间之前半小时就开始广播。这也很简单。该登机的时候不能登机，你一定是要一个解释。或者是工作人员拿个喇叭出来讲，或者在登机口挂一个牌子，有的时候是显示在电子屏幕上，解释延误的原因，到底是天气不好还是飞机晚到，或者是机械原因，还是飞机调度问题。服务更好一点的话，还要通告大概会延误多长时间。

一个明确的信息能有效缓解乘客的焦虑，消弥冲突。为什么我们的机场就做不到呢?我考虑这个问题好几年，终于得到了结论。中国的机场的作风是从哪儿学来的?他们是从政府官员那儿学来的。许多政府官员处置突发事件的时候，最习以为常的方式就是不吭声，不披露消息，不提供解释。人跟动物最大的区别之一是人必须依靠信息来行动。人必须通过信息来互动。你不给他信息，就会造成非常紧张的和激化的互动方式。因为他们不吭声，许多本来不大的事件，最后酿成了大的冲突。

有些官员大概以为，只要不吭声，事情就可以瞒过去了。但是他没有想到，这种方式在20世纪初差不多还能管用，到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早已经不行了。从20世纪的后半叶开始，政治学界开始研究“良治”(GoodGovern ance)，良好的公共行政治理有很多标准，但“透明度”一定会排在前三位之中。透明度就是政府要在足够早的时候发布信息。不仅要发布，而且要解释;不仅要及时，并且要保真。

不论年龄大小，教育水平高低，公众都有吸收信息、理解信息和使用信息的基本能力。如果政府不能及时给出真实的信息，就在鼓励人们相信最坏的信息。所以会有谣言。任何一个地方谣言盛行，责任不在民间，而在控制信息的官员和机构。

每年中国都要发生数万起大小************************，乃至于暴力事件，其中相当一部分可以在早期化解掉。为了小矛盾不要变大，“文的矛盾”不要变成“武的冲突”，“武的冲突”不要引发成“流血的暴力”，最重要的事就是尽早披露真实的信息。

2008年中国通过了《信息公开条例》，但到目前为止，这个法规并没有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因为要让这个法规行之有效，需要另外两个环节的配合。第一，任何一个公民或者机构要求政府公开信息，如果政府拒绝公开或者有意误导，必须加以追究和惩罚。没有这个环节，这个法律就只是没有牙的老虎，咬不到任何人。第二，如果政府机构没有能力在第一时间里发布信息，他们就不应该垄断信息传播和发布的渠道。既然政府无力发布真相，就必须允许民间的信息渠道发挥替代作用，不然就无法保障公民的知情权。


政府拒绝发布信息，同时垄断发布信息的渠道，就为社会矛盾激化和暴力准备好了最好的条件。1950年代的时候，著名的经济学家米达尔曾对苏联的高级官员说，权力的垄断和资本的垄断一样可怕和有害;甚至更可怕，更有害。SARS 之后，我曾经讲过一句话，在21世纪，信息的垄断造成的可怕和有害的后果是资本垄断和权力垄断的相加。因为信息是资本和权力运作的要素和基础。

回头来看，中国机场里之所以频频发生冲突，不正是因为那些掌握了信息的人，有意无意地把信息当作自己的垄断资源吗?
]]> Wed, 10 Mar 2010 21:39:20 GMT
比对《大班》、《致命武器4》、《十一罗汉》等等美国影片，《2012》中的华人形象以及中国地位，确实有了很大改观和提升。但是，事实上，《2012》表现的是灭顶之灾面前人类的人性，无论是占据影片主色调的“美国精神”，还是最终将孩子推上方舟的俄罗斯巨商，抑或华人内敛而仁厚的临危不乱，其实无不是人类共有的人性原点的绚烂。好莱坞影片，视野大多宏大，就像她的国家一样习惯俯视；而国内影片，习惯小切入而大释义。如果我们依然以这种“小切入而大释义” 的思维来看《2012》，忽视普世人性价值的描述，就很容易喜不自禁。

其实，《2012》本身就是一个“谎言”——影片的故事根基是，在已经发现的古玛雅文明遗产中，其历法仅延续到公元2012年。但玛雅人已就《2012》澄清：“玛雅文明中没有末日论”。因此《2012》不过是个彻底的电影故事，其中种种元素，只能用艺术的逻辑去解读，而不是从影像艺术中获得感知，拿到现实中去回味。

导演罗兰·艾默里奇曾说：“我一直在想，如果要拍灾难片，就一定要有洪水，而且是全球范围内的洪水。”那么我们就不离奇于为什么淡定的喜马拉雅山，能够对比火山绚丽爆发的黄石国家公园。而美国智囊看到建造好的方舟时感叹：这交给中国就对了！——也不该让我们沉浸在“中国拯救世界”的自我满足中。在这部具有好莱坞灾难娱乐主义色彩和技术浪漫主义美学胎记的大片中，美国的政治和科技依然主导世界，而“中国制造”不过是拯救人类的踏板，离一些影评所过度阐释的“中国才能拯救世界”尚有很大距离。

或者可以说，《2012》充其量不过是导演罗兰·艾默里奇愿意关注东方文化，而不是整个好莱坞。如果确乎是华人在好莱坞翻身得解放，那么晴雨表也绝不是一部《2012》，而应该是奥斯卡奖那些金质小人。按照导演罗兰·艾默里奇的设想，已经在准备拍《2012》的续集《2013》，故事将展现《2012》灾难后所发生的故事，表现幸存者如何建立一个新世界。按照我们的某种逻辑，非洲或许也能认定：《2012》中的救世方舟所到达的非洲，才能真正拯救世界。

并非刻意要在某些国人愉悦的心情上泼冷水，但是，我们确实完全不必为一部灾难大片中出现中国元素而过度自喜。说到底，《2012》不过是罗兰·艾默里奇以灾难大片为依托的商业表演秀，除了贯穿始末的“美国精神”外，还融入了中国、俄罗斯、日本以及非洲等诸多元素。透过山呼海啸的画面，对任何一种元素作选择性挖掘，或许都会有正面的一面。但事实上，中国元素也不过是《2012》这锅汤里的一勺味精。


或许我们对曾经出现于好莱坞电影中的呆板笨拙的华人形象过于“耿耿于怀”，以至一次翻身得解放就满足了我们压抑已久的虚荣心。其实真正的中国元素，更趋近于罗兰·艾默里奇在影片中所阐释的老喇嘛，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但是，我们这次针对中国元素的无厘头欣喜，凸显的却是“以物喜以己悲”，我们总习惯去进行一轮轮选择性挖掘，怀着一股焦虑。联系到海外的种种申遗让我们一次又一次坐立不安，应该说我们太在乎别人的态度，甚至试图去左右别人的眼光，但种种经验表明，因为焦虑，往往脆弱。

于我有利，则过度阐释和挖掘；于我不利，则焦虑不安。如此飘忽浮躁的文化定性，又怎能冀望在好莱坞“翻身”？其实，《2012》只是告诉我们，世界艺术中的多元文化融合日益深入，其中的中国元素也正在增多，而我们，仍需坚守。

]]> Wed, 10 Mar 2010 21:39:20 GMT
去年11月，美国多数选民相信了奥巴马的竞选宣言：“你可以相信的改变”，他们以为，奥巴马上台后能够扭转美国的局面，但是，适得其反的是，奥巴马的改变并没有将美国经济向好的方向改变，而是给美国经济雪上加霜，突破10%的失业率、不断贬值的美元、奥巴马政府增加3倍的几万亿美元财政赤字，难怪奥巴马的民意一路走低，多数美国人认为当今美国走在错误的路线上，他们相信政府的疯狂开支要把美国推向破产的悬崖，如果说在去年11月，美国在悬崖的边上，一年以后的今天，美国已经迈出了走向悬崖的一步。

那么，美国真的走上了衰落的不归路了吗？美国曾经自豪的自由经济体制还能够把美国带回到经济复苏的道路上吗？

11月12日，美国有线电视财经频道CNBC推出了一个“让美国继续伟大”的对话节目。对话的现场设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参加对话的一边是商学院的MBA们，另一边是美国最富有的两个人盖茨与巴菲特。这些MBA们无疑受到当前经济形势的影响，他们中的许多人也许认为他们这一代人再也不会有盖茨那样的好运和机会，过去一段时间，他们也许一直在为自己毕业后的去向担心，他们应该感谢CNBC给出了“让美国继续伟大”这样的节目名称，当主持人开口讲道：“今晚我们要讨论的就是关于让美国继续伟大”，全场爆发了热烈的掌声。当然，盖茨、巴菲特也应该是非常理解MBA们的心态，一上来，盖茨就说：“我和巴菲特非常愿意回答提问，我们要谈论的是我们的乐观。”对于盖茨这样的开头，MBA们又是给予热烈的掌声，在过去这段时间里，这些身在纽约的MBA们已经听到太多的哀怨之声，盖茨的这番话无疑给他们提起了精神。

“让美国继续伟大”对话节目的主持人首先向盖茨、巴菲特提出了核心的问题：“在一个历史关键时刻，我们请到二位，人们对美国经济有许多问题，对美国的资本主义体制有疑问。让我来问你们，在过去的一年里，你们是否对美国的体制、我们的生活方式有任何的疑问？“

巴菲特毫不犹豫地回答：“没有，一点都没有。去年九月，在国家经济似乎堕入深渊的时候，我们却做了不少的投资。我从来对美国的体制有怀疑，这个国家的体制是有效的，过去的200年证明了这一点。在今后，这个国家的体制还会运行良好。”

盖茨则答道：“我们有一个非常复杂的金融体系，事实证明，我们在金融方面犯了错误，但比金融体系更加重要的是创新，我们能够开创新的企业，人们愿意在投资上承担风险，我们国家仍然有世界上最好的大学、最先进的科技，我们正在改善我们的体制。当然，有许多的教训，但从根本上讲，市场驱动的体制仍然是要继续运行的体制。我打赌，在经济最低迷的时候，仍然有许多创新在发生，人们在开发新的药品、芯片等。”

在一个小时的问答中，MBA们提了不少问题，比如，为什么巴菲特最近以380亿美元的巨资并购了一家铁路运营公司，以及盖茨还提到了中国经济发展对美国有良好的影响等，总之，巴菲特和盖茨向哥伦比亚大学的MBA们传达出两点，一是美国的体制包括政治体制、经济体制能够让美国继续伟大；二是美国的体制能够鼓励创新，而创新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动力。

对于巴菲特、盖茨充满乐观的回答，哥大的MBA们给予热烈的掌声，但摆在他们面前的仍然是10%的失业率、政府的几万亿美元赤字等现实，他们真会相信巴菲特、盖茨道出的美好前景吗？也许会，也许在激动之后他们仍然会充满疑问，因为他们并没有巴菲特、盖茨那样的经历。

上世纪70年代初，卡特时代下的美国，10%的失业率、20%的房屋贷款利率、10%以上的通货膨胀、越南战争失败的阴影、尼克松水门事件的丑闻等，当时的美国面对非常严峻的形势，也正是在70年代，有几家小公司创立，那些公司中有微软、苹果、思科、联邦快递等，当时，有谁能想到这几家公司能够历史性地改变美国和世界，创造出盖茨那样的世界最富有的人，并且在全球的范围内创造出数以千万的就业机会，信息技术、供应链上千倍地提高生产率，也正是从70年代至上世纪末，巴菲特的财富有了最大的增加。无疑，卡特是一个成绩糟糕的总统，美国选民只让他做了一届总统，选民把12年的时间交给了里根、老布什，接下来还有克林顿的8年，在上世纪末，美国在经济上实现了腾飞。


相比之下，今天的美国可能面临更加严峻的形势，因为除了失业等问题外，美国政府更多出了几万亿美元的负债，美国人知道政府赤字、负债的后果，因此，在最近的所有民意调查之中，多数选民都把赤字、负债列为最严重的问题，而奥巴马的民意急剧下跌也正是与他巨额开支有极大的关系，最近，在民意的压力之下，奥巴马也不得不承认政府巨额赤字可能让美国经济进入第二次衰退，但奥巴马的政策已经注定他难以走出赤字的阴影，因此，美国选民要在明年的中期选举把国会交给反对党，去制约奥巴马。除了美国国内对政府赤字和负债的反对外，国外对美国政府的赤字也表示关注，因为那将是美国经济复苏最大的障碍。

现在，还不能说奥巴马就会是卡特第二，但在今后两年，美国人要通过选举的体制去做出纠正。事实上，美国的体制也有许多问题，但有一个最大的优势，那就是能够自我纠正，能够做到退一步、进两步，同时，美国的体制，尤其是在经济衰退的压力之下，会有更多的创新，上世纪70年代的几家小公司，今天正在主导美国的经济，今天的一些不知名的小公司中，在20年后，也一定会出现微软那样的公司，这也许就是巴菲特、盖茨为什么对美国有长远的乐观的原因，他们相信美国可以继续伟大。
]]> Wed, 10 Mar 2010 21:39:20 GMT
这几天，迪拜政府宣布将推迟偿还近600亿美元主权债务的消息，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一场信心危机，导致全球股市重挫。不论本周一股市走向如何，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让人们不得不对一度被顶礼膜拜的“迪拜模式”进行一次深刻反思。

迪拜危机的前因后果，用一句话简单归纳：一个靠借债吹大的泡泡开始面临破灭之虞。从“富得流油”到“负债累累”，从“暴发楷模”到“反面教材”，从“中东华尔街”到“信用不及冰岛”……发生在遥远迪拜的这个戏剧性情节，让很多一度高呼“学习迪拜发展模式”的国人，一下子语塞。

透视迪拜近些年的崛起，离不开这样几个关键词：负债投资、过度超前、产业失调……本来，“借鸡生蛋”，也算一条捷径；眼光超前，并非绝对不妥；重点开发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亦是一条常见的成功经验。问题就在于，当这一切关键词都集中在某一个国家和城市身上时，这种经济模式就是病态的，它既严重透支政府信用而埋下隐患，更像一棵树冠硕大、花果压枝却根茎孱弱的植物，一旦身处风雨飘摇之际，便会让人担心其是否根基稳固。

通过“谷歌地球”软件，我们俯视迪拜：那里简直就是一个巨型的工地，不仅吊塔林立、建了一半的楼宇高耸入云，在它的海上，更躺着堪称世界奇观的棕榈岛、世界地图岛巨型半拉子工程，迪拜人的天才畅想和无敌勇气，令人称奇。然而，今天的迪拜，这座依靠占比达90%的外籍人口方能保持运转和消费平衡的沙漠城市，很多外籍人士居住的区域早已是人去楼空，沦为“鬼城”；一度吸引各国游客蜂拥而至的极尽奢华之度假场所，如今也是处处冬寒瑟瑟、游客稀少……窥一斑而知全豹，迪拜经济之脆弱，一览无遗。

客观而言，这场爆发于中东的债务危机，也许是国际金融危机的滞后反应，是这场大海啸在迪拜这个薄弱环节的第二轮发作。繁荣时期的迪拜，这种潜伏的危机被人为忽略；金融海啸袭来时，由于政府投资的拉动效应，虚假繁荣得以勉强维持；而当世界经济开始缓慢复苏之际，迪拜却再也“绷不住”、“掉链子”了。

但无论如何，发展模式上的主观偏颇不容忽视。审视这场迪拜债务危机，就不能忘记危机的始作俑者——迪拜世界集团。这个由迪拜公国政府控股的旗舰型“国企”，不仅充当着拿政府主权作抵押向全世界举债融资的角色，更直接操办了诸多国内重大“奇迹工程”，如世界首个七星级酒店帆船酒店、世界最高摩天大楼迪拜塔等。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该集团的企业理念是“坚实的基础、最佳的道德操守和诚信”。在商言商，道德评判暂且不去说它，但目前看来，“坚实的基础”这一条是远未达到的。正是因为它冒进、漂浮、奢侈的发展路径，埋下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迪拜神话破灭之伏笔。

曾被神化的“中东华尔街”，看来难有足够的运气逃过美国华尔街的覆辙。而它给我们最大的警示就在于：缺乏实体经济这一真正“坚实的基础”的支撑，而仅仅依靠走钢丝式、空中楼阁式的畸形膨胀发展，即便侥幸“蹿红”，也会时刻处于摇摇欲坠风险之下。任何时髦的高端服务业，都不能放弃必要的“低端”产业形态的支撑而单兵突进。这是所有试图以迪拜或拉斯维加斯为楷模者，必须警醒之处。

]]> Wed, 10 Mar 2010 21:39:20 GMT
就在不久前，银监会发布了《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指引》，要求所有商业银行11月1日开始执行。

银行收紧房贷规模和银监会近期对银行的监管是出于怎样的思考呢？笔者认为，银行在低息贷款的环境中通过房地产贷款规模的扩大做大了业务，但是，房地产市场积累起来的市场风险又提醒银行放慢贷款的步伐或提高贷款的条件。另外，银行年度贷款指标已近超出，而他们对政府宽松货币政策的延长又没有把握。所以，为了保持自己健全的资产和负债结构，银行自身便有“暂时休息”一下的意图。

银监会为了能够改善银行的贷款结构，保证产业资本不向金融资本过多地倾斜，最近加强了对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和不良资产拨备率的监管要求。这种“外压”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威慑力远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

但是这些从紧的政策也有可能会产生负面的效果，比如，高企的首付金要求，会挤出一批当地有真实购房需求的人群，或即使出于“爱面子”或“面向未来”的乐观期待，他们依然放弃租房的选择而不得不继续购买高企的楼盘，那么，高首付和高房价会产生不小的“乘数效应”，即会加重购房人的买房负担甚至因为今后缺乏“流动性”而严重影响到他们平时的生活质量　。但是，这里想强调的是，今后一旦开始出现房地产市场的调整，哪怕是局部的、小小的调整，他们也会闻风而动——退出高楼价市场的“敏捷性”可能比富裕人群还高(国际经验)，这就会加快高位房价整体的回落。这样性质的人目前越多，今后房地产市场价格的脆弱性就会变得越明显。

另外，中国一线城市房地产价格的调整没有展开过，风险的释放是不充分的，而银行收紧银根的做法在目前无法有效地释放中国房地产市场越积越大的风险。这一点日本和中国香港跟我们不一样，它们经历过楼市巨大的缩水，有些楼盘直到今天还处于价格被严重低估的状态，因此，今天他们房价看上去和我们一样在不断攀升，但是我们不能武断地判断他们价格的上升和我们性质相同。事实上，它们楼市今天可能出现了宝贵的“价格修复”状态，而我们不能目前就认为那也是脱离基本面的“虚假繁荣”的表现。

当然。今天房地产市场的空前火热看似存在“基本面”(比如，通胀预期，上海迪士尼、大虹桥开发等)的支撑，而这样的“扣人心弦的故事”又会放大人们对未来房价的乐观预期，只要房价目前不出现调整(甚至通过人为地捂盘、放慢开发来控制供给催生价格继续膨胀)，也会继续强化市场这样乐观的预期，于是，即使银行现在提高贷款利率或首付金，国家放弃购房优惠政策，也不会阻挡市场买房的狂热之心。当前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外来的热钱和外地的产业资本不断地进场，在目前上海不足的房地产供给量面前，进一步加快了房价的攀升，形成了一个房地产价格膨胀的恶性循环机制。

只要乐观的预期和不断飙升的房价现象存在，关于住房优惠政策将调整的预期是否会形成购房的“末班车”效应就自然会形成。而且，这是一种预期自我实现的结果：人们越抢购，房价越飙升，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就越受到挑战，国家放弃刺激楼市的计划就会加速提前实施。但是，上海楼盘房价收入比和租售比最近不断地扩大正在向我们释放这个市场“现实的基础”越来越脆弱的“信息”(即一旦人们预期改变，房地产市场的动荡将会给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和金融体系的稳定带来巨大的麻烦，尽管今天很多地方政府在目前可能也是房地产泡沫的受益者)，未来基本面“繁荣”的程度是否能改善这种扭曲的状况，对此我们不能太过于乐观。


没有不散的宴席，也没有只涨不跌的楼市。尽管任何资产泡沫的崩溃都来得那么突然，从来就无法预料！但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事后每次的反省又从来没有否认过“一个泡沫经济的崩溃事前不可能没有‘先兆’”这样的判断。日本当年泡沫经济崩溃的案例告诉我们：当初因为日本一直不存在通胀，所以，日本的大多数的学者当时都不认为房地产价格的不断攀升是一种泡沫现象，事实上，直到泡沫崩溃日本也没有出现所谓的通胀现象。另外，由于日元国际化的进程推进，日元升值带来日本金融资产价格普遍上升的预期，市场当时乐观的程度都和我们现在一样，大家普遍认为在东京拥有楼盘就像抱到了一个大金砖可以受用几代人。但是，我们后来看到，一旦房地产市场出现小小的调整，房价越高的地方，而且其中负债越高的人群反而反应会非常敏捷，他们首先将自己最值钱的东西——市中心的高价位楼盘抛售变“现”以防止由于金融体系的动荡而无法提供给自己御寒的棉衣来度过残酷的冬天。结果，中心城市的不断“砸盘”行为(企业和个人都退居二线城市，即使离开一线城市的大市场，但方便的交通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太多的麻烦)导致日本房价崩溃程度加速，从而产生了可怕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因此，我想说的是，连具有发达国家高收入人群集聚的日本银座都倒下了，目前只接近于欧美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的上海，会创造楼市中“只涨不跌”的神话吗？如果真的“创造”出来了，我不认为那是“奇迹”，而认为那是一种“大错”，是需要今后很长时间很大代价才能改正的“错”！那么，这又是谁之错呢？

]]> Wed, 10 Mar 2010 21:39:20 GMT
就2009年房价的怪异走势而论，在中国预测房价其实是一件非常尴尬之事。在今年3月份之前，即使最坚决的鼓吹房价者，也没有想到在全球经济风雨飘摇的今年会成为中国房地产市场最火爆的一年，二手房交易量是过去三年大牛市的总和。尽管70个大中城市房价统计“谦虚”地表明，过去10个月房价上涨不到4%，但各地房价大幅飙升屡创历史新高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这的确给年初唱空房价者(包括本人)以莫大的嘲讽。没有人想到今年的楼市火爆至此，是因为没有人想到“两会”上政府确定的一年5万亿的信贷投放足足翻了一番，更没有人想到大量的信贷资金在银行配合、开发商掩护、地方政府绥靖的政策下肆无忌惮流入了楼市，再次创造了楼市的奇迹。

不仅房价难以预测，就是房地产的未来政策，也成了“不敢说，不敢说，一说就有错”。在地方政府、开发商、学者等具有议价能力和话语权的利益诉求非常复杂的情况下，去年年底中央出台的房地产优惠政策，究竟向左走，还是向右走，不同的利益主体对此的期待显然不同。开发商和地方政府期待政策延续，以便维持市场的繁荣态势；民众期待政府通过回收优惠政策打压房价，以便市场的理性回归。如果仅仅从常识而言，笔者当然支持政府通过政策的调控，提前挤压资产泡沫，释放银行系统的金融风险，同时促使房地产市场理性回归。

然而，中国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真实运行轨迹告诉我们，一系列调控政策从来都没有让房价回归：始于2005年的调控政策，呈现出越调控越疯涨的尴尬态势。而且，如果从房地产优惠政策的出发点看，无论是降低二手房税费等交易成本，还是对改善型住房信贷政策，都是站在促进房地产消费的角度而言的，这样的政策，如果严格认定并加以执行，受益的应该是普通民众，今年二手房交易市场的火爆表现已经证明；对于这样的优惠政策，不但不该取消，而且应该进一步完善，形成常规化、制度化的政策体系。

王石说，中国楼市是政策市，这话如果放在当下的语境下解读，的确一语中的。但只说对了一半，在利益博弈复杂的情况下，大凡中央出台的挤压楼市泡沫的政策，基本宣告失灵，而刺激楼市的政策，则会引发各界“一致行动的逻辑”，制造空前繁荣的市场。所以，对于明年的楼市，如果从全球公认的房价收入比指标来看，从房地产本身的周期看，无疑都面临行业拐点。然而，只要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千丝万缕的媾和关系在，预测房价将永远是一个让学术蒙羞的尴尬。

回到常识，笔者依然坚信，房地产市场目前处在一个十字路口，超常规的繁荣已经让房地产积累了巨大的泡沫和风险。但在利益博弈复杂的情况下，单纯依靠政策的取舍并不能左右房地产市场的走势。房地产市场的症结不在于有无优惠政策，而在于政府能否摆脱卖地生存的利益模式。不彻底摆脱各地土地财政的生存模式和利益纠葛，不管优惠政策是否继续，房价都难以合理回归。

]]> Wed, 10 Mar 2010 21:39:20 GMT
所谓蚁族，就是“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之所以将该群体称之为“蚁族”，是因为这个群体和蚂蚁有许多相类似的特点：高智、弱小、群居。学者廉思专门研究这一群体，并根据该群体所处地域的不同，分别冠之以京蚁(北京)、沪蚁(上海)、江蚁(武汉)、秦蚁(西安)、穗蚁(广州)等称呼。可见，“蚁族”主要聚居的地点是大城市。

袁贵仁对此提出要求，要各地教育部门扩大“农村教师特岗计划”的规模；做好高校毕业生入伍征集工作；进一步健全鼓励毕业生下基层的政策体系。这种让大学毕业生去基层、去西部的政策，其实早就有之，但成效并不理想。其原因除了高校扩招后历届大学毕业生数量持续增长这一刚性因素外，笔者认为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中国行政权力对资源的分配主导作用过强，资源按照权力的意志配置远胜于按市场法则配置。从产业政策到教育、医疗、社保，各个层面莫不如此。通俗地说，一个县，最好的东西集中在县城，一个省则集中在省城，全国则集中在北京、上海这些特大城市。在疆土广阔的中国，越是经济欠发达的地区，行政权力的主导作用就越大。如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群中，选择某个中小城市生活工作，和去广州、上海的落差不算太大，而在内陆地区，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镇、农村，各方面的差距有若霄壤。

理论上说，中小城市、农村地区更需要大学毕业生，在这些地方也更有用武之地。但实际生活中正好相反。人都是理性的，大多会做出“人往高处走”的选择，这种“高处”不仅仅指栖身城市的规模、繁华程度，主要是指生活质量和出头的机会。尽管包括笔者在内的长居北京这些大都市的外地人，抱怨大城市拥挤、空气质量不好、生活成本太高，却很少主动离开，无非是利弊权衡的结果。在人才聚集的大城市，各个行业的从业者都比中小城市的机会要多得多，有一位拾荒者曾对我说过：捡垃圾也要来北京，比在老家捡得多。以教育、医疗、养老这三大公共服务为例，大城市由于一般兼有全国或全省政治中心的职能，其市民享有优于其他地区的“特权”。

即使当蚁族也要留在大都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里的竞争环境相比中小城市更加公平。在大城市固然也有暗箱操作、走后门等等不公平的现象，但相较而言，由于大城市的分工细致，各行业专业化程度较高，舆论监督的环境以及居民整体权利意识优于中小城市，其竞争环境相对公平一些。虽说金子在哪里都能发光，但在大城市里显然更容易发光。一个优秀的大学毕业生进入一个世界500强的跨国企业，尽管竞争的对象水平更高，但由于机制较为公平，他容易脱颖而出。无数事实早已证明了这一点。

在整个社会资源配置、制度环境没有较大的改变，更大的优惠政策没有出台之前，仅靠教育、人事等有关部门依靠某些方面的政策推动，是很难让“蚁族”离开大城市去广阔天地觅食的。

]]> Wed, 10 Mar 2010 21:39:20 GMT
一种声音赞好，将北大的招生新政提升到了“打破应试教育一统天下”的高度，认为多元的招生途径有利于不拘一格选人才，而反方在举措一出台就求全责备，会使改革寸步难行。

与之针锋相对的观点是担心此举会滋生腐败，绝大多数网友认为中学校长面对的是“选公子还是选才子”的问题。

其实，这个所谓的改革既不是一些人想象中的遏制应试的灵丹妙药，也不是产生腐败的温床，它只是，“分数决定论”的副产品。

先看被推荐的优秀学生的推荐理由。南师大附中获得推荐资格的匡超：成绩年级第一，学科竞赛考得很好；文科生里他理科学得最好，理科生里他文科学得最好。好学生有三种：一、平时学习成绩好；二、学科竞赛考得很好；三、学生活动能力强。一般来说，能做到其中一点就很不容易了，匡超三样都很厉害。

还有，武汉二中推荐的宋轶凡“经常考年级第一”；巴蜀中学确定的阳盼、袁潇和韦宇丹最近几次考试的分数排名都是全校第一或第二，凭考试分数无可争议地入选。

改革来改革去，大家把眼光还是聚焦在学习成绩上。奇怪的是，那些成绩均衡德才兼备、活动能力组织能力强的学生不需要校长实名推荐一样能上北大，为什么还要把这宝贵的机会叠加到这种校园牛人身上去？

从脑科学意义上讲，人在中学时代属于潜人才，才华能力都处于隐性状态。高考屡遭诟病，就是因为它在用长达6年的时间逼着孩子产生显性成果，并以此来衡量和评判其是否有接受大学教育的资格。

所以，作为高考制度的补充，自主招生理应肩负起拾遗补缺的作用，打捞那些有可能在高考中失利，进不了名校的怪才专才。

我们再看这获得推荐资格的39所中学，哪个不是北大、清华的生源基地？

就说北京人熟悉的北京四中，人大附中，北师大二附中，他们比的从来就不是本科升学率，而是比状元多少，比通过考SAT赴海外名校人数。对于这类生源极佳、师资极佳、学校条件极佳的学校，上北大的个把名额到底会有多重？特别是那些文科实验班理科实验班，更是叠加了各种优质资源。进了这个基地，学生们就可以成群结队地涌进北大、清华。不是有种说法，人大牛，牛不过人大附中吗？每年这几所学校都有大量保送和自主招生的名额，很多学生不喜欢保送的专业，就主动放弃自己考，或者同时报考自主招生和申请海外名校，谁会像偏远地区普通学校那么稀罕北大这仨瓜俩枣的名额呢？

仍然是穷的穷死富的富死，所以有人评论，按照北大的方案，本意是想让钱钟书或者韩寒这样可能会被高考体制“枪毙”的人也能进入北大校园，可现在看来，他们连上重点高中的资格都没有，又怎么可能获得被推荐资格？

记得看过这样一个故事，华罗庚读初中时，一度功课不好，有时数学还不及格。当时在江苏金坛中学任教的我国著名教育家、翻译家王维克，是华罗庚的数学老师。他发现，华罗庚虽贪玩，但思维敏捷，数学习题往往改了又改，解题方法十分独特别致。一次，金坛中学的老师感叹学校“差生”多，没有“人才”时，王维克道：“不见得吧，依我看，华罗庚同学就是一个！”“华罗庚？”一位老师笑了：“你看看他那两个像蟹爬的字吧，他能算个‘人才’吗？”王维克激动地反驳：“当然，他成为大书法家的希望很小，可他在数学上的才能你怎么能从他的笔迹上看出来呢？要知道金子被埋在沙里的时候，粗看起来和沙子并没有什么两样。我们当教书匠的最需要有沙里淘金的本领，否则就会埋没人才啊！”


是的，创新型人才往往禀赋卓异，缺点明显，很容易就因为一个理由被淘汰了。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需要的就是王维克那样一双从沙子里淘金的眼睛。

再看看当下这些有实名推荐资格的中学校长，最终还是不能免俗地把显著成绩作为推荐标准，实在令人叹息。

“非不能也，是不敢也！”重庆南开中学校长宋璞用这句话来概括这次推荐学生的程序，因为受到诸多限制，他不得不以分数来定夺。

看来，中国的中学校长除了要有辨才识才的伯乐眼，更要有胆量。如果中学校长不是有胆有识的教育家，而只是唯唯诺诺的教育官员，那么北大的招生新政所达到的效果，无非就是跟清华抢抢生源而已。

]]> Wed, 10 Mar 2010 21:39:20 GMT
出面否认“个别媒体”的官员，就是报道中所说的发表“87线”的那一位。现在他说他没说过这话，依此看来，是媒体造了一个大谣，否则，就是官员赖皮了。这事叫人挺纳闷，感觉怪怪的。记者凭空捏造数字和标准并指名道姓安在某人头上，这造谣难度够大的，简直不可能。还有个现象值得注意：发改委官员仅否定了“87 线”这一条消息，而对同一文稿中的其他的多项报道内容均未否定。另一面呢，官员实际上指媒体造谣也绝非轻易为之。

发布谣言的“个别媒体”有谁呢？“主流权威”的媒体参与者众，转载消息更是遍地开花，几乎各地传媒、各大网站都涉入此事，传播效果似乎达成了“地球人都知道”。并且，许多媒体好像都派员亲临采访现场面对发改委官员似的，多种大同小异的报道文本，都标着“XX日报报道”、“XX网消息”，这意思是“此信息来源出自本媒体”，宣示“原创作品”之意。因而，发改委官员打出的虽然只是一个耳光，但这一耳光却从诸多媒体的面子上获得了响亮回声。

有些媒体自身也有不小的毛病。实际上没派人采访，却不愿对外显出拾人牙慧的样子，所以就改写别人的“原创报道”当自家独立获得的消息发出去。结果呢，一旦真正的“原创报道”被质疑、被否定，就沾上了“独立造谣”的嫌疑。这对所有传播机构、媒体人都是个教训。

官方和媒体对公众很有必要说清楚的事，却总是稀里糊涂地以不明不白的结果而告终。这一中国特色反映出权力的跋扈和官媒之间关系的畸形，说到底是公众知情权、监督批评权缺失，还无法运用理论上拥有的权利来保障各种基本的实际权利。

国内国外媒体言论，国计民生各个领域、各个行业乃至某些企业的事务或意见，往往会成为发改委这样的部门的否定对象。不过，其“否定”的质量与水平，可信度是让人怀疑的。有网友跟帖说“发改委出来辟谣，(制定87度涨价线)这事基本上靠谱了”，这也不全是玩幽默的话。这种论点，依据的是一个夸大其词的概括性说法，即“任何消息在官方否定之前都不可采信”。

显然这说法是不对的，对证据我能信手拈来：去年此时，发改委否定的是“媒体报道国家发改委正起草全民涨工资方案”，这个否定就是完全符合事实、无可置疑的。


再回头说电费。绝大多数人并不反对阶梯式调价，他们一是关切，二是担忧，关心的是调价线怎么定，担心的是借机变相涨价，从而损害弱势群体与大多数家庭的利益。

没有官员出来正式抱怨过诸多劳动者收入严重偏低，他们从未抱怨过某部分国民福利缺项、待遇偏低，从不抱怨各种税费收缴过多，不抱怨国民生活负担与精神压力过重，同时，不曾见过他们呼吁或强调劳动收入与国际接轨，国民福利与国际接轨，政府服务与国际接轨，官员权利和义务与国际接轨……

本是一种神奇的不公现象，公众不能因司空见惯而麻木。大家都希望国家和官员不至于如此神奇，因而，严重的问题依然是教育官员。今后，大家尚需再接再厉，对诸多的“红线”步步紧逼。

]]> Wed, 10 Mar 2010 21:39:20 GMT
社会越进步，对付小三就越“法制化”——在昨日省政府召开的2010年立法计划编制听证会上，众多的立法建议中，设立“通奸罪”以打击第三者的立法建议，赫然列入项目表中。（相关报道见本报今日A08版）

惩治小三和专门立法有没有关系？立法惩治是法律、小三现象是道德，两者好比水与火，其实有着明晰的楚河汉界。感情快餐化的年代，男女玩一玩暧昧，也属正常。只要不过火，大家权可当眼不见心静。假如越了界，还有“重婚罪”、《婚姻法》中的离婚过错责任认定条款在，实在不至于愤懑到刑上小三。小三总是令人愤愤不平，但要找出一把丈量“小三”的法律尺子，却是为难：所谓小三，是以一种怎样的方式介入他人婚姻生活？又有着怎样的情感程度核定标准？而假如“小三”，也被已婚的对方欺骗了婚姻事实，谁又是名至实归的小三？

这个世界上本没有小三，“剿灭小三”的焦虑与呼声之所以此消彼长，道理很简单：若加以比喻，每一对夫妻的婚姻质量都好比一座城，刚开始广阔而通亮。时间前移，过度熟悉的陌生、无微不至的不再、生活琐碎的纠缠，都会让城越变越小。最后逼仄的空间内，自然不是呼吁离婚的“巷战”，便是另寻温柔小三的“破城而出”——婚姻的城，沦陷了。

要打败小三，更要像守城一样。守城的方法也有许多种：足以挽留味蕾的美食、情感开始处的故地重游、回归初恋一样的温情脉脉……如果这些都不曾奏效，那还有一招“退避三舍”，说的是，古代一员外恋上了新娶的小妾，冷落了正室。正室不喜不怒，蓬头垢面混迹于女仆中三月，三月后再盛装打扮，重新耀花了已对小妾渐生倦意丈夫的眼，再度俘虏了他的心。挽救情感危机，也要让变心的爱人先看到里面的虱子，再让他看到华美的袍——皮袍的光芒总要盖过虱子的瑕疵，原配的相濡以沫也总要胜过小三的露水情缘。
]]> Wed, 10 Mar 2010 21:39:20 GMT
可是，这不是从未发生的如果，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实，教育已经出了大问题。一座学校，可能像歌舞厅，可能像马戏团，可能像斗兽场，可能像疯人院，可偏偏就是不太像学校。

11月26日，一则题为《上虞市居然有个少先队城管学校》的帖子在红网论坛、天涯社区及爱卡社区等论坛上热传。称两年前浙江上虞市成立了一间“少先队城管学校”，小学生穿着统一的城管制服，煞有介事地宣誓“我们是小小城管员，身着威严的制服，胸怀城管的热情，走上街头……”

这篇帖子图文并茂地描述了“少先队城管学校”成立仪式的场面，称在2007年12月24日上午，“上虞市少先队城管学校”成立仪式在上虞市华维文澜小学举行，上虞市副市长郑建庆出席仪式并亲手将“上虞市少先队城管学校”的牌匾授予上虞市城管局黄建华局长，将“上虞市少先队城管学校综合实践基地”的牌匾授予华维文澜小学李正火校长。同时，成立了组织机构——“上虞市少年城管学校”委员会，邀请了郑市长作为名誉校长。

实在不明白为什么要搞这么个“少先队城管学校”？这种作秀，堪称没事找抽型之冠。不过，再往深里想，倒也没什么可奇怪的。我们的教育思维里本来就充满了典型的城管式思维，比如从你上幼儿园开始就被要求手放后坐端正不许说话不许笑。我们从小就被管制，从小就被规训，所以长大了开始习惯性地也去管制别人。

童话作家郑渊洁曾经披露这样一个“惊人”的事实——北京的诸多小学校里，老师群体中都流行一个词“掰尖儿”。什么意思呢？“尖儿”就是那些多少有些与众不同的孩子，这样的孩子一般都挺有自己的独立想法，都不是那么乖乖地听老师说啥就是啥。于是，老师们开始比赛谁能把这些“尖儿”给“掰”了。小样吧，你还与众不同呢，看我不把你给收拾得服服帖帖！

在我看来，这些老师的思维其实就是典型的城管式思维。教室里的几行课桌几十号学生其实就相当于城市街头的小摊小贩，只要老师一声喝令，学生必须闻风丧胆，否则怎么会有那种享受权力的快感？其实也难怪城管的行事方式如此简单粗暴了，我估摸着他们从小也是被老师这么管教出来的，从小他们就被掰了尖去了势，然后“前半生铁匠铺里吃了亏，后半世豆腐店里来翻梢”。

还记得那本曾经闹得满城风雨的《城管执法操作实务》么？

那上面掏心掏肺地说了这样的技巧——“最好是几名城管队员一起行动，一次性地控制住相对人的身体，要达到招招见效”、“采取反暴力抗法的局部动作，注意要使相对人的脸上不见血，身上不见伤，周围不见人”。

我不知道，上虞华维文澜小学的那些学生，换上城管制服，也去街上趾高气扬地走了一圈之后，是否也受到了同等的技术战术训练？或者，他们还没来得及动手，就已经提前体验了一把制服上身后那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足以毁了他们心中那些小小的朴素与爱心。


]]> Wed, 10 Mar 2010 21:39:20 GMT
从报道中我们不难看出大理市卫生局的用意——通过搭建男同性恋酒吧的沟通平台，防艾志愿者可以从茫茫人海中找到男同性恋者，以提供健康理性的性文化与性行为模式，防止艾滋病在这一高危群体的扩散。这在同性性行为已被证明为传播艾滋病速度最快途径之一的形势下，无疑具有极大的标本价值。

但是，男同性恋酒吧的意义不应仅止于“防艾”。事实上，作为一种有着深刻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价值的疾病，艾滋病的干预和防治早已超越了单纯的病理学甚至社会学背景，而更具有广泛的文化心理意义。对抗艾滋病，不仅医疗卫生体系、社会保障措施和社会动员能力将直接承受考验，它对每个社会成员而言，其实也是一种难以回避的追问。这其实从某个角度看，正显现出我们对生命的理解和对人类命运的态度。


男同性恋酒吧自然是一个标签，但绝不能狭隘定义为把同性恋视为艾滋病传播高危群体的社会、道德标签，而更应该是拒绝偏见和歧视、给予社会关怀的人文标签。在男同性恋酒吧之外，重新打造由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共同筑成的门槛，给予艾滋病患者应有的医疗救治，改变由于知识理性的不足，人性关怀的缺位，所造成的各种显性与隐性的歧视与排斥，也必将成为一项长期而系统的社会工程。

男同性恋酒吧之所以成为一个标签，也恰恰反衬出公众对同性恋这一亚文化的狭隘视角。当某种文化始终因忌讳而过度神秘，普通民众就无从了解这个群体的生活、情感，更遑论理解？最大限度减轻对社会及同性恋者的伤害，只有真实展现和真诚沟通，而不是讳莫如深、遮遮掩掩、放任自流或者纵容鼓励。男同性恋酒吧的意义理应体现于此。
]]> Wed, 10 Mar 2010 21:39:20 GMT
请注意，男性比女性“盈余”3402万人，特指0-26岁的存活人口。如果是中老年性别比，女性则会出现“盈余”。0-26岁存活人口男女性别比严重倒挂，不仅影响人口结构平衡，而且会影响社会稳定。若不早加关注，危机将会伴随而来。

有人可能会反驳，这都是重男轻女惹的祸。把重男轻女老观念改了，男女性别比就不会倒挂了。这话显然错了，最起码很不准确。至今还动辄拿重男轻女观念说事，这会掩盖社会发展深层矛盾。

确切地说，男性比女性“盈余”3402万人，主要是在农村。在城市，早已是生男爱男，生女爱女。而在农村则不同，生男生女实际不一样，养儿才可以养老。农民占人口的大头，生了女儿总想生男孩，不生男孩不罢休。这一来，男性不“盈余”3402万人，那才怪呢！

男性“盈余”，女性“亏损”，根子是农民养老还没解决好。有人可能会说，农民不是已经实行普惠式养老了吗？不错，前不久国务院是出台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指导意见，农民达到退休年龄，都能领到养老金。但是，农民人口之多，国家财力有限，农民普惠式养老每人每月只有55元，而且在全国普遍实施的设定时间为2020年前（9月5日新京报）。再说，普惠式养老在于受惠面广和普遍能受惠，但每月那55元养老金，再节省也会有很大缺口。农民老了丧失劳动能力，如果没有儿子养老送终，靠此怎能安度晚年？


“男盈女亏”，折射出农民养老的隐痛。破解这个难题，需尽快打破城乡格局，实行工农平权，让农民也能拿到与城里人相同或相等的养老金。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地方经济实力的增强，公共财政应增加对农民养老保障的投入，提升农民基础养老金标准。乡村要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多向农民养老注入资金。农民自身也要多让土地生财，增加自已的经济实力。农民子女不论是男是女，都要一视同仁去尽赡养老人责任。农民没有后顾之忧，真正感受到生男生女都一样，男性“盈余”，女性“亏损”才会得到扭转，甚至还会出现逆转呢！
]]> Wed, 10 Mar 2010 21:39:20 GMT
显然，深圳此举是想利用自身立法权限尽可能地对“裸官”进行防范，通过控制权力而将“裸官”的危害降到最低。

事实上，法律并没有“裸官”这一说法，没有对“裸官”有所限制。其一，官员家属虽因与公权力的关系而有特殊性，但他们也有一般公民所有的自由迁徙权。其二，官员配偶子女移居国外也算不上什么道德问题，在全球化的今天，公民移居海外十分正常，跟爱不爱国、忠不忠诚、崇洋媚外与否没有什么关系。其三，“裸官”只是个别腐败案件暴露出的问题，并不是所有“裸官”都有腐败问题，并不是配偶子女移居海外都为了给腐败留退路。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对“裸官”进行防范，而无法禁止。

注意到腐败案件暴露出的制度问题，并及时补上漏洞，在制度上防范“裸官”，深圳这种敏感的补漏思维很值得赞赏。不过，一刀切地规定“裸官”禁任正职和重要部门班子成员，不一定就能防范得了“裸官”，这也暴露出反腐部门在防范腐败上缺乏有针对性、能精准打击的制度。

其实，可以从多个方面很正当地对“裸官”进行防范。移居海外需要充足资本和大量资金，可以通过官员家庭财产申报制对其财产来源进行调查；可以对这样的官员进行重点监督，通过财产公示制调查其财产，并完善制度防范“裸官”外逃。反腐败需要这样的精确怀疑和有针对性的防范，对于“裸官”，查出来有问题就不让其担任任何职位；而经过调查没问题的，就应充分信任，一视同仁地对待。

放在现实语境下，防范“裸官”也事出无奈。很多地方的官员家庭财产申报制形同虚设，所谓的“财产申报”只是“合法财产申报”，无法判断其子女迁移国外花的来源是否正当。权力监督机制存在极大漏洞，无法防范官员的权力滥用，无法判断“裸官”是否在为腐败留后路——此时，只能对“裸官”进行一刀切的约束。


而“裸官”不担任正职和重要部门的班子成员，也不必然减轻腐败的损失和影响。最著名的“裸官”如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庞家钰，担任的就不是正职和重要部门的班子成员，可他的腐败一点儿也不比其他腐败差。在滥用权力方面，副职与正职的危害其实并没有多大差别。再说重要部门就是“腐败高发领域”——其实不然，从银行到环保部门，从卫生局到高校，如今那些看起来“不重要”的部门，腐败发生率和涉案金额一点也不比那些“重要部门”低。比如教育这个过去的“清水衙门”，你说它重要不重要？如今这个领域的腐败一点也不比别的领域少。

治理“裸官”，需要官员家庭财产申报制、配偶子女情况公示制、防范贪官外逃制度等的精确治理，而不是盲目一刀切。更重要的是，“裸官”并不是反腐重点，遏制所有腐败才是最重要的，“裸”只是一种可能的腐败信号，是腐败的结果。盲目地禁止“裸官”无益于深入地防范腐败，只不过起到“别把贪的钱转移到国外”的逆向暗示效果。

]]> Wed, 10 Mar 2010 21:39:20 GMT
关于南京“楼歪歪”，我们最近得到的消息是“81户业主已经全都撤离，地产公司工程部正在对楼房进行纠偏”。那些不幸购房者内心的不满和愤恨，可想而知。而就在此时，“喜讯”传来，让人愤懑的“楼歪歪”居然得到了“江苏优秀住宅”的奖牌。恰如网友所言，此乃“丧事喜办”。估计很多人对这样的脑筋急转弯一时还真适应不过来。

“江苏优秀住宅”评比活动是一项官方评比活动，既然是官方主办，那么于百姓而言，其结果肯定颇具权威性，据说这一评选活动是对江苏省住宅整体质量水平的一次检阅。在住宅整体质量评比方面，“江苏优秀住宅”是该省最高奖项。

相对于开发商的“喜滋滋”，我们还真的很难找到一个确切的词语，来形容看到此新闻后的心情。荒唐？不公？脑残？甚至骂娘又有什么用呢？如此的黑色幽默就是那么坚强地刺激我们的神经、考验我们的忍耐力。

参与评比的南京市建委相关人士表示，他们手上的资料有限，无法对参评的楼盘做全面评判。或许，这样的评审就是在某个豪华酒店的大包房里进行的；或许，这样荒谬的奖项就是在觥筹交错的愉快气氛中颁发的。没有现场的调研，没有严格的监督，评选的依据或许只是开发商提交的美轮美奂的报告以及沉甸甸的银子。组委会人士也承认，参评入围楼盘将缴纳一定的费用。这个“一定的费用”具体是多少，似无必要深究，但应该会比对捂盘惜售、囤房居奇的一万元罚款略高一点吧？


如此评选，要它何用？对于开发商而言，或许还真的有用：装点门面、故弄玄虚。如果想要忽悠那些不知内情的购房者，这样的奖牌无疑能够“立见奇效”。而对于百姓而言，这样的奖牌无疑就是陷阱上的掩盖物，稍不留神一脚踏进去，就只能“一次又一次回头看曾经的家”了。

国家质检总局早在2003年的6月就发布《关于认真检查纠正向企业乱发牌证乱收费的紧急通知》，要求认真检查一切有偿评比、发牌、宣传等活动，杜绝乱发牌、乱收费问题的发生。给“楼歪歪”颁发优质大奖，是管理者对于自身公信力的一次毫不留情的嘲讽，进一步强化了百姓对监管部门的怀疑与不信任。其影响，恐不是简单的一句“荒唐”所能概括的。

]]> Wed, 10 Mar 2010 21:39:20 GMT
此事再次显示出民众在环保方面的维权力量。近年来，随着民众环保意识的觉醒，他们积极地参与到一些环境事件的维权中，并成功地迫使政府在一些有可能危害民众健康和环境安全的建设项目上更改或迁移地址。

环保的公众参与，显示了一个公民社会的雏形至少在环境领域开始形成。很长一段时间来，多数民众对社会生活和公共事务持一种冷漠和排斥态度，只关注自身或至多是一个小圈子的事情，这虽然有客观因素，但对政府决策来说，如果缺少公众参与，会导致决策更多受既得利益集团的支配而偏离正确的方向。好在这种情况近几年有了很大改观，特别是在网络的普及下，民众对社会事务的参与越来越广泛和深入，在某些时候，和政府形成了良好的互动。

不过，在总体肯定民众力量的同时，我们也要防止一种偏向，即民众的公共参与只是简单地表达反对意见，甚或只是为了私人利益而刻意反对政府的决策，以凸显自己与政府利益的不一致。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公民参与的出发点固然是要更好地行使和保障个人利益以及社会的整体利益，但若民众在参与中对个人利益或小群体考虑得过重，那么，势必会忽略社会的整体利益，从而造成个人或小群体利益得到了保障，但社会更多人利益将会因此受到不必要的损害。

以广州番禺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为例，假设因当地民众的反对而致使该项目流产，那么，问题是不是就得到解决了呢？我认为后果可能更严重。这是因为，中国是个正在迅速发展的国家，许多城市特别是一些中小城市，生活垃圾成了必须立即解决的棘手问题。我们看到，很多地方现在已被垃圾包围着，生活根本谈不上宜居。

处理垃圾的做法，过去是把它埋在地下，但在许多大城市，土地寸土如金，这种做法已不合时宜，事实上也不环保。采取焚烧处理的办法则可最有效地实现生活垃圾的减容、减量、资源化。笔者今年暑假参观了青海西宁的一家垃圾焚烧发电厂，其清洁和环保，给笔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它不但能把垃圾通过焚烧处理制作成有机肥料，而且整个操作车间几乎闻不到垃圾特有的刺鼻气味。广州的这个项目是不是跟西宁一样，笔者不清楚，但经过多年的发展，垃圾焚烧发电在技术上已十分成熟可靠，成为了当前国际上广泛运用的生活垃圾处理技术，这点应该是没问题的。

所以，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对于实践已经证明了的，能够很好控制环境污染的项目，人们是不是一律都反对？理论上当然不太可能，但落实到实际中，因和人们的利益产生冲突，或可出现这种情况。这就涉及到公民参与的权责对等问题。一个不讲究权利，只承担义务的社会，显然不是公民社会；但是，只讲究权利，不讲究义务，不承担责任，也不是一个公民社会。成熟的公民，还必须考虑，当“我”在反对政府的某个决策时，该决策流产所给社会带来的后果是什么，这个责任要考虑清楚。只有考虑好了承担后果，反对才会更有力量。

当然，我不是主张将政府决策错误的后果要民众来承担。就广州这个个案来说，当地民众很可能不是反对垃圾焚烧项目本身，而只是担心政府在执行安全措施上的能力。如是这样，就需要政府的环评信息更公开和透明，引进第三方来监督垃圾焚烧处理的过程等。总之，要建立一套保障民众参与的机制。

]]> Wed, 10 Mar 2010 21:39:20 GMT
乍看上去，这看法不免偏激，然而事实上，它并非民间成见，而是官方观点。何以见得？下例即可佐证：11月25日，深圳颁布《关于加强党政正职监督的暂行规定》，主旨是防止官员贪腐滥权，媒体重点关注的则是其中的以下条款：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裸官”不得担任党政正职和重要部门的班子成员。

在现实体制之下，通过对权力的限制、分散、制衡、监督，预防贪腐滥权，不失为一个可行的思路。就拿这一涉及“裸官”的规定来说，其值得称道之处，在于能直面“一把手”和“要害部门”是滥权和贪腐的高发和易发地带，承认近年来诸多贪腐官员外逃这一活生生而冷酷的现实，也认定混迹于这一腐败高发地带的“裸官”，能更容易逃脱法律的制裁。遗憾的是，规定无可非议的反腐动机，由于其表面显而易见的漏洞，以及深植制度肌体的内在逻辑悖谬，其有效防止和遏制滥权和贪腐的目的能否达成，就不得不打上一个问号。

各级官员，不管身居一把手还是关键职位，既然都身为公务员，就无一例外受《公务员法》约束和保护。《公务员法》第五条规定：公务员的管理，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依照法定的权限、条件、标准和程序进行。其中的平等原则，无疑也适用“裸官”。也就是说，既然《公务员法》没有“裸官”不能担任一把手和关键职位的明确规定，深圳的这个《暂行规定》是否就与法律产生了冲突？在贪腐肆虐，天怨人怒的现况下，着急得干瞪眼的公众，恐怕都期望有法规禁止妻儿财产在国境之外者担任公职。但明智而合理的办法是，在相关严刑峻法出台之前，必须依法公平对待“裸官”，而不是法外自定规则，滥施制度性歧视，贸然将“裸官”打入另册，做“有罪推定”。

暂且不论只有什么级别，居于什么职位的官员，凭其正常收入，才有能力将其妻儿财产转移至国境之外，跻身“裸官”行列。应该承认，经济问题很复杂，经济来源渠道也很多，同样，“裸官”成分复杂多元，妻儿财产转移的因由恐怕也并非全是贪腐所致。这样一来，除非能证明所有“裸官”都有贪腐嫌疑，否则，深圳的规定就难免不公，难免伤及无辜。

因此，深圳有关“裸官”的规定甫一出台，立即引来诸多质疑，就不足为怪了。甚至有人认为，这一规定，无非是将官员亲属当成反贪防腐的人质，暗示官员财产不得转移到境外，可行性和实际的反贪防腐效果十分可疑——— 这样的观点虽不无偏颇，却也不无道理。概而言之，深圳的《暂行规定》，在仕途上为“裸官”设置“紧箍咒”，对贪腐官员尽管有一定的震慑和遏制效果，却也凸显了目前预防贪腐滥权在制度和措施上的窘境。在公认的更为行之有效的官员财产申报公布制度尚未建立，公众监督机制尚待升级之际，它仅仅是一个权宜之计。

]]> Wed, 10 Mar 2010 21:39:20 GMT
拔掉保护伞才是决定打黑战役成败的关键。中央党校教授林喆此前也曾指出：打黑不打保护伞等于没打。

古今反黑铁律早已证明，为攫取利益，黑恶势力往往将触角伸进权力阵营，以黑蚀权、以权护黑、权黑勾结。如重庆打黑行动，有关方面揪出的保护伞，有原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文强等10名厅级官员、县处级以上官员20人，涉案政法干警29人。


打黑不打保护伞等于没打，这句话并非是否定打黑的阶段成果，而是站在更深层面揭示了打黑战役的艰巨性、复杂性。打黑难，打掉黑社会背后的保护伞更难。如果仅仅将黑恶势力的脓包挤开，而没有对病灶毒素彻底清除，腐败官员及黑恶势力会在壁虎断尾之后，快速自我修复，卷土重来。

吏治腐败乃最大的腐败，被腐蚀黑化的权力是罪恶的渊薮。在老百姓看来，李纪周、文强之流才是潜伏在官场的最大最阴险的黑老大。他们既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同时也是黑团伙名副其实的消息树、庇护所，以其人脉和能量，为后者提供官场支撑和腐败营养。各地在打黑行动中，能否对此类保护伞予以精确定位并完全摧毁，事关打黑成败，直接影响着打黑的质量及效果。

]]> Wed, 10 Mar 2010 21:39:20 GMT
住房公积金“沉睡”现象不只出现在兰州，在全国所有地方，公积金都自顾自地“沉睡”着，并且这一睡，就是十多年。可是，公积金“沉睡”并不是因为人们对公积金贷款不热衷，而是事实上的贷款难，主要是手续繁琐和效率低下，使得人们在面临公积金和商业贷款选择的时候不得已选择了后者。

至于公积金管理中心为什么效率低下，有一种说法既通俗也非常有道理，在商业银行的眼中，贷款人是客户，而在公积金管理中心的眼中，贷款人只是一个被管理者，让管理者为被管理者服务，效率还高得起来吗？按照这种理解，重新定位公积金管理中心，把它改造成国有住房银行或许能够解决公积金管理中心积极性不高，效率低下的问题，其实不然，因为对于广大公积金缴纳者来说，眼下最迫切的问题不是手续繁琐，而是根本就贷不到款。

许多职工感叹贷款难，主要是卡在了抵押登记的环节。没有贷款，就不能足额交清房款，没有交清房款，自然没有产权证明，没有产权证明，就没有抵押登记的实物，公积金管理机构自然就不能放款。这样一来，公积金贷款对于广大工薪阶层来说就名存实亡，从公积金的实际受益者也可以看出，真正需要公积金购买首套住房的工薪阶层却被挡在了门外。不得不说，这是公积金贷款制度的先天缺陷，只要现有公积金制度不除，即使把公积金管理中心变身成住房银行，也会爱莫能助。


从国外的经验来看也是如此，除中国之外，全世界近200个国家和地区，却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建立有所谓的住房公积金制度。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为什么摒弃公积金制度不用，并不是这种制度的初衷不好，而是因为这一制度会在现有社会财富分配序列之外制造新的不公平，首当其冲的就是公积金会被少数既得利益者所占有，由此导致的后果是，公积金干了和本来初衷相违背的事情。并且，我国当初之所以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其实是住房分配制度改革的衍生品，现在，当时的改革背景早已时过境迁，作为配套制度的住房公积金制度自然也完成了历史使命。

据此，笔者以为，与其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建立所谓的住房银行，还不如根除现有公积金管理制度。这样虽然于公平无补，但至少于公平无害。

]]> Wed, 10 Mar 2010 21:39:20 GMT
无人理会。强拆继续进行，一时间，执法人员持械冲入，唐家人仰马翻……最终，在唐福珍竖起的五星红旗下，她决然地点燃了自己……这幅画面让人极为震惊：某些政府官员和执法人员在面对垂危的“草民”时，人性已经到了荡然无存的地步。

姑且先不管这一事件的双方是非，人的生命高于一切。就算唐是一个罪犯，如果生命垂危还应紧急施救，何况她只是一个保卫家园的妇女。而面对一个生命的即将消失，执法方面不肯终止强迁举动；甚至，在唐福珍已经燃烧之际，强迁竟然还按计划有条不紊地执行；甚至，据披露，在唐福珍弥留之际，还不准亲人探视……

当地政府的强制拆迁，显系有备而去，在拆迁车之外，准备了救护车、警车，唐家被打伤四个，拘走七人。强拆之决心和力度可见一斑。然而，动用如此国家机器，对付一个手无寸铁的“草民”，这还是人民政府吗？

唐福珍本来是对政府官员抱有一线希望的。否则，她不会高高树起五星红旗，指望以此唤醒他们，这是在人民共和国的土地；否则，她也不会在自戗之前，一再喊话，希望自己的生命能成为阻止他们的理由；然而，她最终绝望了，什么都不能让他们停下来，那么，一个草民，她唯一能做的，就是自己停下来，在火光冲天中，彻底停下……

唐福珍以死相抗，不知道当事的政府官员是否内心有过哪怕是一丝的触动？

这件事的最恶劣处，是政府官员公然漠视百姓生命而无丝毫反省和悔意，当地公检法也配合默契，共同结成了凶手联盟。

这是为什么？

近年来，来自政府官员的各种雷人语录屡见不鲜：

——郑州城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质问采访违规用地建造别墅的记者：“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

——广州交通部门针对记者询问封闭车道要不要证求市民意见时，发火道：“我拉屎要不要通知你啊,臭不臭要不要通知你啊？”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某团长夫妇逛莫高窟因乱摸文物被劝，竟无端打人耳光，被警方讯问时，傲然说道：我们都是有身份的人，就不要浪费警力了！

他们可能是一些“老实人”，不加掩饰地说出了很多人隐藏在心底的话。在这些官员面前，组织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统统碰了壁。无视党纪国法、无视群众利益、无视基本道德，这样“豪放”的作为，甚至敢于在光天化日之下晾晒，都懒得费力去遮掩。

然而，和成都金牛区某些官员相比，他们已经相当“善良”了。金牛的官，看来堪称最“牛”——能在一条即将消失的生命面前，气定神闲，该拆就拆，该打就打，这比几句雷人语录，品级要高得多了，底气也足得多了。这份荒唐的“底气”从何而来呢？

没别的，他们心中很清楚，他们手中的权力很大，让他们可以对百姓颐指气使；更重要的是，这份权力不是人民给的。那些围观的群众，那些捣乱的记者，能动一动他们的乌纱帽吗？相反，上级满不满意意，政绩是不是彰显，才是他最为看重的。


这让人想起，胡锦涛总书记在主持政治局会议时，专门研究干部考核机制，提出要扩大考核民主，强化党内外干部群众的参与和监督，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加大群众满意度在考核评价中的分量。这可能是打蛇打在了七寸上。试想，如果把干部任用的决定权，把对干部政绩的考评，在很大程度上交给群众的话，干部不再总盯着“上面”的脸色与眼风，不是总想着向上邀功取宠，而是时时关注老百姓满意不满意、认可不认可。如此一来，像公然逼死人命的事情，还会如此理直气壮吗？那些行为不端的官员，还能“带病提拔”吗？跑官要官，还会有供不应求的市场吗？

毕竟，贿赂个把有提拔权力的上级容易，想“贿赂”民意民心，比登天还难。

希望唐福珍的生命，能够唤醒一些官员的良知，唤起对强制拆迁的反省，更能唤起吏治的改革。如同孙志刚以死终结了非人道的收容制度，唐福珍之死，能否也终结非人道的强迁制度，终结非人道的官员的仕途之路……

]]> Wed, 10 Mar 2010 21:39:20 GMT
由于从小受家庭环境的影响，我的性格一直都很古怪，有时候一句话都不想说，有时候却可以成为大众眼中的焦点。自从一年前跟男朋友分手后，我的性格更是风平浪静了，比之前安稳了很多，甚至在平时也不爱玩了，每天的生活就是忙碌着上班，下班回家，偶尔跟朋友聚聚，也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就这样，日子过得及其简单平淡。

从小时的记忆开始，似乎爸妈的感情一直不和，总是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直到现在，家里的气氛还是死气沉沉，没有笑声。国庆，我在家只待了四天就早早回我的小窝—HZ。

今年阳春三月，我与中断了一年多的他，我深爱的那个男人，再一次在不经意间联系上了。与他失去后的重逢，表面看似乎夹杂着些许的戏剧化，但是我们彼此在内心里都还是比较渴望得到那份曾经的感情的，至少，我自己是这样认为的。

那时候，我在家乡的一家小旅行社工作，偶尔要出团。记得那是一个敦煌新疆之旅，在回程的飞机上，我遇见了他。他当时并不显眼，年纪大我好多，看上去可以做我的父亲了。他的幽默风趣，很快博得我少女时代蠢蠢欲动的好感，只是，年少的我，当时把这一份羞涩的爱慕之情，深深埋藏在内心杂乱的情愫深处，生怕它变成一只可以跳动的跳蚤，在我不经意间，爬上我潮湿的心窝。为了掩饰自己真实的心思和想法，我假装不在意，假装以前没事发生任何事情。这个时候，他很主动的要了我的名片，我没有拒绝，也许，当时那种场合那种情形下，我的默许会成为他继续进攻的尚方宝剑。他，一个公司的董事长。

当时，有个举动，让我觉得很好笑。他带了很多洗好的水果，飞机起飞后就开始开动了，并且总是递给我，像什么马奶子，香梨，还有葡萄。忘了，直到下飞机，他还硬要给我，我当时那个汗啊，觉得这个男人真奇怪。

他也很可爱。在兰州中专时，在机场里买了很多的土特产，直到装不下为止，只能硬塞给我了——一袋百合。直到现在，还经常会想起他的可爱模样。事隔近两年，我们再次联系，纯属偶然。谁知，这一联系，居然延续了一个旁人看来荒诞的故事——我们在一起了。

现在，我已经完全陷下去了。虽然明知道他有妻有女，甚至女儿只小我四岁。他跟妻子早就分房睡，我想可能是因为打呼的缘故吧，他打呼很大声的。

他说跟妻子几乎没什么话说，没有什么感情。其实，我心里明白，那是不可能的，如果真是没有感情就不会那么在乎她的病了。在乎怕她知道后病情加重。而且，他自己也说，对他妻子一直来都是不错的，比较照顾，有时候还常回家做饭。只是我不愿意去多想，因为我想去相信他。

也许你们会说我是破坏者，可是我有想离开过，我也害怕伤害到自己。因为我不能轻易去爱，爱了就是深爱，爱他胜于自己。可是，跟他坐在咖啡厅里谈了很久，最终还是妥协了，我怕他对我好，对我的关心，使我没有力气再去坚持。

每天6点半左右就会被他的信息吵醒，但是我都不会生气，相反地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并且，每天被这样的信息感动着。

我知道，我们可能不会有结果，虽然他说过要娶我，可是毕竟相差了那么多，我25，他46，整整21岁。也许某天，当我伤了自己，会想到离开他，只是现在，我还想多陪在他身边，就算没有结局。

其实我并没有要炫耀什么，就像一位朋友说的——我觉得你本质其实是很好的，并且你不愿意为难任何人，所以你现在为难你自己。其实你并不笨，你很清楚的意识到现状是怎么样。我猜你现在也蛮矛盾，也有一些想要离开他的想法。但是你就是因着他的好，下不了决心。发这个帖子的目的，可能更多是希望大家能够给你分析利弊，特别是不好的地方。

然后促使自己下定决心我并不是唯“金”主义，在物质与感情两者之间，我更倾向于感情，我不想闹事，不想做人人厌恶的小三，我只想安安静静地爱与被爱。就像你们说的，我并不是很笨，所以我会保护好自己，不要让自己太伤。我之所以拒绝身边所有有意向发展的男生，都是因为觉得他们太年轻，恋爱会很累。已经看破了那些海誓山盟的恋情，最终都在一句“我们不合适”中结束。现在的我，只想换一种成人的方式去爱，不需要太多的甜言蜜语，要的只是生活中点滴的关爱。所以我会努力去，所以不愿放弃。还是感谢大家的分析，让我有颇多的新想法。

我不想找骂，曾经也不曾想到自己会成为“小三”，现在却难以自拔。我给自己找过借口，告诉自己：他们本来就没有感情了，分房都快四年了，再说他妻子还有病，也许，可能，不能陪他走到最后（我说话比较直接，请原谅，我并没有恶意）他妻子至今仍不知道自己有病，因为怕她承受不了，女儿也不知道。我想我应该是有罪的，只是我爱的很简单，并没有逼他做什么，也不忍心他离开那个病了的她，离开那个家。所以，其实我爱得很累，你们会说，那是自己找的。

]]> Wed, 10 Mar 2010 21:39:20 GMT
这是那天我在那个微博网站上看到的最热门的一条微博，有数百人转发或收藏了这段话，另外这几天估计至少有数万人曾看过这段话。我相信很多目前暂时单身或是跟自己的伴侣一直相敬如冰的人在看到这段话之后会想：我上次说情话或是听别人对我说情话是什么时候？

什么是情话？在我看来，情话就是人发情时说的话。而人类恰好又是一种可以一年发情一次、一次发情一年的高级动物，所以人类每天都可以在爱人的耳边喃喃地说各种情话。人类有这样的能力，同时也有这样的需要。

既然情话如此美妙，那为什么很多人说情话的能力会严重退化呢？尤其是那些生存于城市中的年轻男人，是因为他们发现关于风花雪月的情话从来都不是金钱和物质的对手？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吧。例如在北京，如果一个文艺男青年对一个美女说出这样的情话：“我拱手河山讨你欢。”那个美女可能会笑着对他说：“你不用拱手河山讨我欢，如果你将一个北京城里的两居室或三居室拱手送给我，我会更开心。”估计那个文艺男青年就会说：“这个我目前暂时还真拱不出来，你也知道北京现在的房价贵得令人发指，我自己现在还租房子住呢。”美女听了这话之后用很冷漠的语气说道：“这样啊，那我就再对你说最后一句情话：如果下辈子我还记得你，你再追我吧。这辈子我先嫁给一个有钱的大叔，下辈子你一定要努力赚钱哦，否则你就只能等到下下辈子了。”

当然，上述对白纯属虚构。只是类似的故事估计每天都会在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中发生。说到这儿忽然想起了很多年前在网上曾看到一个80后男孩写的一篇文章，在文中他这样警告道：70后老男人，滚开！离80后美女远一点。大意如此吧，原话记不清了。估计这也是当时大多数80后男孩的心声吧，但可想而知，这是徒劳的警告。于是有些80后男孩就像《喜剧之王》中的周星星那样冲着大海狂喊：“努力！奋斗！”然后他们就变成了工作狂。经过多年的打拼，他们中的一些人现在终于有钱了，并且开始发胖了，看上去人模狗样的，估计现在他们也开始将目光瞄向了90后美女……

在很多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只要我们步入这个看上去既冰冷又无趣的成人世界，我们就必须面对这样的现实：没有金钱，就没有爱情。因为即使是世界上最灰的灰姑娘，她也会幻想能遇到一个又有钱又懂得疼人的大叔。所以如果你对爱情依旧贼心不死，那就努力奋斗想办法多赚点钱吧。看到这儿你也许会说，胡淑芬老师不是说了嘛，有些人即使没有钱也能拥有最美妙的爱情。是的，的确存在这种可能，只是那需要运气，而你未必会拥有那样的好运。
]]> Wed, 10 Mar 2010 21:39:20 GMT


你好，我不知道你的名字，请原谅我这样称呼你。我是一名在大连现役军人，现在正连职小干部。我父母从黑龙江老家过来帮我们带了两三年孩子了，孩子一天天大起来了，所以刚把我们原来的两居室的房子卖了，想买一个三居室的房子。走过了N个地方后，最近在离大连市中心十五到二十公里左右一个叫泉水的地方基本看中了一套八十三万123平的三居室的房子。在整个大连市只有泉水的二手房房子能新一点，价格能在一万以下，这个小区的房子都在均价八千左右，而我们看的房子因为面积大，均价算下来在六千七左右，还算便宜的了。本来中介已经按照我们的要求和房主谈好了价格，可是我们到了签合同的地方以后，房主又以各种理由说到时间房子倒不出来。一个小时后告诉我们不卖了。估计是房主嫌房价低了。因为他这个房价是他一个月前报给中介的独家代理的限时房，这几天时间马上就到了，所以想脱延时间。



真是搞不懂了，经历了上半年的所谓刚性需求和部分人的投机炒房之后，大连房价连涨了半年后，每平的均价已经全面超过了2007年最高峰还多了一千左右，到了第三季度后，房价趋稳，但是当时全国的经济还没有企稳，大连市政府为了托房价，在市内大搞拆迁，其目的估计就是为了托住房价。这马上就到年底了，为了享受七折利率，看房的人多了，房主就趁机涨价，这不就出现了我买房的遭遇。



最近刚刚看了时寒冰的一篇关于美国中产阶级的住房的文章后感触颇深。在美国一个中产阶级三年收入可以买一套住房，美国的房子是严禁炒买炒卖的，如果一个人拥有多套住房要征收高额的不动产税的。而在中国的房地产行业简直就成了富人的天堂和滋生腐败的乐土。房子是用来住的，它的本质属性是民生，可在中国却被少部分人用来炒买炒卖，有关部门却视若无睹，美帝国主义都能重视民生，为什么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房子却成了有钱人的天堂。如果说现在的国有企业大规模在地产领域投资是没有社会责任的话，那么地方政府的监管责任又在何处？投资在我看过的房子的房主中，有超过一半以上的房主拥有两套以上的住房，如果把开发商比作是“地主”的话，那么手里拥有多套住房的人是“富农”的话，那么我们这些刚刚还完了房贷和那些正在背负房贷以及那些没有房子住而支付高额的租金属于“夹心层”的中低收入者来说，我们就是那“贫下中农”。不知道现在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有多少是属于我们这个阶层的“贫下中农”，不知道有多少人来考虑一下我们这个阶层？



看着在我们已经卖了的房子中长大的女儿，心里真不是个滋味！因为，平时带孩子去她姥姥家窜门，孩子都找家，现在本来想给孩子换个大点的房子，现在倒把孩子折腾成了一个没有家的孩子了。这里想向你请教一下，你说我们现在买还是不买呢？郁闷中！盼复！



                      网友：冷月无双

冷月无双：

你好。

谢谢你对我的信任。你的这封信让我感到很沉重，我没有想到高房价的问题也影响到军官的生活。在我的印象中，政府对国家公务员和军官的住房问题已经解决的很好了，所以，我一直关注城市白领和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困境和他们的生活压力。这种深刻的住房困境，并且由此导致的中低收入阶层的生活压力已经严重的阻碍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稍一闪失，就将引发房价泡沫的破灭，导致中国经济白搞了几十年。



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但是，中国主流的经济学家因为拿的是俸禄，吃的是皇粮，没有几个人能够挺身而出，大声疾呼。因而，决策层在住房政策上累累失误，最荒唐的是今年上半年的救市，在四万亿中拿出9000亿兴建社会保障房，但真正落实的还不到三分之一。现在的体制决定了有钱赚的事，大家一窝蜂，谁都去插一杠子，为民生为百姓的事谁也不愿干，因为吃力不讨好。在这种干事的环境下，还谈什么解决民生问题，还谈什么居者有其屋？



看来住房困境不仅仅只是白领阶层和城市中低收入阶层，这种困境应该是全民性质的了。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要实现住房上的公平公开和正义，需要有强有力的法制体系的保证和民众的监督。遗憾的是这些，在当代中国都很欠缺。短时期内，实现住房问题的彻底解决肯定找不到行之有效的办法。好在，这些房地产的利益相关者，已经穷奢极侈，疯狂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基本上把民众的财富洗劫一空。这种对民众财富的空前浩劫，也把他们自己推到了崩溃的边缘。现在，房价泡沫的破灭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因为老百姓实在买不起这样的房子，而买的起这样房子的人又有多得数不清楚的房子。



所以，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住宅的空置率非常高，大连也一样，而且，房价涨了不少，租金却在下调。所以，我给你一个建议，暂时不要考虑买房子，租一套房子很合算。我的一个在深圳华为担任高管的朋友，薪水很高，两年来也一直是租房子，没有什么不合适。你现在的首付款，可以适当做点投资，不仅能赚回租金，还能有所回报。至于投资渠道，如果需要，我愿意为你提供。当然，稳定的回报是债券，股市也还有机会，但是，也可能只有半年左右的机会了。楼市泡沫的破灭和股市的暴跌是相伴而来的。



只有泡沫破灭以后，才有房价的理性回归。那个时候，中国社会才能更加致力于民生问题的解决，让百姓买房不必再承受如此不堪重负的债务负担。
]]> Wed, 10 Mar 2010 21:39:20 GMT    外国人读不懂中国现象，搞不懂为什么几年时间中国的富豪数量就排在了世界的最前列？为什么一个按联合国标准核算依然有2亿多（按国家标准绝对贫困人口是2千多万）贫困人口的国家，房价却要和纽约、东京叫劲？为什么在城市化进程中却实质上排斥农民进城？为什么中国人喜欢拆了建、建了拆，甚至拆掉古建、古城，是制造GDP还是制造政绩？
   他们搞不懂中国人低的可怜的收入里是怎么支撑起高房价的？他们搞不懂中国人为什么住宅私有化率几年时间能够占到世界最高的位置？中国为什么人人都需要买房？为什么中国人喜欢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买？为什么中国的楼市、房价像菜市场的大白菜一样价格那样早晨下午不一样？当他们正在以新能源、新科技、以社会福利为经济增长点的时候，为什么在中国最传统的房地产业竟然成了暴利产业、支柱产业？
   在世界都在经济危机中艰难跋涉的时候，中国的楼市、股市、银行都搞的火热朝天，中国的城市里到处都有“地王”拔地而起，到处都像大工地，哪里有危机的影子？
   他们肯定也羡慕中国人在短暂的时间里就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现代化大都市，到过中国的人都知道中国变化太快了，惊奇、羡慕，当伦敦、巴黎还在沉浸在18世纪的城堡时代的时候，中国已经成了世界超现代建筑的实验场。
   这有很多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中国地大人口多，人多点子就多，地大就有的是发展的空间。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与世界不同的思维模式，才创造了2009年的房地产“奇迹”。对于房地产已经没有多少人在谈论泡沫、成本，没有人在理论应该不应该。他们只关心楼市会往哪里去？房价的疯涨能持续多久？
   当房价高到没有多少人能够买房的时候，当地价高到连潘石屹这样的上市公司也只能看看热闹的时候，这个楼市确实该掉头了。
   明年楼市可能跌已经基本形成共识，不过人们都原因加上一句：跌也跌不到哪去。
   但是即使明年跌不到哪去，这也和今年的猛涨是有天壤之别的。买涨不买跌这个楼市的铁律一定会对明年的楼市产生重大影响。
   跌不到哪去并不会挡住人们期望跌的再大点的愿望。所以明年房价不要说下跌，即使是停止上涨，也会让交易量大幅度地下降。因为在投资占到房地产大部分需求的时候，房价的高低已经不是决定因素，而涨幅才是决定因素，
   当房价开始下跌的时候，投资需求相对退出，而自住需求的决定因素就在与房价本身了，这个时候，房价下降的程度就决定了楼市交易量的大小，跌幅越大交易量越大。
   因此，当大家都认为明年的楼市会跌的时候，跌幅就不是人们能够控制的了。这么看来明年的楼市依然会波澜壮阔，惊心动魄，只不过与今年不同的是一个往高走，一个向下行。]]> Wed, 10 Mar 2010 21:39:20 GMT
中国的房地产主要有三种需求：住居性需求，由居民的收入水平决定；投资性需求，由租金水平来决定；投机性需求，由房价短期上涨所形成的房价差来决定。

通过几年来的价格快速上涨，中国的房地产早已超出普通居民的实际购买力水平，住居性需求已经极度弱化，已无法支撑目前的高房价。在房价上涨过程中，目前各大城市的租金水平并没有出现同步上涨，因此，租金收入将无法弥补住房投资者的无风险收益和资金借贷成本；住房的住居性需求是投机性需求的基础。因为，投机性需求只是一个中间环节，不是最终需求，只有住居性需求的强弱最终将决定投机性需求的强弱。通过几年来的房地产的价格上涨，房地产已经脱离了中国经济真实基本面，大量的房地产产品囤集在二手房市场，并没有转化为居民真实的住居所需。因此，没有真实的住居性需求做支撑，投机性需求就没有支撑的基础。另外，投机性需求需要房地产价格保持一个较好的上涨水平，而且这个上涨过程中由房价差所形成的收益一定要超过投机者自有资金的无风险收益、借贷资金的成本、政府的各项税费等形成的购房总成本，否则，就将面临亏损。在目前情况下，房价已处于滞涨状态下，没有形成一个可观的上涨速度，因而是无法调动投机性需求。可以说，在目前境况下，房地产的价格上涨速度已对投机性需求没有形成吸引力，投机性需求势必弱化。

如果住居性需求无力，投资性需求减退，投机性需求弱化，房价势必缺少上涨的动力。



二、政策分析

中国房地产的疯狂很大一部分是由政府的政策推动的，尤其是近年来，房价的快速上涨一方面是政府的政策失误，另一方面是由政府的认识失误所引起的。前者主要存在于2007年以前，当时政府没有找到房价上涨的真实病因，因而出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乱象，政策出发点互相矛盾，政策效果互相冲突，因而导致调控效果较差，基本没有达到调控的目的，因而给开发商带来“调控出暴利”的意外惊喜。2007年以后，政府的调控似乎是把稳了部分脉搏，实现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有效结合，因而房地产调控形成了较好的效果，房地产价格出现了调头向下的局面。但是，随着2007年底次贷危机所引起的金融风暴在全球蔓延，中国政府的调控政策又迅速地转了向，由扼制房地产的投资和投机转而默认和支持，因此，投资的回暖和投机的盛行重新带动了房价的快速上涨，2008年底至2009年前三个季度的房地产的重新活跃，基本是由投资性需求和投机性需求所带动的，而在投资性需求和投机性需求活跃的背后，则隐含了政府政策的重大失误。政府的决策者寄望于用房地产的繁荣来拉动中国经济的发展，来抵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其实，这是决策者们的一厢情愿。

但是，政府政策上的重大失误很快把中国经济推到了一个危险的境地：房价过度上涨，使得住居性需求极度萎缩，而且无法承接投机性需求。由于房价上涨，投机活跃，投机者过度依赖金融杠杆，从而把整个银行体系拖入了危险的境地。整个社会的金融资源过度向房地产领域集中，使得其他产业出现了金融脱媒现象，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无法得到金融体系的支持。另外，再次从房地产的价格需求函数来看，只有住居性需求是随着价格下跌而需求增加的，其它二种需求即是随价格上涨而增加的。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涨而导致住居性需求迅速弱化，二手房市场的供给迅速膨胀而需求乏力，从而将房地产推到了近乎于崩溃的边缘。而且，随着价格的快速上涨，房地产对其他产业的带动作用也趋向弱化。因此，政府本想依赖于房地产的发展带动中国经济的发展，但不想，房地产所带来的积极作用远远小于它的消极作用，对整个社会经济、整个社会稳定体系带来的破坏作用更大的，这是政府决策者当初所没有想到的。在目前的背景下，政府已别无选择，势必将重新转变对房地产的各项扶持政策，将重新加强金融手段和财政手段对房地产的调控作用。

目前，全球经济体系历经次贷危机的严重摧残，在发生重大的变化。过去一直在倡导经济自由主义的欧美经济体系面临来自于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中国等新兴经济大国的严重冲击，这些欧美国家的经济结构在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他们的经济政策也将发生革命性的变化，经济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劳动力成本优势理论将被这些国家彻底抛弃，他们在全球经济分工体系中将不再注重于他国的低廉劳动力成本，而是要着重于保护本国劳动力的就业，只有充足的就业和充足的本国产品的供应才能保证他们的经济体系健康运行，才能保证他们的政治制度的稳定。因此，在今后数年乃至十数内，中国将要面临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壁垒，外部需求将迅速萎缩，中国依赖出口的这架经济发展马车将动力减弱甚至停止工作。至于投资，中国已面临严重的经济结构问题，大量的产品已处于严重的过剩状态，越投资越过剩，因此，投资已不可能解决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因此，能带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任就只能落到传统的三架马车中的一架上了即内需上。

就房地产对于内需的关系来说，正如前面分析的那样，只有住居性需求是随着价格下跌而扩大的，才是一种良性的发展，政府只有保持房地产价格的下跌才能撼动房地产的有效的住居性需求。刺激房地产的价格上涨来带动投机性需求，对于国家经济体系是严重有害的，是不可能最终拉动经济增长的。而且，普通居民家庭几代人的财富被高房价迅速消耗，不能形成其他消费，不但弱化了对于其他产业的需求拉动，而且将形成重大的民怨，对于政府的政治体制也是十分有害的。就是为政治体系的稳定考虑，政府下一阶段也不会放任或是支持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因此，可以预期，没有政府政策的支持，今后数年内，中国房地产将迎来一个漫长的下跌通道，可能是一个较慢速度的下跌，也可能将迎来一个短暂的暴跌低谷，无论怎样，都是一个下跌的过程。
]]> Wed, 10 Mar 2010 21:39:20 GMT
日本流感发病人数目前已经达到了２００多万人了，病死也有４３人之多，这和中国目前发病总人数仅５万，死亡７人来比，日本确实爆发很严重，为什么在医疗体系如此完善的国家会有如此大规模爆发呢？

　我认为，流行行疾病首先是在城市中开始，这和日本本身城市化密集程度有很大关联：

日本总人口：　１.２８亿　　　　　城市化程度　７８.９％

中国总人口：１３．２亿　　　　　城市化程度　４５.７％

从２００９年，甲型流感爆发最严重的国家和地区，均为人口密集的发达国家，尤其美国，发病人数和死亡人数均为甲流原发地墨西哥的二倍以上，而城市化密度最低的百慕大群岛仅为一人，而且是输入者．

再从全球各大洲发病人数前五位来分析：　　　　　　　　全球各大洲发病人数后五位

亚洲：日本　中国　香港　新加坡　台湾　　　　　　　　巴勒斯坦　伊拉克　老挝　柬埔寨　印度尼西亚

欧洲：英国　法国　西班牙　德国　意大利　　　　　　　拉脱维亚　克罗地亚　英属马恩岛　英属泽西岛

美洲：美国　加拿大　墨西哥　阿根廷　智利　　　　　　波多黎各　巴哈马　百慕大群岛　苏里南

大洋洲：澳大利亚　　新西兰　　　　　　　　　　　　　巴布亚新几内亚　瓦努阿图

从上述整理出来的数据，可以概括为，流行型感冒疾病首先会发生在城市，而且是人口密集的城市，０９甲流源发地墨西哥成就是全球人口最密集的城市之一．所以说，发病人数众多的日本，这和城市化比率比较高，人口密集有很大关联．而且日本目前发病人数７０％为密集型的学校．由此来看，流传性快是０９流感日本患者急增的一个新的特点．

　近期日本很多企业为了对付甲流的流行，纷纷引进了在家上班的制度，这是一个很明智的做法。因为甲流蔓延往往是在人口比较集中的地方，在家上班就可以避免出现这种状况。对于日本更重要的是缺乏劳工，通过在家上班也许可以开拓一条新的解决劳动力不足问题的办法，也就是把在家的这种有弹性上班的劳动力充分调动出来。实际上不仅在日本，在其他地方都可以探讨在家上班的制度，这是节约成本，提高工作效率的好方法。也许这次甲流促使日本和其他地方尝试在家上班的制度，反倒是开拓了一个新的思路。

]]> Wed, 10 Mar 2010 21:39:20 GMT Wed, 10 Mar 2010 21:39:20 GMT
独自踌躇在香榭丽舍大街上，看着大道中央车水马龙的繁华，还有两旁被浓密法国梧桐树遮盖下的悠闲，名店，时装，电影院穿插其中，华丽，优雅，闲情。。。置身其中，我却没有轻松，写意，孤清地站在这个被称为“能让世人潜意识恢复” 的奇妙地方，我的往事被一一点染想起。。。

初中时候，父母离异，在母亲的坚持下，我和姐姐都跟随母亲生活。姐姐遗传了母亲漂亮精致的五官，我却没有那么幸运。我是那么的普通，不大不小的眼睛，不黑不白的皮肤，五官位置也不偏不倚，连身高也是那么的不高不矮，似乎我身上最大的优点就是站在人堆里不会让人感到刺眼。

那时的我已经知道了父母离婚的真正原因是父亲是有了外遇。母亲是一所中学的老师，娴雅又有风韵的母亲实际是个外柔内刚的女人，即便看到两鬓已经浮现斑白的父亲跪在地上也不肯原谅他的薄幸出轨，因为那个乡下来的女人已经为父亲生了一个儿子，父亲是外派县城的某段时间有了外遇的。后来父母离婚后，父亲主动调往那个外派的县城重新组建了家庭。从此再无联系。母亲尽心照顾和教育着我和姐姐，时间磨去了母亲的刚性，又将这种品性分毫不差地转交给了我。我和姐姐一直是宿舍区里别人羡慕的聪明又懂事的姊妹花。

记得是98年，我高中毕业后考上了国内一所名牌大学的法语专业，大学四年，看着同寝室的小姐妹们都有了心仪的男友，我丝毫不为所动。每天过着图书馆，自习室，食堂，教室的单调生活，拿着让她们嘴里轻视心里眼红的一等奖学金。那时的我觉得自己还小，想等到读完博士后再考虑谈朋友的事情。四年过去了，我很如愿地考入本校研究生专业，继续研究我喜欢的外语专业。这时的我已经25岁了，却从未单独和某个男生出去约会过，也是因为本来系里男生就少，17个人里面，只有一个男生，被我们背地里称为是“下里巴人”。就这样一个来自陕西农村的“下里巴人”找的还是外专业里骄傲的“系花”，可想而知，我的感情生活是何等的苍白和无奈。。。

研究生毕业后，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被导师介绍到他的一个朋友那里帮助做了一周的翻译，后来才知道那个人是深圳一所五百强企业的老总，他很诚意的邀请我去他的公司任职，就这样我打消了继续考博的念头。来到深圳，还没来的及熟悉南方多姿多彩的白领生活，我就被派到公司在南部非洲设的办事处，合同期限为两年。期间有一个一同外派的中国男同事，无奈他早已有个她，这个男同事出身贫寒，责任心和目标感都很明确，跑到遥远的非洲受苦就是为了不菲的年薪，等合同期满就拿钱回家买房娶老婆。这样的男人，可以和我在遥远寂寞的非洲喝酒，聊天，却不会滋生任何的暧昧。就这样，我看遍了非洲迷人蛮荒的异域风情，却有幸固守住了作为女人的最脆弱的那道防线。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也扪心自问过，我到底是怎么了？难道是来自父母的离异打击了我对男人的信心了吗？不全是，我能感受到母亲对父亲背叛切齿的怨恨与不谅解，但是母亲并没有在我和姐姐面前刻意灌输“要恨男人”的思想。而且我的性格虽不是活泼可爱型的但也绝不是冷漠不通情理类的。那么到底什么蹉跎了我的花样年华呢?

结束了非洲的工作，我回国待了一阵，看到大学里最好的室友都去了法国，有在读博的，也有工作结婚并定居在那里的。年老的母亲和父亲有了一些来往，是在姐姐结婚的特殊时候，我能感到母亲和父亲内心深处的那种悔意，听说父亲过的也不是很好，主要是经济上不如以前了，要养着他一直没有工作的老婆和上了初中的儿子。那个时候，我真的感叹人生如戏啊，年轻时的爱情与忠诚同生活的残酷相比不过是一声无奈的喘息，最后存留于心的不过是无尽的苍凉。

当我看着母亲心满意足的照看着姐姐的女儿那种恬淡与满足时，我甚至怀疑，有没有爱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平淡并永恒的相守。只是国内没有这样一个能让我平淡相守的人。母亲在婚姻选择上有过的挫折让她对我的爱情生活一直是旁观多过干涉，在她不反对的情况下，我去了法国，拿着我两年的薪水悠闲的选了一所学校继续读书。此时，我已经30岁了，当我对我最贴心的女友诉说我还是处女时，她的表情是那么的难以置信，还开玩笑地说：鬼才信呢，你说读研没谈朋友我还相信，可非洲的那两年你和某某（那个中国同事）一起干嘛去了？听到她用法语对他的法国老公说我是处女时，他老公做了一个很夸张的“OH,MY GOD！”的表情。

我知道他们不会相信的，在这个随时都可能“天作被，地当床”的年代，我的处女经历听起来让闻者足以“惊悚”，继而好笑。但是这一切难道是我的罪过吗?


写在最后的话：

若非亲耳听说这件事，并认识这个女孩子，我也只会当个笑话听了就算，可是我看着这个女孩子的照片还有眼神里那深深的落寞和挥之不去的孤寂时，我相信她所说的都是个人真实的体会。

不久前，我听说她交了一个法国男友，并说她有时对她男友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惧怕传闻中的“疼痛”，惧怕所托非人。我想对她说的是：她个人的经历并没有特别的不合常规之处，既没有性格上的缺陷，也没有行为上的怪异之举，之所以还是“处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学习和工作上的原因造成的，完全不必太在意这一点。

另外，关于自己是不是“处女”这个问题，从心态上完全要放松，作为30岁的女人，看过那么多的悲欢离合，应该能客观平静的看待，无需介怀，更无需强调。

这个时代的男人亦不会因为这一点就盲目的接受你或者是抛弃你，又谈何“罪过”呢？
]]> Wed, 10 Mar 2010 21:39:20 GMT
  二个月前，随着楼市多头得意洋洋地再拉一个历史新高，唱空者的士气深受打击，空前低迷，这些人的沉默其实是楼市长期投资价值难免幻灭的征兆。而未来房地产疯狂上涨可能会更惊人，但势必跌的将越发惨烈。

  在这个楼市迈向最后疯狂的七寸点上，笔者开始猛烈地批评房地产泡沫，先后发表《纸币危机与房地产泡沫已成中国最大隐患》、《房地产泡沫已成中国人财富头号威胁》、《房地产泡沫硬在地方政府既得利益》、《“结婚房”为何会成国人财富命运的“绞索”》，分别从货币金融博弈、房地产泡沫前车之鉴、地方政府既得利益、中国人住房文化等方面分析了房地产硬泡沫的成因和危害，其中《结婚房》一文的另一标题《5年内两公斤黄金可以买一套上海房》引起巨大反响，再次激起社会公众对房地产泡沫的关注和反思。

  尽管近来房地产泡沫的唱空力量再度活跃是可喜的。但是，鉴于房地产既得利益的强大，一些既得特权者的短视，再加上市场投机力量中不排除极少数是以摧毁中华文明复兴为目的者，笔者仍然感到还是要强化警告楼市泡沫放大到极致后雪崩的恶果。

  楼市泡沫最大化后雪崩危害之大，若拿A股做比较，会猛于后者10倍。A股上证指数从2007年10月6124点泡沫破灭后，最多跌去了72.8%，流通股市值损失了7万亿元人民币。当时被套牢者的凄苦，现在似乎已被忘记，因为上证指数已从最低点几乎反弹了一倍——中国人的一个致命缺点在此彰显——好了伤疤忘了疼。

  当下中国人对楼市有两种主要心态。一种是那些有过2008年的股市恐怖熊市经验者会认为，楼市崩了有什么了不起，股市不也崩了吗？现在不是又开始红火了？第二种是连股市崩盘也未经历，他们会认为——房价不是一直是涨的，所有买房的人都赚钱了，那么未来房地产也会涨下去，政府不会让房地产跌的。

  这两种认识都是非常错误的，如果他们不能扭转这种错误思维，就难免被投机者屠戮的结果；或者说，恰恰是投机者看准了这两种大众思维死结，他们才会肆无忌惮地将越炒越重的房子压在大众购房者脆弱的肩上，直到把大众压垮为止，而他们已经赚取了暴利，功成身退了。

  第一种心态为什么错呢？香港在亚洲金融危机后的经历表明，股市泡沫破灭还有可能回来，但房地产泡沫一旦破灭就覆水难收。1997年之后，恒生指数一度从约16000点下跌到6500点，跌去约60%，但2000年3月即反弹到18500点新高，甚至在2007年10月创出了28000多点的新高。但楼市却从1997年的高点一路下跌2003年7月才触底，跌去了70%，到了2009年才回到1994年的价格水平。即那些高位买房者迄今没能解套。（见图）

  至于第二种心态更是大错特错了！东邻日本就是最好的教训。如果说1997年的香港房地产相当于中国一个大都市大泡沫，那么1990年的日本就相当于中国一个省的房地产特大泡沫破灭，从那时到现在日本房价一直下跌，从未有反弹的机会，已经跌去了70-80%。

  为什么当房地产和股市泡沫一起崩溃时，楼市总比股市更惨呢？有如下几个原因：

  一、楼市雪崩一般是当地人的灾难。海外热钱投机一个地区，它们首先投机的房地产，赚了房地产的主涨波段后，把房子买给当地人；然后转入股市；最后转战汇市，越到后来变现出逃效率越高。当地人一旦被套进楼市之巅，不会再有人去救他；海外热钱可能回来在股市汇市再次兴风作浪，但绝不会去当楼市的解放军。

  二，楼市有杠杆放大的危机。股市崩盘，总有会股票在；但炒楼不同，往往是20%-30%首付，也就是进行了3.3-5倍的杠杆放大，一旦楼价下跌了20-30%，原先的首付就完全损失，而且房地产泡沫破灭难免大的经济危机，失业大增，还贷更难，一旦短供，购房者就会倾家荡产，甚至“负资产”——香港还有个人破产制度，内地还没有。

  三，如果经济金融危机是滞涨型的，那么通货膨胀率会上升，房贷利率跟着涨，购房者将更容易断供。一些敏感者为避免更大损失，会快速抛房，一旦抛房成风，楼价会加速崩溃。由于楼房可以作为抵押资产，楼价下跌后重新估价，将带来信贷连环收缩。

  四，恶意做空楼市者的成本比股市小。在中国A股，由于没有股指期货和融资融券等做空工具，恶意做空股市总要亏损的。但是如果有人恶意做空楼市，它只要在楼市泡沫的高峰抛出一些物业，然后不断减价出让，即可达到带动恐慌者跟风的效果。

  因此，经济决策层应高度警惕房地产泡沫的严重恶果，并采取果断措施使房地产泡沫软着陆。治标的办法有二：一、加大土地供给，打击囤积居奇；二，提高二套及以上房贷的首付和利率，打击房地产投机。

  治本在于改变现在的土地分配政策：一，改土地出让一次性拍卖70年使用权为按年度收取物业税的方法，从根本上遏制投机；二，土地出让收入分配实现社会公众监督，其不少于一半比例应当用于廉租房等保障用房的建设。

  如果这两个治本办法如果不能做到，即使治标的本法一度能够见效，房地产泡沫大有可能继续反弹膨胀，直到最大化后恶性雪崩。倘若日本悲剧中国重演，那么不仅国民财富灰飞烟灭，国家运势走到尽头，那些既得利益者们也难免受到历史的惩罚。（作者为资深财经评论员，《黄金保卫中国》作者，仅供参考，投资者决策风险自负，联系邮箱ztb6006@sina.com）
]]> Wed, 10 Mar 2010 21:39:20 GMT   这已经不是一部热播的电视连续剧，成了一个很火的社会话题。波及城市各个阶层。
  我开始锲而不舍地向所有熟悉的电视谈话节目建议做一个关于《蜗居》的话题。尽管这个话题已经在网络汇成了口水的海洋。
  应网友的要求——他们是我未曾谋面的最棒的朋友，骂我都透着真诚和智慧，我决定写下自己对这部戏的真实感受。
  我首先想到了已经声名狼藉的陈冠希同志，他向我们证明了在这个开放的社会，除了掌握外语很重要以外，掌握基本的电脑知识也无比重要。由于他的意外失误，无数人通过网络见识了他和很多女明星身体上不该暴露的零件。后果至今很严重。
  因为这是人体的底线。也就是说，在一个文明的社会，人至少要穿着内裤，当然女同志还要戴着胸罩示众是起码要求，尽管有裸体的杂志和电影都普遍受广大人民群众欢迎，但多数人还是得忍着，保持偷窥状态，并对周围有没有警察高度警惕。
  但充满情色欲望台词、场景的《蜗居》却走得更远。因为这部交织着爱情、婚姻、亲情、金钱、权力、欲望的作品，似乎在逼真而无情地展示都市房奴的绝望挣扎，以及“蚁族”们永远无法兑现的梦想——尽管这些人无比勤劳勇敢、无比渴望生活。
  仅仅如此，这部大戏不可能激起如此强烈的社会情绪巨澜。因为这个碎片化的时代，人们的价值体系已经随着财富、阶层的分化支离破碎，是很难有共同语境的一地鸡毛。
  从一开始，这部戏就试图剥去都市浮华斑斓、光鲜亮丽的外套，甚至底裤。由于脱得过于彻底，便显得相当残忍。多数普通人被刺痛除了有情感共振以外，就是曾经还对生活报有幻想，指望着通过奋斗改变命运。但假如通向幸福的通天塔已经属于少数人的专利，假如你无休止的忙碌到头来还是一场空，你将如何面对？很多人没有准备好面对这个快速逼近的现实，于是躲避，并自欺欺人，看励志书甚至追随骗钱的成功学大师。直到《蜗居》的出现，才使这样一个命题更赤裸裸地摆放在很多人面前：假如“奋斗即找死，不奋斗即等死”，你该怎么办？
  如赵传一句著名的歌词：生活的压力和生命的尊严哪一个更重要？论到你回答了。你已无路可逃。
  面对苟活的海平夫妇、不愿苟活却只能当小三的海藻、有家室却不甘于平淡生活的腐败干部宋思明，你很难用简单的是非曲直来判定每个人的选择是否值得称许或诟病，因为大家都拧巴，都扭曲，我说的不仅仅是生存状态，也包括背后的社会环境和情感、价值认知。
  这部戏在提醒我们：在一个底线被金钱、权力和欲望击穿的都市里，小人物要坚守纯粹的善良、忠诚、爱、信任和关怀已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存在即合理。这是一道不难做的选择题：为了生存，或者叫活得体面而尊严，而面前又没有一个公平公正的阶层上升通道，您只能做交易，用海藻的话来说，叫“肉偿”。残忍吗？其实，这样的交易早已在农民或农民工这样的弱势阶层中存在多年了——您知道多少农民的孩子自觉放弃上大学了吗？多少农民或农民工的女儿沦为娼妓，好一点的成为二奶了吗？只不过这次轮到都市白领了——他们是曾经的白领和精英啊。
  我不相信也不愿相信这是全社会普遍的常态，但已不鲜见，足以引起我们的警惕和反思。
  所以，《蜗居》脱掉都市白领底裤露出的不是一个健硕美丽的胴体，而是伤痕和溃疡。关于人性。关于情欲。关于体制。关于信仰。
  这叫转型之痛。
  曾经与人探讨人性的颜色。我说：人性即不是黑色的，也不是白色的，是灰色的。宛如繁华都市的本质。但我们必须有一种冲动：让它变白，而不是逐渐沦为黑色的社会。守住底线的前提不是每个人虚假地发誓从此变得高尚，而是首先要真实地面对集体的堕落。从这个角度上，《蜗居》可谓入木三分，难能可贵。
  最后，想起了作家杰克·凯鲁亚克的一句名言：我们找不到灵魂的家园，于是我们集体在路上。但我们至少可以实现我的身体我做主，不轻易拿它做交易，给它穿上底裤。
]]> Wed, 10 Mar 2010 21:39:20 GMT
回顾在国内看电影的经历，确实和日本正相反。记得有一次冯小刚请大家去看他的《手机》首映式，等到影片刚开始放片尾字幕，服务员就把散场门和散场灯打开，搞得冯导演勃然大怒，立即站起来怒斥主办方。我在成都某影院看《功夫熊猫》，我就知道字幕出完还有场关键的戏呢，于是出字幕后仍“赖”在影院不走。可是，字幕出到一半就停放了，音乐也改成足底按摩院的背景音乐，清洁工在我面前勤奋地扫着地和收拾垃圾，的确让我十分扫兴。

这电影片尾字幕其实是电影的一个组成部分。要知道，拍摄电影是十分辛苦的工作。为了表示对工作人员的尊重，国外的工会要求凡是给电影出过力的人，不管是司机还是“茶水”，都必须在片尾字幕上出现名字。为了解决观众看片尾字幕的枯燥，制片方通常会在片尾加一段关键故事（如《功夫熊猫》，《加勒比海盗》），或者拍摄花絮（如成龙的多数影片）。这次放映的《就是这样》，片尾才出现Michael Jackson唱的主题歌，同时在字幕结束前还有一段他的舞蹈。

当然，习惯要慢慢养成，我们进入“文明”社会的时间不长，很多事情需要慢慢地教。很多人可能都不信，10年前我们每次安排国内到国外访问的团体，其中一个重要的“培训”内容就是教他们如何在飞机上的厕所内使用坐便器的座垫纸，否则国外的航空公司经常给我们提抗议，说我们国内的乘客如何把他们的坐便器给“踩”坏了！其实，这些人在那么狭小的空间里“蹲”着也不是件享受的事，关键是咱不知道“文明如厕”是啥玩意儿啊！
]]> Wed, 10 Mar 2010 21:39:20 GMT

其实这都错估了中国家庭、特别是年轻一代人的消费能力。


2007年前我说过，中国买房子要刮走三代人的积蓄。如今一些经济学家终于承认了这一点。其实中国的消费能力，花钱的一方是两夫妻，但资金来源不局限于这夫妻俩，而是夫妻双方三代人的储蓄和收入。


曾经我的一位远亲大学毕业工作几年后结婚，两年前要求买辆15万的汽车。但他们银行里只有不到8万的积蓄，因此要父母支援，父母没有那么多钱，因此只好和亲戚们借钱。最后在父母的积蓄和亲戚的资助下，这对80后夫妻如愿买了这辆心意的小轿车。


全世界都在惊讶中国旅游者在海外惊人的购买力。我们中国人出国买东西，其实很多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别人代购。香港化妆品和世界品牌服装、日本的电子产品、法国昂贵的葡萄酒、瑞士名贵手表等，中国旅客买这些，很多是要送人或替其他朋友们代购。如此，一来，中国人的购买力被夸大。


可见，同样一对夫妻的支出，西方国家的夫妻基本是靠自己的收入来消费，或买房、买车、旅游。而中国夫妻们，特别是80后夫妻的消费，很多依靠父母乃至更上一代人的财务支持。


从这种三代人支援一对小夫妻的消费模式，可以推断出中国人的负债模式。


80后小夫妻们的房贷，不仅仅是小夫妻两人的房贷，那是全家三代人的房贷。小孩子的教育费用，也是三代人的共同承担。


可以看出来为什么在中国，年轻夫妻们虽然收入有限，依然能在如此高昂的房价、教育费用下，居然还敢购买房子、支付孩子从幼儿阶段开始上贵族学校。


中国的一胎化，也加剧了这种消费模式的。由于80后基本都是一胎化的结果，因此上一代人对“小太阳”夫妻的支持可以说不留余地。


一对80后夫妻要结婚买房子，为了拿下首付作按揭，夫妻双方的父母、祖父母、甚至外祖父母，都会慷慨解囊。为了让小太阳夫妻能有房子车子，上两代人不惜一切代价，将自己的养老钱倾囊而出。


中国老一代人传统观念很强烈，孩子到了25岁后还不结婚生孩子，老人们脸上也不光彩。因此老人们拼命也要帮孩子早些结婚。如今在城市里，房子是结婚的物质基础。几年来由于房价狂涨，老百姓不能全款买房，那么做个首期按揭，也要把房子拿下。这就造成了所谓的房地产大涨声中的“丈母娘”刚性需求。孩子们在家长们财力的全力支持下，铤而走险成为了房奴。


在中国成为房奴的小夫妻们，两个人一个月收入70%以上支付了房贷按揭并不罕见。很多夫妻成为房奴后，有的连基本生活费都成问题。有了孩子，那就只能“啃老”。在这种财务情况下，假如一方没有收入，那么夫妻两个实际走入了破产，房子被银行收回，分文全无。在美国，夫妻真到了这一步，那就是夫妻俩的“金融危机”，这个危机止步于夫妻俩，不会波及到他们父母一代。因为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夫妻们的财务生活和上一代人是完全分开的。


但在中国，假如80后夫妻一方失业不能负担按揭，上两代人的钱还能支撑一下。所以，中国的银行在作按揭时，不必过多担心夫妻两个人的实际收入情况。由于文化和传统观念，中国的老一代人，绝对不会坐视80后夫妻破产而被赶到大马路。


于是乎，中国夫妻们的房贷风险不仅仅属于夫妻俩，而是三代人共同背负。从而这导致了中国人“消费”和“负债”承受能力超强的现象。房价哪怕一涨再涨，80后为了结婚照样继续买房子。


其代价是，为了80后的结婚，三代人的积蓄和收入被大部分刮干净，三代人的剩余资金极其有限。家庭承担突发事件如老人生病、失业等的财务能力大为下降。完成了80后夫妻的房子和结婚需要之后，三代人同时走入了长期节衣缩食的日子，在其他方面的消费能力大幅度萎缩。因此，买了房子当了房奴，再谈拉动消费，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任务。


金融危机只能让一对西方夫妻破产，对他们的父母或更上一代不会构成财务威胁。而我们80后房奴夫妻一旦破产，就立刻成为了上两代人的财务负担，假如因为某些原因不足以支付三代人的基本生活了，那就成了三代人的共同破产。


因此，中国这种三代人消费和负债的模式，优点是使得我们中国家庭的整体对抗财务危机的能力加强。但反过来看，一旦三代人都进入了实质性破产，我们金融机构和社会福利所面临的潜在风险和负担，要比西方国家大得多。
]]> Wed, 10 Mar 2010 21:39:20 GMT
如果说双收费对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来讲已经有所不公，那么那看似很少的一元燃油附加费就更加不公，凭什么都是我们消费者买单？我倒不是说着1元多，而是这着实很不公平，油价上涨有多层原因，但因我们老百姓而上涨的部分怕是微乎其微，在经济经历了大危机恢复的时候，各行各业百废待兴，需要的都是钱，家家户户就更需要钱，能省1元是1元，这并不是小气抠门，而是每增加一点开支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理财计划，如果每天多支出5元，一个月就是150元，这对于我们一个月的整体计划绝对是巨大的影响，尤其对上班族来说，这多支出的150元无从买单，会增加生活的压力，因为工资没增加啊，况且现在很多的月光族和负薪族。

双向计费就够我们打车族头疼的了，有时候在红灯下堵车，出租车的价表瞬间就增加了好几元，有时候刚到看着计费表保持挺好，刚停下车，表立刻就多出几元，简直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令人措手不，现如今更好，燃油附加费又加我们身上了，一边还没弄明白出租收费的变化情况，一边是出租司机又可以趾高气扬的多收我们1元了。

我们不仅要问，这多出来的1元钱到底到底该谁买单？是我们消费者，还是提供者。在市场定价方面，我们消费者永远只能处于被蹂躏的状态，根本无话语权，但最后买单的确是我们，这合理吗？这公平吗？从社会大环境来讲，既然有燃油附加费了，我们的工资是否该跟着涨5元/天。

所有还请有关部门在价格方面做调整的时候能全方位考虑，为消费者，为这挂着虚名的上帝考虑一些。

]]> Wed, 10 Mar 2010 21:39:20 GMT
毋庸置疑，在2009年各地大雪密布的冬天，“缺气”造成的重大影响是恶劣的，超越了取暖和民众生活本身，而演化为攸关社会全局的困境和治理难题，对目前天然气的运营和监管机制乃至于政府的应急能力和城市秩序形成了极大挑战。对于这次全国性的缺气现象，媒体和民众直指中石油等垄断供应商上演一出逼政府提价的大戏，中石油亦罕见地第一时间放下傲慢对民众的质疑给与回应和解释，将之归结于天气的特殊和供需矛盾的失衡。

实事求是的说，笔者对于中石油在能源供应垄断方面的诸多耳熟能详的表现自是深恶痛绝，但对于本次有损中国经济复苏形象的“缺气”事件，却很难认同是中石油策划抑或“阴谋”涨价的结果，不可否认，石油垄断集团力量之庞大的确是事实，但要在当下中国的语境下搞这种全国性的策划，尚为体制所绝对不容。而且，以“阴谋涨价论”的逻辑来治理当下的“缺气”现象，罔顾天然气经营和监管领域的诸多制度残缺，只是救急式地勒令天然气供应商撬动库存，压住价格，虽然可以赢得民众的喝彩，但恐怕并不能根治下一次更严重的“缺气”现象。笔者理解民众对垄断的深恶痛绝，但并不赞同毫无功效的情绪式的短暂快乐的麻醉疗法。厘清“缺气”的制度机理，并从根子上找到“解气”之道，方能举一反三的杜绝类似现象一再上演。

现代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在计划和垄断主导的供应体制下，短缺在任何时候将不可避免。我们如果从我国天然气生产、经营、运输、监管的各个制度环节梳理，就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关国计民生，对每一个的生活都有重大影响的公用产品，其生产、运输和供应的80%由一个叫中石油的企业提供。这无疑很令人震惊，亦是本次“缺气”事件普及给老百姓的最有价值的经济学知识。在这样一个绝对垄断的经营体制下，加之价格的完全管制，与其说是中石油导演的结果，毋宁说是这种供应的体制使然。在中国，恐怕很难找到第二个行业，其产业集中度如天然气这样，即使在石油领域，亦是三分天下的寡头垄断格局。而这样的垄断经营机制，才是“缺气”的真正根源。很显然，根治与民生背离的“缺气”现象，首要的破解之道是破除垄断，引入第三方竞争，而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历史亦告诉我们，凡是竞争活跃的领域，即使发生其他管制失灵之案例，但鲜有供应短缺现象。

而对于天然气行业的垄断，有一个极易误导民众的所谓自然垄断。笔者承认，在天然气产业的整个链条上，的确存在着自然垄断的成分。比如，天然气的管道运输具有自然垄断性，规模越大或者输送线路越长的成本会越低。但考察整个天然气供应的上中下游，上游的勘探、开发、开采，下游的配送、储备和读表等业务，并不具有天然的垄断性，完全可以引入更多的经营和竞争者。而这次“缺气”事件，表明上是供应不足，而供应不足的根源就在于经营的垄断性，就此而论，民众将矛头直指中石油，并无冤枉之处，但这并非人为的阴谋，而是垄断使然。

对于此次“缺气”事件，还有论者认为，中国的天然气价格因为政府的管制而一直处于低位，在价格偏低的情况下，供应商没有动力增加供应。从市场机制而言，这种说法不无道理。的确，和已经与市场接轨的石油、煤炭和电力等替代能源价格比较，天然气的价格是政府管制最严格的价格。但笔者认为，价格机制和市场接轨的前提应该是有完全的竞争机制之后。持天然气价格不合理者只是简单地把天然气和进口天然气的价格简单比较，但其从来不敢正面回应在目前所谓的低价格下，中石油作为80%的供应者是否盈利，如果其盈利而又不增加供应，唯一的原因就在于垄断。所以，只有在打破垄断，引入竞争之后，我们才能谈价格的合理性，才能启动价格机制改革。在天然气领域，我们决不能重复那些一再上演的将公用事业领域的改革简单和涨价划等号的现象，更不能借改革之名而行涨价之实。

由是观之，很显然，彻底根治天然气短缺的治本之策就在于打破垄断，放松管制，引入竞争，美国如此为之，英国如此，俄罗斯亦如此，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把事关十三亿人生活的一个公共产品交给让我们没有任何安全感的中石油一家去做。当然，相较于目前各大城市的“缺气”困局，讨伐中石油的意义并不大。阴谋也好，天气也罢，都非一时之力能够扭转。但仅就类似事件的预防和应对而言，担负改革之责的政府部门的确理应承担最核心的义务，尽快打破利益格局，推动天然气竞争机制的改革。尽管本次全国性的“缺气”是一个个案，但可以为未来改革提供一反三的思路。
]]> Wed, 10 Mar 2010 21:39:20 GMT
虽然我们没有理由怀疑龙煤集团迅速撤官的力度与诚意，不敢也不愿轻疑矿难背后就一定站着一个腐败的狰狞幽灵，但有一点可以质疑：谁将这么多矿工同时命令到一口500米深的井下作业的？

我们可以把时历翻回到2006年，国家安监总局、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就曾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煤矿安全生产工作规范企业劳动定员管理的若干指导意见》，其中明确提出，国有重点煤矿原则上每个采区同时作业的采、掘人员每小班不得超过100人。新兴煤矿已有90多年的开采历史，如今矿井设计生产能力为120万吨，核定能力145万吨，该媒矿当然算是国有重点媒矿，缘何在一个采区同时安排了多达528个矿工作业？


多少条安全法规被束之高阁，成为“糊墙文件”？有报道称，在瓦斯爆炸53分钟前，就开始组织井下作业人员撤离，但仍有大量矿工未来得及成功撤离。“死神 ”实际上已经“开恩”了，留给矿工的时间长达近一个小时，我们的安全逃生竟仍未完成，恐怕这不能说“死神”无情，只能说明我们的矿井逃生路径存在严重的问题。

当前我们需要思考的是，我们的各级媒矿安全监管者，只要耳朵正常，完全能听到那些此起彼伏的遇难矿工家属的“骂声”。比如有公共监管者入股煤矿的，“猫鼠同眠”长期存在，出了事故出巨资去“摆平”的；有几证全有，但为了产量，用矿工的肉体去赌效益的，让一群群人数明显超标的矿工下井作业。往往“骂声”四起时，与“鼠”有利益关系的“猫”还是在装聋……

我们似乎已经不能说这些事故全是缘于“侥幸心理”，“侥幸”二字，至少还包含着“怕出事”的意思。可是，真的有人怕吗？

]]> Wed, 10 Mar 2010 21:39:20 GMT
一桩桩悲剧，一次次矿难，到如今似乎早已泪水流尽、办法想尽。矿难的成因得到了穷尽式的枚举，这并不等于防范矿难的策略已经用足用尽。新兴煤矿此番发生的瓦斯爆炸事故，既不是突如其来，亦不是无从防范。既然瓦斯气体与煤几乎是相伴而生，那么“先抽后采，不抽不采”之类的处置办法，应该说是煤矿安全生产的ABC。发生瓦斯突出并不必然会发生瓦斯爆炸，何况从发生瓦斯突出到发生瓦斯爆炸之间曾有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如果防范预案严密到位、现场应对高效有序，何以会导致瓦斯爆炸并使100多人陷入灭顶之灾？黑龙江省长栗战书说，这次事故暴露了认识不到位、责任不到位、措施落实不到位、企业管理不到位等诸多问题。以生命之脆弱，如何经得起这么多“不到位”的敷衍塞责？

新兴煤矿是原国有重点煤矿，其所属的龙煤集团鹤岗分公司也是520家国有重点企业之一。就其身份和背景而言，新兴煤矿理应拥有更高的安全系数，这也是山西在新一轮煤矿治理过程中强力推进“国进民退”策略的逻辑之一。应当承认，国有煤矿在规模和机制等方面确实有民营企业所不具备的优势，这些优势是推进安全生产的有利因素。但是，新兴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再一次证明，国有煤矿的安全优势不是绝对的，如果制度不落实，监管不到位，它和民营煤矿一样会发生矿难。而且一旦发生矿难，国有煤矿的规模优势会立即逆转为安全劣势。近年来，伤亡人数靠前的重大事故，大多发生于国有大矿。新兴煤矿的悲剧，再次告诫人们，万万不可陷入企业身份的迷信之中，永不松懈的安全机制和到位的监管，才是杜绝矿难的关键。

死伤惨重的矿难，早已不是让全人类棘手的课题。走向世界的中国，应当在煤矿安全领域加快向世界先进水平看齐的步伐，而不是顾左右言他。在新兴煤矿瓦斯爆炸发生后，困于井下的矿工实际上并无可靠的避险和待救的场所。尽管我们善意地希望他们仍有生还的可能，但这个可能完全操控在命运的手中，谁也没有更多的把握。在南非的煤矿中，每隔750米必须建有一个配有通风设备、救援电话、备用自救器和饮用水的安全庇护所。在矿难发生后，矿工可以迅速撤离到庇护所，并联系地面等待救援。加拿大矿井中亦设有类似的避险站，2006年1月，曾有72名矿工在火灾中凭借避险站坚持26小时并最终全部获救。在英国等国家已经连续多年保持煤矿零死亡记录的情况下，升级我们的安全理念、标准和硬件系统，已经到了不能再推托的地步。


可以有很多理由来拒绝，比方说如此一来可能增加成本推高能源产品的价格。既然我们的能源产品价格都在与国际接轨，国际上普遍接受的成本我们也应当能够接受。何况，我们的能源产品并非没有高额的利润，这些利润与其中饱了其他环节的口袋，何如投入到矿工生命的保障之中？按照安全第一、生命至上的思路，甚至整个煤矿产业的流程都还有再造的余地。惨重矿难总是在冬季扎堆发生，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巨大的需求导致了超量生产。而煤矿不去均匀地安排生产任务，是因为缺乏必要的储备能力。应当允许各种资金从事煤炭丰余调控并从中谋利，而不是继续眼下这种现做现卖的习惯。这种看似流通体制的问题，其实未必不是遏制矿难的命门之一。

]]> Wed, 10 Mar 2010 21:39:20 GMT
高速公路上历来都有免费的特权车，这一点的确不希奇。过去，依法并不应该享受免费待遇的“特权车”，一般都会随车携带各种通行卡和免费卡，方便收费人员识别。大概在2007年初，交通部发起了一次针对免费特权车的清理整顿活动，要求各地对违规发放的公务卡、减免卡等集中收缴，拒不缴费的车辆将在媒体上曝光。邯郸市的“特权车一览表”大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该免费的还是得免费，不然工作不好做。但既然不让发放免费卡了，当然就只好制作一张表格，以便工作人员识别。邯郸市收费站的这种做法，实在也是迫不得已。

很有意思的是，2007年那场清理整顿特权车活动，河北方面也是积极开展了的，当时媒体的正面报道仍然可以检索得到。邯郸市在整顿特权车方面表现尤其突出。从2005年开始，邯郸市就向特权车开刀了，市领导专门做批示，市交警部门领导带头自我问责，一时间闹得风生水起。2007年8月，邯郸市再一次向特权车亮红灯。不过，这两次整顿，针对的都是特权车不遵守交通规则等乱象，免缴通行费似乎不在清理之列。这要么是一种大意的疏漏，要么就是把免费看成理所当然的“福利”了。毕竟，像邯郸市交通局那位工作人员所说的，全国很多收费站都颇为领导的考察方便着想，邯郸市在这方面没有必要例外。

从特权车一览表上看，邯郸市可享受通行费免交待遇的，除了多位领导干部的用车之外，还有很多车辆只标明了车牌号码，至于那些车辆是否公务用车，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在意。如果对这些车辆在邯郸境内每年所免掉的通行费做个统计，应该是个不小的数字。也许有人觉得，通行费反正是交给国家的，公车向收费站交纳通行费，无非是把钱从一个口袋放到另一个口袋而已。实际上并非如此。我国的收费公路，无论是政府还贷还是民间经营的，都有一个收费期限问题。大量特权车逃避交费，实际上是把负担转嫁给了其他社会车辆。也就是说，为特权车买单的，其实还是不在一览表上的普通大众。这是特权车之所以惹人愤恨的原因所在。


没有理由认为，特权车只在邯郸市一个地方存在。大量特权车自由游弋于世界上里程最多的收费公路，这意味着什么呢？很长一段时间，交通领域一直推行“贷款修路、收费还贷”策略，虽然由此带来了公路建设的跨越式发展，但公众也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政府则因此逃避了提供公共设施的责任。公路收费之恶，只有那些长期奔波在道路上的人才能深深体会。以邯郸市特权车一览表对照收费站林立的国情，多少可以明白一点，为什么收费公路那么受决策者的青睐了。因为坚决推行收费公路政策的人，多半都在一览表上，他们无须从自己的腰包里掏一个子儿，当然也就体会不到老百姓的感受。身处这样一张带有极大优越感的一览表上，很难想象那些领导真能做到利为民所谋。

网上有一句流行语，叫做“有图有真相”。一张简单的照片，戳破了不知多少空话套话，它所还原的真相则让人备感讽刺。很期待邯郸市有关方面为此做出解释。不管一览表存在的理由到底是什么，至少应该让人知道，他们并不为享受特权而感到心安理得吧。
]]> Wed, 10 Mar 2010 21:39:20 GMT
60多名矿工兄弟尚在矿井下生死未卜，42名矿工兄弟已魂散黄泉，这又在痛击着我们的神经。以往一次又一次的带血的矿难告诉我们，像此次鹤岗这种瓦斯突出的爆炸事故，基本和“人祸”脱不了干系。值得注意的是，这几年，发生在鹤岗的重特大矿难太多了：2008年鹤岗富华煤矿矿难，31人遇难；2008年鹤岗泰源煤矿矿难，13人遇难；2002年鹤岗鼎盛煤矿矿难，44人遇难……

如果把视野扩大到黑龙江，我们会发现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数字：2002年6月20日黑龙江城子河煤矿特大瓦斯爆炸事故，115人遇难；2005年11月27日黑龙江七台河东风煤矿特大煤尘爆炸事故，171人遇难……在这些特大矿难的背后，绝不缺乏法规制度和警钟。比如，在七台河东风煤矿事故发生后，时任国家安监总局局长的李毅中曾当着众人的面多次质问该矿矿长马金生和姜姓总工：“你们知道《紧急通知》和《特别规定》吗？”并怒斥他们 “连民营小煤窑主都不如”。

紧箍咒严厉，怒斥声言犹在耳，但矿难为何依然在发生？西谚曰：魔鬼藏在细节中。大概意思是说，任何一个好的政策、文件乃至法规都必须注重细节，因为那些违背政策、法规的“魔鬼”往往躲在“细节”之中钻空子，甚至铤而走险。遗憾的是，我们许多有关煤矿生产、监管等的规章制度乃至法规，在执行的过程中就存在这样的魔鬼。它可能是“以会代行”——— 开个会就算执行，以致文件、法规精神无法落到实处；它可能是“耳边风”——— 文件、法规虽然那样规定，但煤矿领导和监管者不那样执行；它还可能是“利欲熏心”——— 煤矿领导为了多拿年终奖或多获利润或权钱交易等，无视生产安全，不顾矿工死活，要煤不要命……


这些都是“魔鬼”，当它显露之后，可分门别类冠之种种别名，诸如 “不作为”、“监管失责”、“官煤勾结”、“节约成本”、“以权谋私”、“贪赃枉法”等等。也正因此，面对矿难包括此次发生的鹤岗矿难，我们都不能简单地归结于我们的法律规章制度匮乏，更不能简单地归结于监管部门设置不合理不完善，而应抓住以上这些“魔鬼”顺藤摸瓜，举一反三，对那些矿难的制造者、促推者实行最为严厉的惩罚。对他们的恶行罚个倾家荡产，这都只能算是预防矿难的一小步，而更多更为行之有效的严厉做法则是，通过严密的制度、措施，迫使煤矿管理者、监管者必须加大煤矿安全事故的经济、刑罚成本，要让他们时刻知道，面临“以人为本”，“死不起人”。唯其如此，才能有效遏止带血的矿难。

]]> Wed, 10 Mar 2010 21:39:20 GMT
作为中央级媒体发表这样的文章，实在令人大跌眼镜。这篇文章犯了那么多的事实错误，公信力何在呢？首先剑桥大学是如何善待霍金的呢？霍金在进入剑桥大学时需要两名教授的推荐才能得到研究员一职，因为其中一名教授的失误差点让霍金与剑桥失之交臂。随后，霍金在1974年因为科研上的巨大成功而被授予皇家学会会员，国际上各种奖项随即而来，在这种情况下，剑桥却吝啬于给他一个教授职衔，直到各种呼声的强烈要求下，才于1979年授予其那个教授职位（见《剑桥的故事》）。而去年10月24日新华社报道，面对重病的霍金，剑桥宣布要在霍金67岁时辞去其终身教授职位，为何？剑桥规定，终身教授满67岁必须退休，让出职位。这是不是也很残忍呢？但是这就是约定，契约精神高于对某个人的同情。而武大在张在元一事上依照契约行事怎么就不行了呢？尽管这有法律事实上的疑点，但判定武大“薄情寡义”是不是先入为见了呢？

再次，拿霍金和张在元相比，情况完全不一样。霍金尽管患有严重的身体缺陷，但是他的大脑是清醒的，仍然能够胜任他的工作，而且做的非常好，患病30年后，他仍然能于2002年，2006年到中国做学术演讲。霍金在剑桥任职并患病期间，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出版了《时间简史》《黑洞》《超时空和超引力》《果壳中的宇宙》等著作，在量子力学、宇宙学做出重大成果。张在元目前的情况，根本无法胜任设计院院长一职。如果他继续担任这一职务，并且从感情上要求武大续约或者保留其职位，这是对武大设计学院全体师生的不负责任。

还有，霍金患病期间的医疗费用是剑桥出的吗？呵呵，如果《中国青年报》这样理解，那简直是对英国医疗制度的无知。英国的医疗制度在保证公民“有病可医”而且是“有病得好治”的程度上之“奢侈浪费”都已经引起激烈的批评（见06年10月24日新华社报道）。这一项被看做英国“社会主义化”的例证被诟病。霍金的医疗主要是靠英国的医疗体系负担，靠英国政府的财政支付，而不是剑桥大学。而在这个问题上，作为社会主义我们的祖国，在医疗保障上是如何做的呢？我们的媒体是否在这个问题上思考过？一面是法律的陷阱，一面是道德的陷阱，让武大跳哪个呢？


对上述问题，昨日央视新闻1+1上，白岩松也做了论述，我对他的观点完全认同。很多人还联系武大的“两个常务”腐败问题，说武大有钱贪污没钱治病。这完全是两码事，不过还真的拜托媒体在武大的腐败问题上好好报道报道呢，最好能够深入地挖挖这根本原因何在？看看今日武大为何这般的来龙去脉，它的管理漏洞又何在？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做出评判，那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可以张口就来，但是如果经不起事实论据的支撑，这种道德评判就是扯淡，混淆视听了。

如果说，剑桥是武大的一面镜子，恰恰是剑桥尊重契约精神令人感佩，剑桥在人事上的“吝啬”值得学习。如果可以的话，我还想为武大树立牛津那面镜子。牛津曾经面临着当地居民的攻击，双方的斗争如此激烈，最后震动了当时掌握大权的主教，但是当局是怎么做的呢？保护牛津大学，否则哪有今天的牛津大学？面对社会和政府对高校的学术上、行政上和道德上的干涉，我们是否也该反思呢？面对某些媒体的道德谴责，如果呼吁把它作为个案理智对待也算“溺爱”武大的话，那么是不是又太残酷了呢？

]]> Wed, 10 Mar 2010 21:39:20 GMT
作为普通市民，我们当然支持对不公平和浪费性用电进行改革，但决不同意打着电价改革去随意损害百姓利益，不管这种行为是有意还是无意。因为无论推动什么样的改革方案，如果以损害公民的整体社会福利为代价，那这样的改革能称之为成功的改革吗？“87度涨价”是不是值得大家拥护的改革之举呢？

据南京一家晚报的记者调查说，该市工薪家庭月用电平均都在100度以上。其实，根本无需记者调查，作为普通百姓整天与柴米油盐水电茶打交道，对“87度”用电能否保证基本生活需求，相信每个人都有一笔自己的明细账：以一个普通家庭而言，按平均每天用电额度计算，一台电视0.6度、一台冰箱1.3度、一台电脑0.4度、洗衣机0.1度、再加上厨卫小家电1.3度，一个月按30天计算也已达到100度以上，更何况到了夏天加上空调等大功率用电器，用电量恐怕更大。

笔者不知道“每户每月87度”红线是怎样测算出来的，但我却知道这一数字离我们居民的实际生活还有差距，这样的改革难免让人怀疑，每户每月87度能否保证得了基本生活需求？这样的改革，是不是项根本没有进行过调查和走访拍脑门的改革？为何如此经不起大家的推敲？提高居民电价总是会受到居民承受能力制约。那些不切实际的涨价不管打着什么借口，都难免会引发市民的普遍质疑和不满情绪。


目前广大居民的收入不高是事实，特别是低收入居民对价格改革十分敏感，这不应简单地被理解为让政府的价格改革屡受掣肘之举，而更应当被视为改革中不容忽视的基本国情。无论什么改革，说到底都是利益重新分配的改革。所以作为占全国最大多数普通百姓的利益决不可忽视，更不应是牺牲对象成为部门搞权力自肥的“试验田”。

在我看来，要想保证电价改革成功，没有科学的配套措施和准确的改革定位是不行的。比如居民承受能力考虑、受惠人群的划分、电价调整幅度的确立等等工作都需要有可行可信的数据来说话，而不是靠个别部门个别官员扯嗓门或拍脑门能解决了的！

]]> Wed, 10 Mar 2010 21:39:20 GMT
不要奇怪，这两个故事能让人过目不忘，其实是有着它的内在逻辑的。

在钱学森生前最后一次系统谈到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时，他回忆自己的母校美国加州理工学院，那里有许多决不随大流，敢于想别人不敢想的，做别人不敢做的这样的大师、这样的怪人——大家都说好的东西，在他看来很一般，没什么。钱学森感叹：“没有这种精神，怎么会有创新！”“我看，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很大问题。”

另据跟随钱学森多年的秘书涂元季透露，1984年，中国科协一致推荐钱学森为下一届主席候选人，但钱本人坚决不同意。他甚至在会上发了火，和别人争得面红耳赤，决不退让，直至惊动中央，最终是邓大姐出面做工作，他才勉强同意做了一届科协主席。而从10卷本《钱学森书信》中我们还看到，即便是“逢官必副”的钱老仍有许多请辞各种职务和拒不担任一些职务的信，比如主动要求辞去国防科委副主任，坚决要求辞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还有辞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明奖评审委员会委员、各种学术顾问、名誉会长、荣誉教授等等。就连他亲手创建的中国力学学会要选他连任名誉理事长，他也写信拒绝。

一开始，人们在反思“中国现在为什么出不来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的时候，生出种种困惑：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笨吗？难道今天的科学家比过去的科学家笨吗？显然这种质疑站不住脚。于是，很自然地由钱学森执著“拒官”，大家想到了当下学术界行政化体制的倾向和官本位价值取向的盛行。

时下，在我们的学术界，官学不分似乎只是一个潜规则，但在现实中这个倾向却愈演愈烈，而且行政权力远远大于学术权力；与钱老相反，今天的学者们都很愿意当官，因为只有当官才有特权和资源，有自己的项目、经费、场地和人员；甚至大学的地位取决于大学校长的级别，学术带头人往往都有一定的行政职位。因为大凡科研立项、科研经费常常要由各层级领导部门审批，更大的科研立项要获得国家级科研经费，行政部门的审批者要看学术带头人的名气，而申请者更要会走“上层路线”……与此同时，没有学术背景的官员则热衷挂一个学者身份，那么多官员在职读博，那么多官员喜爱出书不就是证明吗？一个刚刚考上硕士研究生的同学直白地告诉我：“我可不想当什么陈景润，要像我们大学的×××老师一样，既是学者又是官员更是老板，善搞关系，会拉课题，百万科研经费轻松搞定。这才是有本事的人呢！否则，你连科研经费都拿不到，你还混什么……”

不能说所有的学子、学人都那么崇拜权力，但在行政权力远远大于学术权力的氛围里，在官本位思想的熏陶下，哪个人能做到不“人云亦云”、不“随大流”？哪个人敢当“想别人不敢想的，做别人不敢做”的“怪人”？当然，只能出现钱老说的那种“大家见面都是客客气气”的人，当然，更不会有大师、顶尖帅才出现了。看来，要想真培养出具有创新精神的一代大师，归根结底还要有培育产生一代大师的学术氛围，在制度上更要创造扶持一代大师涌现的创新体制。

笔者以为，所谓在制度上要创造扶持一代大师涌现的创新体制，可改可变的地方也许千头万绪，但关键的一条也很简单明了：官学分家。在学术界，官学分家意味着：学术权力应该也可以远远大于行政权力，学术的事情真正由学者做主，科研课题只能由科学家决定，不能以行政手段简单决定科研工作的快慢，不能以官员的意志粗暴代替科研规律。唯有如此，官本位在学术界才能没有立锥之地，学者才能回归学术，专心学问，像爱因斯坦所说：以追求真理作为目标，而不仅仅把学术作为谋生手段，更不会把学术当成赚钱的手段。

学术界的官员们则当好服务员的本职角色就可以了，起码让学者们不再为课题经费疲于奔波，而大可不必勉为其难，附庸学术之风雅。

]]> Wed, 10 Mar 2010 21:39:20 GMT
江苏南师附中的匡超“进校时成绩第一，现在还是成绩第一”，湖北的4名推荐生，“成绩突出且非常均衡”。由于被推荐的都是年级数一数二的牛人，可谓众望所归，不会引起任何争议。对如此出类拔萃的学生，等着挑刺者左看右看横看竖看，都看不出任何跟背景、权钱交易之类有关的腐败嫌疑。

公示制的推荐，打破了以往的保送暗箱，众目睽睽之下，谁也不敢造次。“选拔试点第一年以稳为主”，南师附中的说法代表了众多中学的心声也许就是北大的授意——宁稳勿乱。把好事办好，不给舆论见缝插针的机会。

然而，大家还是有话要说：“走了以成绩论英雄的老路”“有违推荐制给不会考试者以机会的初衷”，认为推荐优生是浪费名额。

不错，大家都期待着不拘一格降人才，也念念不忘老北大清华破格录取罗家伦、钱钟书、吴晗、钱伟长诸多奇人异士的佳话，但睽诸今日的教育现实与北大推荐的前提，就当知这样的理想是基于怀旧下的一厢情愿。

其一，推荐的学生只是获得面试资格，并非免试入学，只是可以在北大的分数线内降30分录取。北大的录取线都是高出各地划定的重点线数十分的，就是降30分也意味着该生的高考分数必然过了重点线。能考过重点线的学生，再偏也偏不到哪去。

其二，数学零分而作文满分，那是旧社会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中国士大夫式的传统教育历来重文轻理，以饱读经史子集为治学，不是罗家伦他们学不好数学，估计是没重视。现代教育从幼儿园开始就讲究均衡发展，正规化的教育下，某一科考零分的基本不会出现，除非是没条件学习这些科目的偏远地区学生。而获推荐权的省城名牌中学，招收的都是优秀生源，严重偏科的学生根本就进不了校门。

时易势移，指望面向重点中学降30分的推荐制能网罗到让人眼睛一亮的钱钟书式学生，本身就不现实。拿70多年前的例子来观照现今的大众化普及教育，无异于骑驴找马。

况且，偏才怪才也没得个标准，蒋方舟引起争议就是一例，谁能保证不会以“偏才”之名去塞庸才之实。推荐优生至少保证了公平。

对偏才怪才，应是积极发现引导，以不拘一格的宽容给以一席之地，体现的是伯乐一样的见识，而不是按图索骥，抱着“梅以曲为美”的病态思维去作畸形的培养。如果以为偏科的就是偏才怪才，就可以上北大清华，这只会起到东施效颦一样的误导，“指挥”社会按这个标准来育人，只攻一点不及其余，反与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背道而弛。

“北大所说的偏和怪决不是一般的突出，如果一个学生仅一门特别强，其他都相当弱，这个人才首先就是不健全的，在如今各种知识互相交汇融合的时代，今后的发展肯定会遇到问题。”南师附中副校长周俊的这番话很有道理。

再说了，北大是一所综合性大学，某一科特别强的学生，其实都有相应的专门学校出口，如美院，音乐学院，外语学院，反倒是不必非上北大不可。

有限度的推荐制注定了难以遛出千里马，如果真是不拘一格，就面向全体中学生，也不要那降30分的恩惠，这样的大开大放之下，或许能带来惊喜。

]]> Wed, 10 Mar 2010 21:39:20 GMT
通过价格杠杆的方式促进居民节约用电，无可厚非。但电价上调，须名正言顺，否则就会触及民意的反弹。“基本生活需求用电拟规划每户每月87度”就面临这个问题。

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司长曹长庆表示，目前居民用电存在不公平现象，浪费较为严重。不知道这个判断从何而来？据我的个人体验，还没发现哪个居民浪费自己辛苦挣来的血汗钱，更别说“浪费较为严重”了。

浪费严重的当然也有，但多是一些政府部门。去年6月，某省首次公示部分省直机关办公建筑能源审计结果，包括省建设厅、交通厅、发改委在内的20个省直机关办公楼，每年每平方米的平均耗电量为80度，是普通民宅的3至4倍。(据2008年6月14日的《长江商报》报道)至于“有的政府公务人员1天的耗电量，够一个普通老百姓19天的生活用电”也早已不是什么新闻。

保证基本生活需求用电拟规定每户每月87度，这一数据如何得出来的，是否科学？也不得而知。“保证基本生活需求”，这是一个弹性很大的概念。只用电灯照明，也是保证基本生活需求，使用洗衣机、电冰箱、电视、空调等家用电器，也是基本生活需求。如果指后者，民用电“87度涨价红线”显然不太合理。

南京一家晚报的记者调查说，该市工薪家庭月用电平均都在100度以上。在广州也有市民表示，家里每个月用电都在200多度，电费要100多元，夏天开空调两三百元是常事，“有多少家庭能享受第一阶梯的电价”？此外，季节、区域等不同，用电也往往有差异，“87度涨价红线”一刀切，显然过于简单。

总之，电价不是不能调整，但涨亦有道，不能为了涨价就给公众戴上“浪费较为严重”的帽子。阶梯式电价改革是个好经，但好经最怕念歪。如果没有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如果没有民意的充分参与，阶梯式电价改革，也难免引得民意反弹。

]]> Wed, 10 Mar 2010 21:39:20 GMT
浙江绍兴亿万富翁冒充贫困家庭，骗取免费援助。看过报道，觉得又是一件所有人都想说“无责任”的事情。

受骗者，应是慈善组织。当地慈善总会向贫困人口免费发放治疗癌症的药物“格列卫”，被富翁骗取一份，该会说要谴责骗药行为，但自己很难核实上报材料的真伪。谴责加没办法，这就是“骗后感”？

骗药行为自然是要谴责的，慈善总会要谴责，公众舆论也必然会谴责。上报材料的真伪，也确实很难核实，项目受助人分布在各地，怎么核实？不过，既然中华慈善总会接获投诉后可以委托绍兴市慈善总会去核查，为何不可以将上报材料核查工作也委托给上报人所在地方的某个机构？

慈善总会用的不是公款，但还是要对捐献善款的人负责的。骗药的只有一个，但一个也是失误，至少要有教训，有完善的办法，而不是说一声“很难核实材料真伪”就行了，社团法人或者说民间组织(其实是半官方)的公共形象，不是用“很难核实”这种办法来塑造的。

报道说骗药的陈幼兴是富翁，家有农家别墅，儿子陈峰继承他的公司，在上海和几个省城有房地产项目。他们的申报文件加盖了伪造的公证章，公证服务机构正考虑报案(还得说一下当地慈善总会，被骗价值数十万元的药物，却只是停止继续发药，为何未考虑报案)。陈氏父子还声称是陈峰的妻子办理的文件。

事情可能并不是太难弄清楚，只是既然尚未“报案”，骗药几十万元就还不是一个案子，大家都由得它稀里糊涂，我不能不为善款出资人叹息。慈善总会说，只有这一个是骗药的，似乎这就不错了，问题是这一个已经被发现的，当地慈善总会是否准备认真对待，今后怎样加强辨别真伪，也根本没有提起，大家看到的就是“很难核实”。

陈幼兴父子该承担什么责任，是否会因为“不报案”而逃避责任的承担？这是个问题。当然，不管他们是否会被“绳之以法”，他们已经失去了社会信誉和道德形象。他们可以继续发财，但至少在其社会交往中将变得难以像过去那样轻松，道德后果是不可逃避的。


是非毋劳细说，这里面不会有什么认知分歧。撒谎、以欺骗手段获取利益，会有人去声讨的，我也不准备再声讨一遍。但大家可能比较有兴趣声讨陈家父子，并倾向于接受当地慈善总会的解释——“很难核实”。慈善总会的态度，无助于与慈善捐献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可能会影响社会的捐献心理。

慈善机构不是政府机关，但作为公共领域内的机构，其言论、态度和办事的方式，应当显示更大的责任心。受骗是值得同情的事情，但没有得到什么教训，只顾自我辩解，如果是个人受骗者，这个样子是他的自由，如果受骗的是公共机构，恐怕不能一番理直气壮了事。

]]> Wed, 10 Mar 2010 21:39:20 GMT
俗话说：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在国内，很多人心目中所向往的“高处”无疑是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原因无他，这些一线大城市不仅是全国性的经济、文化中心，还能提供其他地方难以比拟的就业和发展机会。因此，那些有志于追求精彩人生、实现远大理想的年轻人，纷纷绞尽脑汁要在这些大城市里扎下根来，希望通过奋力打拼获取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可是，面对大城市的工作和生活压力，一些白领们却选择了逃离，为什么？


  不久前，在一家大设计院工作的表弟，曾向我诉说心中的矛盾和烦恼。他几乎被当时所从事的那份收入丰厚的工作压垮。工作带来的过大劳动强度和心理压力，使他几乎从没有休过一个双休日，也难得睡上一个安稳觉，甚至身体不适时也不敢请假去就医，经常处于易怒、烦躁中。他正在和女友谈婚论嫁、计划在市区买房置业，这使得他没有勇气辞职去尝试压力较小、收入较低的工作。

我想，表弟如果当初毕业时没有留京，而是回到家乡那个人口不过百万、房价不过两三千元一平方米的城市工作，他现在的生活压力无疑要小得多，身心健康也不至于糟糕到如此程度。可转念一想，他在老家没有任何可靠的关系。要知道，在那种事事凭关系的小地方，只凭自己的学历和能力要找到一份好工作谈何容易？

如今，年轻白领因为工作压力过大而损害了健康甚至猝死的现象不断增多，已经成了一种社会病。各个大中城市尤其是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高得惊人的房价丝毫没有松动的迹象。年轻人的各种生活成本日益上升，而就业机会却相对减少，激烈的社会竞争有增无减，这些客观因素导致很多年轻人无从选择。


于是，“逃离”的人越来越多。但可以预见的是，那些不堪大城市生活压力却下不了决心离开的人其实更多，而梦想到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发展的年轻人，就更海了去了。尽管未来这些一线城市的生活、工作压力有增无减，更多的人还是会选择挤进来。不是这些人抗压能力更强或者对自己的身心健康毫不在意，而是因为区域经济发展严重失衡、各种资源过度向一线城市集中，那些在小地方受制于机会稀缺、关系至上的人们，势必将源源不断地涌向京沪等大城市。

面对一线城市过于激烈的社会竞争及过大的生活压力，移居到其他更宜居的中小城市或许是一种很不错的选择。但是，在我们的整个社会状况得到根本性改变之前，生活压力损害年轻人身心健康的状况其实无处不在。大城市有大的难处，小城市也有小的烦恼，终究无处可逃。

]]> Wed, 10 Mar 2010 21:39:20 GMT
反映高房价时代白领生活的电视剧《蜗居》，正在热播，以“房奴”和“反腐”为切入点，讲述一对夫妇为在上海买房而经历的艰辛故事。戏里的很多精辟台词，还被网友引为“经典”，有人说，《蜗居》道出了都市男女生活的无奈和心声；也有网友批评，台词太露骨，有“涉黄”嫌疑。（11月18日《新快报》）

反腐、房奴、二奶，这些糅合了荧屏主流与非主流的阐释主题，且辅以生动“香艳”的劲道佐料，想不整出点动静都很难。文艺创作和消费之间，常常氤氲着那么些不可捉摸的情怀与心绪：编故事的人，总想在主题叙事之外，揉入点别样的文化情趣和个性卖点；消费故事的人，总盼望着在遥控器的搜寻切换中，找到能与白日里被迫深藏的暧昧情思，以及被意外撩拨的精神隐秘和对号入座暗通款曲的机会。而此前对文艺创作进行审视的目光里，往往总带有某种道德和理想的洁癖。


当然，文艺消费的赢利模式决定了，源自艺术灵感的节制性“露骨”，很可能在商业噱头驱使下走向失序与失态，就如同露骨的欲望人生，将黑夜歇斯底里地复制到白日。因此，我们不回避包括文化审美和艺术伦理在内的所有底线伦理和价值标准，但在此之上，也应该更多一些宽容与大度。不要让源起于世相真实的艺术性“露骨”，都遭到道德戒尺的泛化驱逐。有时，“露骨”的艺术影像，其实就是一种灵魂的逼视，以及对现实、对人性的揶揄和拷问。它让我们一览无余地窥见了英雄叙事、诗性叙事之外，那些“残酷”但并不冰冷的历史真实，它让我们得以照见自己被层层掩饰和包裹的灵魂“尾骨”。

时髦言词的烟花和不实之词的喧嚣，消弭了社会最真实的生存困境。在高企房价的逼仄中，不少人被迫沦为一只随波逐流的都市蜗牛。这在相当程度上昭示着某些社会生态的凌厉和露骨。而在形式主义、标准化的影像喧嚣之外，于英雄叙事与诗性叙事的文艺丛林夹缝中，白领的都市“蜗居”未尝不是一种文艺趣味的颠覆性尝试。现实很凌厉，梦想很骨感，生活很丰满，艺术裹不住了，时代的独白与呓语也就部分露骨现形。

]]> Wed, 10 Mar 2010 21:39:20 GMT


说这个通货膨胀的到来是猝不及防的，可能谁都不信。明明就是冲着通货膨胀去买房子的呀，没有通货膨胀谁还会去买房子呢？只有买房子才能保值啊。但是，应该有值可保，才有保值的意义。你本来就没有值，何谈去保呢？昨晚一个网友，和我聊了一个晚上，最后也不知是他把我弄糊涂了，还是我把他弄糊涂了，反正是双方都没整明白。他大学毕业三年，积攒了两万元钱，然后去借了许多钱，准备去买房子，借钱前银行说可以二成首付，钱借好了银行又说要四成首付。这不，房子是买不成了，问我这两万元钱还有什么办法保值增值？



我倒不是认为两万元就不能投资，我是惊讶他有两万元就敢买楼。通过与他的交谈，我发觉这一代白领动用父母的养老钱用来支付住房的首期，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事。即使是父母也拿不出足够的首付款，他们也会借钱交首付。因为有过成功的案例，所有这两年借钱买房的人都成了百万富翁，而没有买房子的成功投资人是少而又少。大的社会环境注定了他们对不动产的顶礼膜拜，一夜暴富的心理几乎成了常态，而对隐藏的巨大风险视之不见。



这种社会心态与日本房价泡沫破灭前几乎一摸一样，没有谁会认为日本房价泡沫会破灭，日本东京的土地市值已经超过全美国，日元不断升值，成了全球马上就要取代美元的硬通货。可是从1989年开始到1991年，日本房价泡沫破灭，房价整体跌去80%。日本人绝对不是傻瓜，他们会想让泡沫破灭吗？肯定不想。但是，有什么力量阻止泡沫破灭或者有什么办法化解泡沫吗？没有办法，泡沫破灭就是唯一的办法。今年6月底，日本静冈县来上海拍卖土地时，谈起这件事，现如今的日本房价还没有恢复到1989年的水准，整整20年哪。



透支20年的经济增长的结局应验了中国人的一句话：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2009年中国楼市的炒买炒卖迟早也是要还的，只不过是为什么偏偏要年轻的白领们来偿还？这未免太不公平。很显然，政府想不还，或者留下一堆泡沫由下一届政府来还，可能吗？不可能，因为这种想法本身的错误，导致市场的走向无法逆转。比方说，滥发货币导致的恶果，就不可能等到两三年后才爆发。很多东西是瞬间爆发的。资产价格的猛涨，其实就是通货膨胀的前奏，而我们却认为现在还处在通缩时代，产能过剩的局面还没扭转。然而，一夜之间就有可能从通缩转向通胀，因为流动性已经泛滥，无法控制，就像控制不住房价一样。



我们原先预估，央行回收流动性时间节点应该在明年的6月份，现在看来根本不可能等到那时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施特劳斯-卡恩(Strauss-Kahn)周二（11月17日）表示,中国经济复苏正越来越有力度，支持该国政府调整经济增长模式的措施，包括应促使人民币尽早升值。奥巴马访华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人民币的尽快升值。这个结果就是，我们在获得一部分国际贸易的同时，也引进了全球性通胀。现在，关键来了，通胀的瞬间爆发，对富豪和炒房客来讲，只是资产的缩水，而对白领阶层来讲是生活成本的不堪重负和收入的下降。



有人说，破产主要发生在经济萧条时期，那是指企业破产。中国的事偏偏就这么奇怪，政府可以对企业采取一系列的保护措施，而对个人的破产却无能为力。因为政府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2008年本来是应该有许多开发商和炒楼客破产的，但是，政府开动印钞机保护了他们。这帮好不容易解脱了的民营开发商，不管政府把房价弄的多么高，忽悠了多少人买房，大部分民营的开发商就是不开发，今年全国房地产投资远远低于销售。好不容易逃出狼窝，难道又要再次跳进虎口？所以，说什么都不再开发新的楼盘，让银行和央企及上市公司去玩。



再次开动印钞机来保护有房白领，门都没有。现在正月供的百万富翁的白领们，只有等待两个：一个是利息的增加，一个是房价的下降。仅仅只是利息的增加还不要紧，问题是所有生活成本全要增加，而收入也要下降。当然不是所有的人收入都要下降，而是绝大部分白领收入要下降，整个实体经济开始大调整，失业率有可能提高。在连饭碗都保不住的时候，还有心情保房子吗？你只要看看还有没有前几年那种新公司的开张，或者公司大规模扩张的现象？因为房价的上涨已经终结了实体经济的繁荣，而白领是依托实体经济的繁荣而发达的。
]]> Wed, 10 Mar 2010 21:39:20 GMT
但对于复苏的判断，有多位意见领袖并不这么认为，他们的逻辑值得市场更多的思考。

在这些人之中，以下几位人士可算意见领袖。投资大鳄索罗斯、美国“末日博士”鲁比尼、摩根士丹利罗奇、英国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员沃尔夫、中国央行副行长朱民、中国经济学会副会长王建。下面我们简单梳理他们的逻辑。


第一位：索罗斯。

以“未来的路”为题，索罗斯近期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大学发表了系列演讲。他对于形势的判断非常鲜明：“人工生命维持器奏效了，金融市场已经稳定，股市也已回升，经济显示复苏迹象。但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复苏的势头可能会停止，甚至随之出现‘再次衰退’(double dip)，而我不能确定的是这将发生在2010年还是2011年。”

索罗斯说，他的观点与目前的主导情绪不一样。复苏的时间越长，就会有更多的人相信复苏；但是据他的判断，这种主导情绪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多数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一次危机不同于以往——我们是处在一个时代的终点。”


第二位：鲁比尼。

美国纽约大学教授鲁比尼因为对危机的准确预测声名鹊起。他将当前美国的经济复苏称为“被增长”，他认为美国的官方数据高估了经济增长水平，他测算的美国第三季度GDP增长只有2%，并不是官方公布的3.5%。

另外在失业率水平上，官方公布的是10.2%，但他认为如果把就业意愿丧失者（discouraged　workers）和非全日制雇工也计算在内，该数字将跃升至17.5%。

房价在继续下跌，而股票价格上涨，这导致富人更富，中产阶级和贫困者更贫困，因为他们的资产主要是房子而不是股票。


第三位：斯蒂芬罗奇。

“全球金融危机仅过了一半。”今年10月13日，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席罗奇在韩国首尔演讲时表达了悲观的论调，他认为这种W型的“双底风险”可能会至少持续2至3年。

罗奇的逻辑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推算的全球不良资产达3.4万亿美元，迄今通过扣除呆帐损失等方式解决的只有一半。因为金融机构的不良债券，金融市场还会陷入恐慌，股价将在不久后迅速调整。

罗奇对美国经济的长期前景也比较悲观。原因一是居高不下的失业情况，“美国的失业率已经高达10.2%。是在过去20多年里达到的最高峰，而且可能还会继续攀升。另外还有7%的美国工人实际是处在就业不足的状态。”原因之二是美国消费的回归，“美国消费者在金融危机后处于虚脱状态，没更支出能力，美国没有太多的储蓄。”

对于中国经济，罗奇近期也连续以“我开始担忧中国经济”、“该给中国经济敲警钟”、“中国无暇自满”等题目多次指出，“在2010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可持续性的挑战将尤其巨大，我怀疑那时中国经济将面临又一次减速。”他的理由是，中国经济的“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在加剧。


第四位：朱民。

中国央行副行长朱民的观点极为清晰，上周末的一次会议上他再次强调：“金融还在恶化，而经济会进一步衰退”。他给出了两条核心理由：

第一，全球经济目前的强烈反弹是基于存货调整、政府刺激，这是不可持久的，因为消费仍然非常疲软、企业投资依然非常低。

第二，全球银行业已经处理的不了资产是1.46—1.5万亿美元左右，还有1.4万亿的不良资产等待处理，原来持有的不良今天还是不良。

对于时间的判断，朱民认为“2010年我们面临的巨大的挑战”。


第五位：王建。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秘书长王建，他认为美国和全球经济危机会在两年之后重新回归，而中国当前要警惕“第三次乐观”。

王建的理由是，首先，美国金融业的不良资产并没有被处理，只是改变记帐方法，或把金融合约的清算期向后推迟两年。这样给美国经济争取到两年的缓冲期，但新的危机仍可能会在2011年爆发，使美国乃至全球经济出现二次探底。

其次，美国危机的本质是居民支付能力危机，美国的家庭负债率在90年代前平均为60％，危机爆发前已飑升到138％，但现在也还有129％，这个问题不解决，这场危机就过不去。

结合近期的大地产金融公司倒闭、银行倒闭风潮继续等等，王建认为，中国要警惕这种对形势的乐观判断，尤其是政策定义上，他认为中国应该继续保持宽松政策。

综合以上5位意见领袖的观察来看：罗奇、朱民、王建3位都提到了美国金融业不良资产仍未得到处理。鲁比尼、罗奇2位都提到了失业的严重性。罗奇、王建2位都提到了居民支付能力。索罗斯、朱民2位都提及了刺激政策的“人工维持器”。

对于时间，王建说是两年后的2011年。索罗斯说不能确定是2010年还是2011年。罗奇提及了2010年下半年。朱民提及的是2010年
]]> Wed, 10 Mar 2010 21:39:20 GMT
咱们收了美国人的技术、阿拉伯人的钱以后，开始在青藏高原秘密修建创世纪方舟。然后，嘿嘿。

等全世界那帮有钱有权的人都到了中国后，虽然世界就要完蛋，咱们的大猫也肯定得按照中国人的习俗请大家吃饭啊。然后，就在觥筹交错间，大猫忽然摔杯为号，冲出来很多说着字正腔圆普通话的解放军，把丫们都给突突了。

在方舟基地里，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广播，以及怪腔怪调的英语、俄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言等等外语广播把那些自以为花了10亿欧元就能活命的俄罗斯、阿拉伯以及一切被我们鄙视的资本主义富翁们都骗进还没完工的那些方舟里，让丫们等洪水去吧。

世界都要完蛋了，俺们天朝是厚黑学的发源地，这点计谋就不是你们洋人所能明白的了。现在，方舟就是中国人的了。世界也是中国人的了。

然后，地道门打开，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协人大领导、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主要领导、重要科学家以及主要民营企业负责人，当然，还有他们的家属，都开始有序登船。

最后，是那些有幸负责建造方舟的工人，以及能搭上他们关系走后门的七大姑八大姨等亲戚，开始从各个旁门偷偷上船。

最后的最后，（中文字幕版有个翻译错误，每艘方舟能容纳的人数是四十万而不是四万），就算只有三艘方舟能启航，120万中国人也能在很短的时间里把洪水退却后的地球塞满。

非洲就非洲吧，反正咱们一贯号称吃苦耐劳的中国人是不挑地方的。

邪恶的天朝满赛！！！



────────────────上面是古怪的幽默感，下面是有感而发────────────────



这两天随着《2012》的全面公映，关于“中国元素”的是非，又开始有了争论。

“选择中国没错，只有中国人才能完成这样的任务”，以及种种关于中国的蛛丝马迹，其实，不过是部电影而已。

这种成本的电影（2亿美元），又是好莱坞出品，千万不要对里面的这些元素太过于当真。好莱坞电影永远是门生意，如果中国内地市场成了好莱坞最大的海外市场，好莱坞保证还能给你玩出新的幺蛾子。所以，对《2012》里出现的所谓中国元素，大家平常心对待好了，既不用阴谋论，也不用激动万分。人家就是图咱们兜里的钱而已。

《2012》里没有出现明显的日本元素（男主角的老爸的搭档的儿子的媳妇是日本人，哈哈哈），而导演的上一部电影《后天》里还有一段日本下冰雹的戏份。不是说全世界都完蛋了日本就没人关心了，而是现在中国内地市场越来越重要了。

《珍珠港》这种关系到美国人国仇家恨的主题，就因为日本当时是好莱坞电影最大的海外市场（现在应该也还是），在表现日本海军从航母上起飞袭击珍珠港时，不但大量使用慢镜，还配了雄壮的鼓点音乐（后来成为CCTV最喜爱的节目配乐之一），显得颇为英雄主义。美国人能这么大度，除了二战时美国曾经按着日本一顿痛扁还顺手扔俩原子弹的心理优势外，钱包的因素也不可忽视。（貌似美国二战太平洋战役的老兵对本片就颇有怨言）

对于《2012》中出现的那点中国元素只是一盘菜里的调料而已，大家请放开心胸。在一部好莱坞电影里，即使导演是德国裔的，它也仍然是一部由同性恋和犹太人统治的好莱坞拍摄的美国主旋律电影（声明，这是个玩笑，想挑我政治不正确的同学可以歇菜了）。so，人家是不是看得起我们，是不是给我们面子，有什么重要的？

面子不是人家给的，是自己挣的。明白这点就得了。]]> Wed, 10 Mar 2010 21:39:20 GMT
昨晚下载到了《2012》的国内字幕枪版和俄罗斯枪版，粗略比对了一番。

首先，出现卓明谷的那个镜头，俄文字母写的是，“卓明，西藏”，而大陆版写的是四川省卓明县。

以下镜头在大陆被删掉，小喇嘛尼玛随爷爷奶奶搬迁，他哥哥天钦则被留下来。汉人军官在藏族人中招募项目工作者。

中国军官，形似金正日，声似邓小平。

此外，在整部《2012》中，出现的中国官方形象全部是军人（军官和士兵），此外是藏族民众和修项目的可怜民工。我就不多评论了，要解码就得扯到“西方的没落”和“香格里拉情结”等等……以下这幅海报里也同样蕴含了丰富的符号信息，我们欣赏就好了——
]]> Wed, 10 Mar 2010 21:39:20 GMT
  会前，会议组织者、浙江省资本投资促进会就“地方产业政策延续性与企业投资信心研讨会”广邀媒体，大有与山西当场辩论的架势，不料，可能成为浙江温州商人、律师集体“讨伐”对象的山西省有关方面并没有派人赴会。  
  
  “40家媒体，50名记者齐聚三台山庄。”

    昨日，浙江资本投资促进会的媒体联络人员在自己的QQ签名上挂出了这样的话时，明眼人就能看出，这个所谓的签名，仅仅是会议组织方向会议出资人一种自我解释——你看，我尽力了。

   但，主角缺席的辩论，还叫辩论吗？通俗地说，山西方面压根就认为不值一辩。

    其实，从连续出现在报纸上的文章，就能看出端倪。
    面对“浙商损失500亿”、“山西煤改，用行政手段代替市场行为”、“山西煤改违宪”……帽子扣了一堆，但温州商人明白，他们哭诉，是否能撼动山西有关方面那傲慢的权力，还很难说。其实，很多煤炭老板自己心知肚明，在声讨山西煤改违宪的时候，他们是否有足够的勇气检讨自己的炒煤过程是否都合法？从炒房团到炒矿团，温州商人那无坚不摧的资本的力量，用一种夸张的方式彰显着资本的霸气和无所不能。于是，物价飞涨，房价狂飚，普通百姓攥着可怜的工资单在温州人的身后苦苦追赶着传说中的房子。

    在大多数老百姓心目中，很多温州商人约等于奸商。

    但无论所么奸的商依然是商。在中国，商人可以被小蜜和小人追逐，但他们的从来就没曾有扶正的机会。一直从民间茁壮成长的他们显然太高估了自己的实力。通俗地说，仅仅是权力给了生长的机会而已。猪肥了还在圈里。无论你多有钱，也只是一头随时可以宰了吃肉的猪。

     距研讨会正式开始不足20小时，传说中的山西方面终于无人出现。浙江资本投资促进会的人用了一个颇有意思的比喻：“我们想告状，人家连状子都不接。”
  相反，就在浙江资本投资促进会紧锣密鼓地筹备会议时，山西省政府通过媒体表达了自己坚决推进在煤矿资源领域开展的宏观经济调控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决心。山西方面强调了资源国有，补偿款无讨价还价余地。
  此外，山西政府方面提出的小煤矿的四宗罪：浪费资源、破坏生态、草菅人命、腐蚀干部！尽管此说法有些幽默，但权力就是权力，并能在恰当的时间，比浙江商人普法教育式的讨论，越来越多地获得了舆论上的同情。于是，18日的研讨会，充其量也只是强奸惯犯被流氓强奸之后的尴尬而已，没那么神圣。

   山西方面再次用权力告诉了商人们，在这里，丫们也就是小姨娘养的。因此，在某些时候，奸就是奸，别装的那么纯情。
   
]]> Wed, 10 Mar 2010 21:39:20 GMT
2002年，张家界工人开始大批量接替耒阳的风钻爆破工。据工人们说，在深圳从事孔桩爆破的人员中，90%以上是张家界桑植县的人，人数达到将近300。

2006年陈功云发现身体不舒服，检查结果是疑似尘肺，浩丰达爆破公司老总向包工头余功新施压，余最终向陈功云赔偿50万（不包括陈在住院期间余所支付的医疗费10万元）。陈当时被鉴定为一级伤残，如果按照法律相关规定，可以得到上百万的赔偿。

2008年，陈功云、谷高云在家中去世，谷高云死的时候43岁，医生拒绝给做鉴定。

2008年8月，王贞云向深圳市劳动仲裁院申请仲裁他与中人爆破公司的劳动关系，因为已经过了诉讼有效期而被迫撤诉。

2008年12月，王贞云向罗湖区劳动仲裁院申请仲裁他与洪坤爆破公司的劳动关系，劳动仲裁和一审阶段，因证据提供不充分，裁决认定了其2006年3月到5月之间2个月的劳动关系。

2009年5月，王兆和在耒阳工人检查完后的第二天，到职防院做检查，显示肺部有阴影。

6月30日，张家界20多个工人向深圳职防院申请体检，职防院以无劳动关系证明为由拒绝。但是有工人说，如果谎称自己是厂工就可以给检查，只是风钻爆破工不给查。

6-8月，工人自费在老家或深圳的医院做肺部检查，很多被诊为肺结核、肺炎，或疑似尘肺。

8月25日，老家工人去张家界桑植县上访，对方称半个月内给予答复。

9月13-15日，张家界30来个工人来到深圳，希望联合深圳工地上的人，要求职防院检查.

9月17日，80多个张家界工人来到职防院，再次被拒绝检查。老板开车拉走了十几个工人，剩下的人在职防院等了一夜，

9月18日，工人前往市民中心要求体检，政府让他们将自己曾经工作过的工地、爆破公司等信息填写之后交给劳动局，由劳动局和爆破公司联络，确认工人们的劳动关系，并承诺将在10月31日之前给予答复。

9月19日，多数工人回老家，等待政府答复。向杰等几个工人后来在饭店抓到了包工头余功新，对方声称法律判下来怎么做，他就怎么做。西丽派出所的民警记录了余功新的联系方式和车牌号。

10月21日，王贞云针对洪坤爆破公司的劳动关系一案，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王搜集的出入证、记工本、工资单、工程方量单、爆破证被公司单方面注销的通知单，以及2个工友证词，均被洪坤公司代理律师一一否决，法庭告知半个月内下达审判结果。

10月26日，4个工人代表到劳动局询问事件处理结果，劳动局监察大队出具了一份名单，除调出有社保记录的33人之外，其余86人需要自行去劳动仲裁院走法律程序，确认劳动关系后，方能体检。而那有社保记录的33人，可以去职防院检查身体，但是具体办法要等劳动局信访办的龙主任出差回来后协商解决。而事实上，这33个工人中很多人的社保记录是多年前在工厂打工时的记录，即便检查了身体，确诊了尘肺病，也不可能得到赔偿。

10月30日，工人代表再次到劳动局，信访办龙主任称一定会解决问题，但是要向各部门汇报协商，承诺11月3日打电话给工人答复。

11月3日，工人打电话问信访办，对方说正在开会磋商，没有给出实质性答复。工人递交了举报信，举报目前在工地上工作的工人都没有劳动合同，并且指出了工地的位置，要求劳动监察大队去检查，但劳动局的人说必须正在工作的工人自己来举报，而且工地上都是私人老板，劳动局管不了。

11月10日，深圳市政府出台文件，禁止非正常上访，列出了14种非正常上访的形式，包括在政府门口静坐、拉条幅、喊口号等，上访不能超过5个人，否则有可能被抓甚至劳教。但是，工人实在走投无路了，他们决定11月12日去集体上访，要求政府领导出面给他们一个说法。

11月12日，85名工人分批次去市民中心集体上访，两拨人在路上被警察拦截，工人坚持要去，在龙岗公安分局、龙岗巡防督察、坪山办事处、市民中心警察、安保等大量人员把守下，工人在市民中心广场外缘待了一天，没有吃饭。下午4点多下起雨，工人在坚持在雨中坐着。警察威胁说如果他们再闹下去就把他们抓起来。近5点，警察允许5名工人代表到市委信访办谈判，剩下的工人被驱赶到广场地下的车库附近，不给晚饭，也不准工人自由活动。除之前在外的安保力量外，还有大几十名警察在地下室待命。工人代表在信访办谈的结果，坪山街道给了工人一共5000块钱生活费，信访办让他们第二天去找劳动局，先给那33人做体检，后面的人按照劳动仲裁走。并且承诺开绿灯，特事特办，在这两天就以最快的速度解决他们的问题。

11月13日，全部工人再次来到劳动局，劳动局让那33人到信访办走手续，但是工人到信访办时工作人员称没有收到劳动局发过来的名单。而其余的人劳动局让他们自己搜集劳动证据，到仲裁院进行劳动仲裁，然后才能检查身体。工人们很是失望，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

11月14日，王贞云的判决结果仍然没有下达，距上次终审开庭已经24天。

目前，工人们已经等待了两个多月，事情依然没有任何进展。

没有足够的证据确认自己的劳动关系，没有办法到职防病医院检查身体，工作条件并没有得到改善，工地上粉尘依然在飞扬，正在工作的工人每时每刻仍然在吸进大量的粉尘，并且他们依然没有劳动合同……

深圳这座新兴的城市，到处是高楼大厦，这些都是工人们亲手建造的，如今，面对无奈的工人，这些高楼大厦都沉默不语。谁来证明他们的身份？

漫漫维权路，他们应该走向何方？
]]> Wed, 10 Mar 2010 21:39:20 GMT
同样是在北京，国新办主任王晨表示，目前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和文化传播严重“入超”，“文化赤字”很大，中国文化的对外影响力与中国的国际地位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比还有不小差距。

现在，中国虽还不是经济强国，却也算得上是经济大国了。这些年来，中国制造已经横扫全球，为我们赚回来大笔的美国国债。持有美国国债固然有风险，不过，和过去相比这也是一种“幸福的烦恼”。现在，真正令很多政府高层人士烦恼的则是“文化赤字”问题。说起中国的“文化赤字”问题总是难免带有历史的悲情。几乎从1840年以来，我们就从来没有摆脱对西方的“文化逆差”地位。前些年，大家在“又红、又专”的时代尚不觉得，现在，虽然中国越来越国际化，越来越强大，文化自信反倒是越来越差了。以至于，王蒙在法兰克福舍出一把老骨头，强自为中国文学正名。近年来传统文化在中国复兴，却大有关起门来唱独角戏的尴尬。我们的传统文化固然很好，无奈功利的西方人多数都是抱着学习汉语的心态而来。孔子学院在全球遍地开花，也大有办成一个语言专业学院的趋势。另一方面，西方研究中国的汉学家在国外其实也都很边缘，往往都是来了中国才会找到回了娘家的感觉，也才体会得到什么叫学术的主体性。向西方世界出口中国传统文化已经很是尴尬，而更尴尬的是中国的当代文化产品不但走不出去，而且大有被西方复制并返销的势头。《功夫熊猫》已经在《花木兰》的基础上完全进化成了中国特色。就现在来看，中国的文化大国地位似乎仍然走不出历史的魔咒。

然而，这也是活该如此。办个山寨春晚这么屁大的事，都还如此艰难，中国又当如何成为文化大国？山寨春晚无非事关草根与屁民们自娱自乐的权利，无非是挑战了央视春晚的权威，就遭到被封杀、被禁止网络直播的命运。大过年的一场娱乐晚会能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能出什么政治差错，即便是出了什么问题，也可以事后追究嘛，有关部门却根本就不给他们以出生的机会。中国的文化体制之僵化保守由此可见一斑。

严厉而冥顽不化的文化管制严重制约了各种类型的资本进入文化产业。文化产业迄今为止仍然是国企的天下，成为市场化程度最低的行业之一。其直接的后果就是，扼杀了这个行业的创造力和活力，并导致在这一轮长达十几年的经济繁荣周期中，中国没有产生出世界一流的媒体，没有产生出世界一流的影视公司，没有世界一流的出版集团，没有世界一流的作家和导演。中国当今的社会转型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都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谁都知道这是一个盛产大师和创造文化商业奇迹的时代，文化产业最终形成现在这样一种局面，无论如何都是不容狡辩的。

如今，中国股市、中国足球、中国文化几乎可以看做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三个最失败的典型。其之所以失败大都因为，只是进行了一半一下的改革或者说是并未有实质性改革。也正是因此，最近这段时间以来，中国要成为金融大国、足球强国、文化大国的官方呼声最为高涨。现在，股市和足球都在流行“打黑”，大有卧薪尝胆之决心，而文化方面却仍然是波澜不惊。这倒是颇为诡异的一件事情。我们倒不期望，在文化圈里也整出几个黑社会出来，因为，这个行业实在是太不赚钱连黑社会都懒的光顾。而是在当下的大环境和大气氛下，中国的文化产业也应该有些态度出来才好。中国早晚是要做文化大国的，有关方面或许更应该积极主动一些。要做文化大国，固然需要大政策、大动作，但从具体而微的事情入手还是基础，也正是因此，有关部门今年还是把山寨春晚放生了。
]]> Wed, 10 Mar 2010 21:39:20 GMT 时下，学生之间的攀比确实很普遍，甚至已形成了一种“攀比文化”。新闻中的小男孩称自己的妈妈是保姆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代表性案件。作为家长，笔者也曾有过类似的经历。同样也是读小学的儿子曾经问我：“爸爸，我们家是不是很穷？”乍一听到这句话，我感到很震惊。于是，我问儿子为什么会这么说，他告诉我，有同学笑他的书包与文具盒太旧了，并说自己一学期换了几个书包。我给儿子解释说，一个学期换几个书包并不值得炫耀，那只是浪费，你的书包又没坏，为什么要换呢？家里有没有钱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爸爸妈妈都很爱你，而且，家里有钱也不值得骄傲，因为那是爸爸妈妈挣的，又不是你自己挣的。从那以后，儿子便再也没有问过我类似的问题。
作为父亲，我理解儿子的心理——不管是大人还是儿童，都有获得他人尊重的需要。象这位小男孩之所以称自己的妈妈是保姆，无非也就是想得到同学们的尊重，但他生活于其中的学校环境使他产生了强烈的自卑感，给他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因为自己的父母没有车，他受到了周围同学的嘲笑。人的本性是忍受不了别人的长期嘲笑的，被轻视和被蔑视的感觉、不安全感和自卑感总是会唤醒人登攀高一级目标的愿望，以获得补偿和臻于完美。由于儿童的认知能力与心理调适能力有限，为了改善自己在学校里的处境，缓和或消除自己的心理自卑感，他选择了一条阻力最小的心理路径，即声称有车的姑姑是自己的妈妈，而以前来送自己的妈妈其实是保姆。
因此，当发生类似的学生间攀比事件时，我们不应该过多地责怪小孩，甚至那些嘲笑别人的小孩——他们同样也是受害者，他们嘲笑别人同样也是为了获得别人的尊重和某种心理上的优越感，虽然这种方式是不道德的。我们应该追问，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攀比现象？心理学家阿德勒在《儿童的人格教育》一书中说，“学校只是孩子早期家庭教育弊端暴露的场所而已。”儿童不可能天生就有这种攀比心理，将这种不健康的心理传染给他们的只可能是我们的社会——更有可能的是——他们的父母。
与儿童一样，成人的攀比心理也是出于获得他人尊重的需要。但是，攀比却是一种弱者的心理，产生于个体深深的无能感、自卑感和不安全感。需要的另一面即意味着匮乏，比较而言，那些有着稳定社会地位的社会强势群体对于优越感的需要相对弱一些。一般来说，在社会的转型期，当那些原来处于弱势的社会群体的经济地位上升时，他们便会要求重新分配社会地位资源以重建他们的自我身份认同，攀比的现象就特别容易发生——炫耀自己在经济上的成功或贬低那些在经济地位上不如他们的人是重建他们的自我形象的最常用的手段，因为除此以外，他们往往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东西——在此意义上，攀比是一种“暴发户心理”。这种心理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他们的孩子，并通过他们的孩子与同辈群体之间的交往而传播开来，间接地影响到其他的儿童，从而毒化了孩子们的幼小的心灵。
自然，面对儿童的攀比，学校负有教育和校正的责任，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成人世界需要对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进行深深的反省和反思——当我们明白了攀比产生的心理原因及其对儿童心理产生的不良影响时，或许我们会有所警醒并自觉抵制潜伏在自己身上的攀比倾向。
]]> Wed, 10 Mar 2010 21:39:20 GMT
此事，武汉大学宣传部已经明确了三点态度：第一，对张教授的病情学校深表同情。第二，建议张教授及其近亲属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有关劳动争议问题。第三，如果经过法律确认武汉大学有责任，武汉大学不会回避应该承担的责任；如果法律确认武汉大学没有责任，出于人道主义，武汉大学仍会尽可能协助张教授渡过难关。

归结一句话：武大在高调要求受伤害者“你来告我吧”！（真的不亚于黄江法官的一声“要听话的”呐喊。）钱老前脚刚走，就有世风日下的知识分子尴尬场景出现。尴尬在哪呢？

武大说与张在元教授签订了《聘用合同》，该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张在元每年在学校工作时间不少于120天，即非全职聘用，其人事档案关系不在学校，亦不享受校内教职工住房及公费医疗等福利。同时，学校在合同中明确约定薪酬中已经包含医疗保险等费用。”所以武汉大学依据该聘用合同撤销医疗补助甚至住房，大有人走茶凉之态。

聘用合同是事业单位与职工按照国家的有关法律、政策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订立的，关于履行有关工作职责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聘用合同与劳动合同是人事制度分类管理的产物，在我国对社会组织的划分与管理深受管理体制的影响仅仅从形式上看聘用合同在许多方面与现行的企业劳动合同非常类似，签订聘用合同或劳动合同都标志着个体的人与用人单位建立起了人事或劳动关系，即标志着一种劳动法律关系的建立。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人事部关于在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度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2〕35号）规定，受聘人员患病或者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内的，聘用单位不得解除聘用合同。

人事部《关于印发＜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度有关问题的解释＞的通知》（国人部发〔2003〕61号）规定，经指定的医疗单位确诊患有难以治愈的严重疾病、精神病的，暂缓签订聘用合同，缓签期延续至前述情况消失；或者只保留人事关系和工资关系，直至该人员办理退休（退职）手续。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退休（退职）手续。

在本事件中，武大宣传部宣称2009年4月30日张在元教授的聘用合同到期，所以终止聘用合同，不再续签。但是武大忽视了张在元教授正处在病危期间的特殊情况（暂不论道义上工作方式的失误），依照以上的人事部规定，武大应当在张在元教授患病期间暂缓签订聘用合同，缓签期至张在元教授疾病康复；或者保留张在元教授的人事关系和工资关系，直至其办理退休（退职）手续。

所以，武大单方面宣布终止聘用合同，停止医疗补助和住房待遇的做法是违反了相应规定的。

在他人病床之前，当着不能言语、靠呼吸机维生的张在元老人宣布生冷的决定，实在是薄情寡义。网友的说法没错，道德之剑应当悬挂在武汉大学的校门口。盼，武汉大学的学子们，也能引以为鉴！

张在元教授应当拿起法律武器去棒打那个叫嚣“告我”的武大，让他能够明白什么是法律、什么是人情、什么是有情有义！

把周星驰电影中的对白“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贱的人”，作为收尾。
]]> Wed, 10 Mar 2010 21:39:20 GMT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社会性的对黑社会的求助，是黑社会得以发展壮大的动力。需求产生供给，一种需求强大到一定程度，即使非法，也会产生相应的供给。只要供给动力足够强，无论如何遏制，都无济于事。事实上，只要是人的社会，除了某些人造的乌托邦，就一定会有纠纷，纠纷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很多的大的纠纷，甚至仇怨，都是由小纠纷积累而成的。因此，一个社会，必然会产生出处理和调解纠纷的机制。在中国的古代，调解纠纷有官方和民间两种机制。民间调解纠纷的是乡绅裁决和乡老调解，官方的调解的机制，则是案件审理前后的调处。比较善于处理案件的官员，往往着眼于调解，实在调解不了了，才进入司法程序。由于古代司法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打官司成本很高。所以，民间调解的机制往往特别发达。因此，只要年景还算太平，黑社会往往没有多少空间。

可是现在我们的社会，原来的乡绅调解机制没有了，1949年以后出现的人民调解员制度也废弛了。市场化的发展，单位的相应调解功能也在逐渐丧失。最关键的是，虽然法制建设是改革以来国家大力推进的重点，但目前由于种种原因，当地警察派出所的调解，不仅不到位，而且往往难以服人。纠纷走到司法程序，而司法审判，也难以让人信服。就这样，像长沙地下出警队这样的东西，就问世了。

一个社会，如果正常的秩序无法建立，势必会有不正常的秩序取而代之。一个国家，有黑社会存在，不是大问题。现在很多发达国家，都有黑社会。有的国家，比如意大利，黑手党还相当猖獗。但是，如果有哪个国家的社会秩序，要由黑社会来建立。人与人之间的纠纷，要有黑社会出头调解和处理，人们追求公正的愿望，要由黑社会来实现，肯定是相当危险的事情。长沙的人称黑社会为地下出警队，也就是认为他们是地下警察，这无疑是极富讽刺意义的。一个正常的社会，不能有两套警察。有了两套警察，就意味着正常警察的实效。进而言之，就是政府的实效。因为，一个政府，最重要的职能，就是维持社会的秩序。一个连正常秩序都不能维持的政府，是谈不上有公信力的。
]]> Wed, 10 Mar 2010 21:39:20 GMT
按发达国家的白领收入月供比例，房贷月供占家庭总收入的30%比较合适。中国城市白领家庭超出合理月供比例的40%，风险系数正在加大。

从今年的住房按揭贷款增加幅度来看，中国住房按揭贷款从2003年的3329亿元，至2009年9月末，加上行公积金贷款已经突破4万亿，贷款增加数以年均75%的速度增长。从总量来看，美国的住房按揭市场发展50多年，其住房贷款余额也不过在3万亿左右，但是中国房地产市场刚发展不到十年，其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余额就达到3.3万多亿元，加以公积金住房贷款7000多亿元，已经超过了4万亿元。

现在来看，假如CPI上涨3%，住房贷款月供比例超过50%的家庭，每月就开始发生入不敷出，不仅积蓄没有了，还将开始负债。对他们来讲，要么增加收入，要么降低生活质量，要么继续啃老。但是，在生活成本处于上升通道时，是没有办法降低的。如果银行再加息2%，那么，今年买房的年轻白领，断供将成为常态。这对中国社会来说，是首次发生的经济现象，其后果不亚于美国的次债危机。

在调查中，我还发现一种十分有害的心理。有的认为，如果发生通货膨胀，至少收入会增加吧。抱有这种侥幸心理的大有人在。这种情况放在美国，那是没问题，美国有强大的工会组织，一发生通货膨胀足以让资本家加薪。但是，在中国不行。加薪这条路实际行不通。因为在这个时期，正是政府在加税的通道运行。中国的企业税赋很重，如果再给员工加薪，那很多企业会关门大吉。


还有一种心理也是盲目乐观，那就是如果实在不行就把房子卖掉。可是，你的房子是在房价泡沫最严重的时候购买的，只要央行宣布加息，许多房子房价要跌去30%至50%，首付款都跌没了，你还怎么卖？当回收流动性的时候，大量的囤积在炒家手上的住宅会爆发性的投向市场，有价无市的局面很快形成。还怎么买房子呢？

中国住宅市场是严重畸形的市场，已经埋下了足以颠覆中国经济三驾马车的巨大隐患，导致资源错配，资产价格猛涨，产业结构型矛盾加剧，社会购买力被高房价吞噬殆尽，再印钞票解决不了问题。所以，我认为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明年加薪无望的家庭，应该采取措施，将大房子换成小房子，小房子改为租房，手上留一点现金以备不时之需。

]]> Wed, 10 Mar 2010 21:39:20 GMT
据了解，该社区居民夏明德是一个瞎子老太太，耳朵也听不见了，又没有房子住，也买了彩票。“听说还要买一个月。”一低保户忧心忡忡地说。

“想要低保，留下彩票”这样的豪言壮语让我想起了当年“要想过此路，留下买路财”的程咬金。过路收费早已不是什么新闻，但是低保和彩票捆绑销售这样的营销策略在世界上也算一项“伟大”的创举了，社区不仅解决了老弱病残的吃法问题，还给他们指明了一条发财致富的捷径。只不过这样的“被致富”，最终只能使那些贪官污吏们发财致富。

一个月收入不到200元的低保户却要一个月买30元的彩票，或许区区30元钱不够街道干部的一盒烟，不够领导饭局的一个零头，但却是低保户一周的全部生活费用。我们的街道干部在接待领导的时候一直很大方，办公室修建的跟白宫一样，这是何等的气魄啊！？一个小小的地方政府就胜似美国白宫了，那么超英赶美的目标还远吗！？但是一遇到低保问题，我们的社区领导似乎突然间变成了路边乞丐，“你看，修完‘白宫’我都穷了，哪有钱发给你们啊？快买点彩票吧，咱们互惠互利”。

据内部人员透露，该民政部门与有关单位签订了目标责任书，今年要销售彩票 3000万。半年后，销售任务完成得不理想，于是将后3个月定为冲刺阶段，给各乡镇、街道办事处都下达了目标任务。民政局高昂的干劲让我想起了“你一钁头我一锹，熊熊篝火照天烧”的大跃进。市场经济果然是好，在利润巨大的“富民(政局)”工程面前，我们的领导干部身先士卒，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让这些“视钱如命”的“草民”乖乖的交出了买彩票的银子。这样的盖世功绩应该大力表彰，“五一劳动模范”的奖章更是非他莫属了。

3000万的彩票收入对于一个贫困县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领导的衣食无忧，意味着先进模范的奖状，意味着低保户的心在流血。“富民”与“富民(政局)”一字不差，民政局的发财致富当然也算“富民”工程的一部分了。羊毛总是出在羊身上的，天上掉下来的人民币哪有那么容易接啊？领完低保还送彩票，这样的“好官”上哪去找啊？


按照民政局的逻辑，彩票发不完就得强制卖给低保户。那么公安局扫黄打非的指标没完成，是不是就应该让低保户充当妓女和嫖客那？捞尸者的生意暗淡，是不是就应该推几个低保户到长江里然后让政府买单那？交管抓不到违章司机，是不是就应该利用鱼饵去“抛砖引玉”那？

颜回曾对鲁定公说过：“鸟穷则啄，兽穷则攫，人穷则诈，马穷则佚。自古及今，未有穷其下而能无危者也”。可惜，我们的民政局天天忙着搞“兼职”，而忘记了先人对我们的告诫。“民能载舟，亦能覆舟”，一个瞎子老太太都不放过的领导，等待他的难到仅仅是道德的谴责吗？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 Wed, 10 Mar 2010 21:39:20 GMT
严禁执法人员采取简单粗暴、强取强夺、辱骂殴打行为是老话题了。河南省出台的文明执法意见稿新意在于“不得以违法对违法”，当城管受到轻微的攻击或推搡时，不能进行回击。这句话能不能理解为超出“轻微”的界限，城管就有回击的权利了？法律还有“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的规定，如果外界的攻击已经危及到城管人身安全，再要求其忍耐克制也不近人情。可超出“轻微”界限又不到“防卫”必要的状态岂不成了真空状态了？要是意见通过，该不该还击的尺度拿捏不准，又给城管执法带来难题。于是，意见稿中特别提醒：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依法执行职务的，应当沉着应对，及时报警，注意自身安全。

让城管“及时报警”，至少说明河南新规承认了城管不能取代警察，并不具备合法使用武力的资格。城管打人，我们早已见怪不怪了。城管和小贩似乎是一对“天敌”，城管与小贩过招的大戏天天上演：城管大打出手，掀车收摊、粗声秽语；小贩满街逃窜、躲躲藏藏；由城管部门制造的暴力流血事件时有发生，社会舆论对于城管的暴力执法多有谴责。也许是为了避免过多地触犯众怒和惹来麻烦，有关部门专门编写并出版了一部名为《城管执法操作实务》的书，其中教城管如何打人的章节引发热议，如“注意要使相对人的脸上不见血，身上不见伤，周围不见人，还应以超短快捷的连环式动作一次性做完，不留尾巴。一旦进入实施，一定要干净利落不可迟疑，要将所有力量全部用上……”

城管的“武功秘笈”好比武侠小说崆峒派绝学“七伤拳”，要义是“先伤己再伤敌”，城管打人的同时自己也肯定受到了伤害。对于不法商贩来说，城管是来找茬的，心中很痛恨，对城管执法也是百般阻挠。城管找茬也是其职责所在。若纵容商贩乱设摊点，城市“脏、乱、差”的环境就永远无法得到改观，助长不正当竞争，消费者难免买到劣质产品，哭诉无门。城管不找茬，人们会埋怨城管失职，要是执法过程过分强硬，“人身攻击”也在意料之中。于是，广州市城管局长李廷贵出口惊人：在制止不了违法现场时，城管人员要学会“跑”！“跑”是为避免与流动摊贩发生正面冲突。

城管打人不行，城管学会“跑”也不行，广州市城管局长的“跑”论，就被痛批为逃避责任。城管这行当还真不好当，河南的立法者只得另辟蹊径，再出新招：城管就不打不跑，忍不住就报警吧。要城管“与人为善”固然不错，可环境所迫，城管何尝是不合理的城市管理制度的受害者？在社会转型期间，社会保障还不健全，许多弱势群体除了摆摊外，很难找到其他合适的工作，如果不给小摊贩一条活路，很容易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只有城市管理者充分考虑民生之道，对小摊小贩合理疏导，完善社会保障，营造真正和谐的社会氛围，城管才能卸下武装，不用那么辛苦。从另一角度说，城管也是生活在底层的弱势群体，逼他们“打不还手”也未必公正。若整个环境不改变，却一味要求城管执法要文明，仅在在执法方式花样百出，这样的文明执法又能走多远？

]]> Wed, 10 Mar 2010 21:39:20 GMT
世间最大的冤屈莫过于诬陷。钓鱼执法的非正义性不只在于手段如何、目的怎样，而在于公权恃强凌弱，与私权进行不对等的博弈。换言之，不要说查黑车，随便查查公民某种悖逆公序良俗的行为，只要公权伸出钓钩，往往一钓一个准。在这个问题上，普通公民没得选择，只有被钓的份儿，这种诬陷是无可规避的。反之，如果是私对私——比如记者暗访，或者私对公——监管部门装作是普通民众抽查职能工作，则同样的手段与目的，就不能称之为“钓鱼”。道理很简单：这些“鱼饵”对行为主体不构成诱惑力，也没有胁迫力，充其量只是参与、见证或者重现事实而已。

正因如此，北大医院教授死亡事件后，当事方发表声明称，央视记者采访使用暗访曝光涉嫌钓鱼，一时舆论哗然。公众不只在追问事件背后的真相，更对当事方认定媒体“涉嫌钓鱼”的逻辑大跌眼镜。记者暗访是正当采访权的一种表现形式，你可以说它失真或夸张，却无可认定其钓鱼。同样，社保局对社康中心的暗访，也是监督检查的一种合理形式，你可以认定其手段或方式上存在瑕疵，却无法将其归入钓鱼执法行列。因为在这一类问题上：一方面，暗访是以私权的形式合理出现，创设了一般性的生活情境，没有动用公权力逼其就范；另一方面，暗访的手段合法，程序基本正义，目的也有助于增进公共利益，与社会道德并不悖逆。更为关键的是，暗访的对象是区别于一般民众的主体，它们或者是公权部门，或者拥有特别话语权，最需要监督，而“明察”又显然发现不了问题。


对待普通公民，法治社会讲究“疑罪从无”的道理，即首先应该假设大家都是好人，判定其有罪，需要笃实的证据，而不是创设证据；对待公权力，民主政治上有个“无赖假设”，即在设计制度时必须把公权关涉方都假定为“无赖”，从而设计更优良的制度，使得私欲和丑行得到遏止，捍卫公共利益。这也是制度优于人性的基本道理。

当然，我这么分析，并不是说深圳社保局的暗访就横竖有理，具体是非可以辩论，但其暗访权力与行为的正当性与正义性是无可置喙的。我们要警惕行政执法中对普通群众的“钓鱼”行为，但同时也得理解社会监督对公权与特殊领域的合理暗访——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其共同取向都在于规范权力、保护公益。

]]> Wed, 10 Mar 2010 21:39:20 GMT
这些年，官场或者类官场风气的败坏，达到了惊人的地步。人们对于一个单位头头的不经意的吹捧，在我看来，基本上已经达到了文革期间对最高领袖赞誉的程度，只差没喊万岁了——且慢，有的地方，在酒桌上，还真有这样喊的。可以说，这几十年，肉麻话语在两个地方登峰造极，一个是歌词里，男欢女爱，该唱不该唱的全唱出来了。另一个地方，就是官场。下级对上级，巴结起来，天上地下，古今中外，所有的好词，大词，马屁词，一扫而空，而且还不断有创新。

楚王好细腰，后宫多饿死。巴结风盛，主要是因为在上面的人喜欢这口。我有一个学生下到基层挂职锻炼，亲耳听一个县委书记说过，现在提拔干部，要三分之一能干的，三分之一听话的，三分之一拍马屁的。否则，咱们当干部，图什么？这真是大实话。听话的，其实也未必就不拍马屁，只是没有那些专门拍马的人拍的好，技术含量高而已。所以，提拔的干部，绝大多数，都是要巴结自己的。至于为什么还得提三分之一能干的，那是因为还得有政绩考核。地方干部，为政一方，麻烦事断不了，还要有GDP指标，光养一帮吃饭喝酒拍马屁的，到时候事干不出来，也是麻烦。但是，据我所知，那些所谓能干的人，看在干事的面上，马屁功夫可以差点，但如果“居功自傲”，或者恃才傲物，那么，或早或晚，官都干不长。最常见的情况是这样，有事的时候，想起干活的来了，事干完了，就丢在一边。就像民国初年，川军熊克武的部队，刘伯承是最能打仗的人，但从来得不到提升，一打仗就任命他为前敌总指挥，打完仗，就搁一边。


如果连能干的老实人，命运尚且如此，那么那些能干而且喜欢提意见的人，活得就更难了。所谓忠言逆耳利于行，这种古来就被证实为真理的话，大概领导们早就忘在爪哇国里了。无论天塌地陷，就是不能逆耳，谁要是敢逆他之耳，不说让你没耳，也差不多。这些年，即使喜欢皇帝，领导们也喜欢清朝的皇帝，威风大，派头足，关键是，下面绝对没有像海瑞那样抬着棺材犯颜上奏的臣子。以人为镜的唐太宗李世民，早就被清朝的康熙乾隆取而代之，今天的千古一帝，不是三皇五帝，也不是从来公认的贤君汉文帝和唐太宗，而是康熙乾隆。于是乎，这些年，官威官派，已经上了一个新的境界。好些单位的领导，已经不能容忍手下有人对他没有敬畏之心，他必须是绝对的权威，连副手，都得对他毕恭毕敬。否则，日子就不好过。

自古以来，凡是上面所好的事情，别的渠道，是改不了的。组织部长在老百姓眼里，是吏部天官，管官的大官，但真的要想扭转这个风气，单靠讲几次话，恐怕也不行。

]]> Wed, 10 Mar 2010 21:39:20 GMT
结果终于出来了。北大招办官方网站昨天公示，全国有39所中学被定为北京大学2010年“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的推荐中学。这些中学绝大部分设在沿海发达地区的大都市，绝大多数是省会和直辖市的学校，只有在江苏的分布相对分散些。北京则占到了十分之一以上的推荐中学名额。入选的四所学校，都是大名鼎鼎的“贵族中学”：人大附中、北京四中、北师大二附中、北大附中。其他省市的情况大致相同。

众所周知，这些学校早已享有教育资源上的绝对优势。即使不给优惠，别的学校也很难与之竞争。进这些学校，学生不仅要从小层层上补习班、请家教，而且许多家长要支付择校费。结果，上这些学校的学生大多数出身于中高产家庭，穷人子弟、民工子弟则很难问津，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贵族学校”。

如果在这种学校读书，高考时还竞争不过普通学校甚至偏远地区的学生，在一般情况下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该学生素质不够。这就好像大家比赛万米跑，要在标准的田径场跑道上跑25圈。上了这种学校的学生，比起一般的学生来等于“抢跑”了至少一圈。但是，他们居然最后还跑不过人家。这时北大突发奇想地决定：那些“抢跑”了也跑不过人家的学生，经过校长推荐，成绩可以人为缩短半分钟(即降低30分录取)。这还叫比赛吗？


北大的改革，实际上和浙江省高考加分丑闻一样，都是保证强势阶层垄断教育资源的重要步骤，严重损害了中国的教育公平。笔者呼吁：教育部直接出面，立即叫停这种“改革”。同时，教育部应该厉行按人口比例招生、按城乡比例招生的政策。这些政策的施行肯定会引起诸如“高考移民”等问题，但总体上仍然会增进中国的教育公平。另外，北大公布的具有推荐特权的39所中学，也应该受到媒体甚至政府的监督调查。比如，这些学校学生家庭收入的情况与一般学校学生家庭的比较性统计资料等等，应该公之于众——这样的监督，在发达国家司空见惯，使许多“贵族学校”在压力下慷慨地给贫困学生奖学金、提供免费教育，客观上促进了教育公平。这种做法，或许是值得中国教育界借鉴的。

]]> Wed, 10 Mar 2010 21:39:20 GMT
北大搞的这个方案，一开始就受到社会强烈关注。大致来说，批评意见始终占上风，不仅高达七成以上的网友反对，教育界、评论界人士也纷纷表示不看好。这不由让人感慨，在中国搞教育改革真难。有些人平时极力反对现行高考制度，一旦动点真格的，却个个成了最激烈的“保守派”。

北大方案的主要内容为：经由具有推荐资格的中学校长的推荐，合乎条件的学生可以直接进入面试；面试合格者在高考录取时，将享受北大降30分录取的政策。这部分学生将控制在北大计划招生人数的3%以内。说白了，这最多是从高考那里切出3%的地盘来搞招生制度改革。

这样的改革，对于探索高考制度的出路，当然是很有必要的。再不济，这种公开降分的措施，总比那些形形色色的暗地里加分的政策，要来得公平合理。有些人忧心忡忡、急急忙忙对“中学校长推荐制”投反对票，我看无非是高估了这一自主招生政策的效果，或者说后果。

质疑“中学校长推荐制”，还低估了这一方案的制度张力。自北大放出风声后，许多人都认为此举很可能出现造假。殊不知，大家都觉得肯定要腐败，有时候它反倒腐败不起来。北大的做法，明摆着是把中学校长放到火炉上烤。推荐谁不推荐谁，大家都看在眼里，而且涉及学校与名牌大学之间的关系，除非这位中学校长是个糊涂蛋，否则谁不手心发汗？

这也是北大的聪明之处。这并非北大具有什么“娱乐精神”，而是想把重点中学捆绑到自主招生这盘改革的棋局中，让中学校长分担部分改革风险与责任。近些年来，高校自主招生政策招致不少批评，这在某种程度上与大学“自己说了算”有关。现在既然大家利益攸关，那么就形成一个“人人有责、相互牵制”的局面。这对探索自主招生改革的出路，未必不是好事。

退一步讲，就算出现招生腐败又如何？让腐败赤裸裸地呈现出来，岂不也是推动高考改革的一种办法？何况推荐制乃国外高校普遍实行，并且被公认为有效选拔人才的合理措施。也就是说，从制度设计着眼，这不失为打破“高考独木桥”局面的一条路径。既然制度本身具有合理性，又有国外实践的经验，怎么说也值得探索和尝试。以不符合国情作为理由，客观上也是对教育改革的一种伤害。而这未必就是那些高声反对北大方案者——往往也是教育改革论者的本意。


我反倒担心，由于顾忌太多，北大方案最终又沦为搞形式、走过场的一场不彻底的改革试验。自主招生的核心理念是弥补应试教育的缺陷，通过非常规手段，不拘一格“降”(降分录取)人才。现在来看，具有推荐资格的重点中学为保险起见，更可能选送那些成绩优秀的学生——而这些学生往往也是“高考状元”候选人。这样一来，“中学校长推荐制”对推动高考制度改革的意义也就大大打了折扣。

据悉，获授权中学可推荐学生名额不过三五人，更多学校只有一个推荐名额。这也说明，北大“中学校长推荐制”不仅未对现行高考制度构成实质威胁，也谈不上有损招生公平。在这种情况下，不允许人家推行看看，怎么也说不过去。叶公好龙的典故大家耳熟能详，没想到不少人这回真成了故事里的主角。

]]> Wed, 10 Mar 2010 21:39:20 GMT
人力资源科长可能是说，领导要安排人我就得照办，这是正常的。可要我说的话，领导安排人的事，从哪个方面说都是“正常”的。拿合肥烟草局安排领导亲属这件事来说，挑不出什么不正常来，一是有省局文件，二是经过了合理合法的组织调动程序。至于说“分流出去”的是没有领导关系背景的人员，“流入进来”的多是省局、市局领导亲属，这也不好绝对地说不正常，因为没有规定说省局、市局领导的亲属不许调入，更没有规定说非领导亲属不能发回原单位。人力资源科长说得没错：正常。

然而，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事实却是，大多数事业单位与行政机关非公务员岗位的人事安排，和这条新闻中描述的“正常”情况基本是一个路子，所以近亲繁殖、子承父业、夫妻共事也就自然成为“正常”现象。若不是被媒体曝光，合肥烟草局安排领导亲属这种事情，好像并没有什么新闻价值。

很多网民不平地说，“事业单位怎么成了领导家的后院？”这样的质问已经质问了好多年，显得有些苍白无力。正如公务员录用机制，国家规定了严格的考试制度，但说实话，公开考试录用公务员制度并没有完全解决近亲繁殖问题，我们仍然能够看到机关中的“亲友团”现象，你可以质疑，但你很难挑得出什么明显的瑕疵，因为程序是“正常”的。而所谓的“公推领导干部”，更是一直存在着“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定理。如是，就更不要说事业单位、垄断行业了。

“近亲繁殖”也好，“领导家后院”也罢，程序上看不出什么“不正常”，要说不正常，一是这种领导意志决定人事问题的一权独大，以及体制内利益集团协作机制的强势；二是我们竟一直无法找到一条否定“潜规则”的有效路径。如果不能出现一种从根本上变革体制堡垒的力量，诸如“领导正常安排亲属”等社会不公就很难匡正；即使媒体舆论，解决的也不过是一些个案罢了。

]]> Wed, 10 Mar 2010 21:39:20 GMT
日前，备受关注的南京婴儿死亡事件处理结果出来了，共有包括医院负责人在内的12名医护人员受到严处。抢救过程中医护人员的麻木和冷漠触动了社会良知的两道基本底线：对生命的尊重和人类对下一代天然的呵护之情。

在南京婴儿死亡事件的过程中，人们看到的是：值班医生在当晚玩游戏；中班护士输液不及时；白班和夜班护士没有按照一级护理要求巡查；眼科护士输液不及时或护理巡视不够；医院耳鼻喉科的副主任医师在听到护士说“是眼科的，不是你的病人”，便又关门准备休息。监控录像还向人们披露了母亲跪求医生那手足无措的悲惨画面。每一个环节都透露出这样的信息：面对患儿的危情，一位普通的母亲无望、无奈、无助。被处理的12名人员中，有8名是直接涉及治疗的医护人员，他们本来应该是孩子的8次机会，但没有一个机会变成希望。


在发生的许多医疗纠纷中，公众质疑和指责的不是医疗技术，而是身为“白衣天使”的医生的道德准则。多数情况下，是某些医护人员的冷漠和失职激怒了人们。

在我国医学界，很多前辈名医早已用他们的身体力行为后人作出榜样。我国著名外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裘法祖，一生学术成就卓然，其刀法以精准见长，被医学界称为“裘氏刀法”。但是当媒体问到他一生中最大的成绩的时候，他却丝毫没有提到这些，而是说“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地对病人，爱护病人做个好医生”。一位真正优秀的医生，除了“妙手”，首先要拥有“仁心”。

但愿南京母亲跪求医生的身影，在让无数的父母为之惊愕与伤痛的同时，更永远定格在每一个医护人员的心头。

]]> Wed, 10 Mar 2010 21:39:20 GMT
这段时间，在领导干部任用这个问题上，李源潮部长曾多次发言。“要重视关心老实人、正派人”这一观点被多次提及。这一次，要重视“不巴结领导的人”被首次加入，使讲话有了新意。

“不巴结领导的人”确实应该重视。古往今来，官场之中，总有这样的人。他们或不善言辞，或不喜溜须拍马，而他们未必没有才干，甚至品行超过其他人。对这样的公务员，当然不应该忽视。

说到“巴结”，应该是个贬义词。但在一些官员眼里，属下的这些行为却不叫“巴结”，而叫“服从上级”。将“巴结”与“服从上级”混为一谈，当然是不合适的。“巴结”是无条件的、放下尊严的、公私不分的；“服从上级”则是就事论事、在职责范围之内的，有不同意见，下级是可以提的。两者之间有如此大的区别，但要真正区分开来，也是殊为不易。


原个旧市建设局局长、规划局局长、个旧市政府副调研员吴会祥当官十余年资产近千万。法庭上，吴会祥语出惊人：“钱不是送给我的，是送给局长这个位子的。”吴会祥的这番话受到了网友的嘲笑，但在我看来，却是一句大实话。就“巴结”而言，同样也是如此。巴结者之所以乐此不疲，关键是能获得好处。用一句流行的话说，哥巴结的不是领导，是权力。

我十分能够理解一些公务员的痛苦。在内心深处，他们是不愿意巴结别人的。要使溜须拍马之辈没有市场，关键是要有科学规范的选人用人机制，并限制权力，在干部选拔上不能由“一把手”说了算。

]]> Wed, 10 Mar 2010 21:39:20 GMT
最近一段时间，房价的涨速实在让人惊叹:既惊叹于房价何以如此飞速上涨，也惊叹于房价如此高企之后还有人接手。但惊叹归惊叹，房价还在上涨，前几天连国土资源部的有关人士，都明确表态:“未来房价还要涨。”在一片喊涨声中，人们或甘愿做个房奴，或是干脆放弃了对房市的关注。

房价上涨获益方是谁，不同立场的人意见不同，但房价上涨最终埋单的是谁，这一点却是可以清楚界定的。无论房价涨到多高，最终为高房价埋单的还是普通购房者。因此，在面对房价飞涨的预言时，压力最大的也是购房者，无论他们是否已经买房，是否还在关注，只要他们还要买房，高房价就一定会在某个时间点转变为现实的压力。因此，在房价飞涨时，龙永图的发言无疑能给人以安慰，至少是心理上的安慰:原来房价也是可以调整的。

房价到底该如何调整呢？有人说房价高是刚性需求使然，房价上涨就证明需求存在，就证明房价是合理的。但是，在房价上涨中，到底有多少人买房是为了自住？当改善住房和炒房成为房价的推手时，单纯地以刚性需求说明房价的合理性其实并不恰当。所以，说房价上涨算不上错误，但以简单的一句房价上涨掩盖背后的各种问题，就可能脱离了民生立场。

而龙永图的语惊四座则给人们提了个醒，房价是可以控制的。按其表述，控制的途径有两个:一是，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市场有其规律，但是在市场规律失灵时，政府的管理必须跟上。因此，面对飞涨的房价，政府需要出台应急性的政策，避免房价因炒房等因素出现疯涨，同时更根本的手段就是加强保障性住房的建设。二是，税收的杠杆作用发挥。市场可能存在高价房需求，那么就通过市场满足这种需求，并通过税收手段将高价房的溢价以税收手段回馈到社会中；市场也可能存在炒房者，那么在允许这种行为存在的同时，以加大交易税率的方式让炒房者知难而退。


虽然，龙永图的表达未必准确，比如保障性住房建设到底该占整个房地产市场的多少比重，三分之二的比例是否过高？这些问题都需要再商榷。但是，龙永图对房价高涨的诊断和开出的药方基本是准确的:加大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减少商品房市场的刚性需求，并且通过税收的手段让房价的收益返还社会，并抑制投机炒房等行为。当商品房市场的刚性需求不断缓和，而炒房行为也得到遏制时，住房就会远离投机的属性，回归到普通消费品的定位上。问题是，当人们感觉到龙永图的表达是语惊四座时，是否把他的发言看成是建议性意见，或者是否看到了惊人语录背后的常识。

]]> Wed, 10 Mar 2010 21:39:20 GMT
据报道，烟台汽车东站本来可以不是“楼垮垮”，但因为“交通局局长权良宝非得用清泉建筑公司”，且“亲自打电话”（烟台汽车东站总经理傅志良语），让公开招标变成了暗箱操作，让关系公共安全和社会利益的汽车东站变成了权力之下的“玩偶”。

我们没有忘记，同样经过公开招标的“床脆脆”——重庆合川区政府为学校统一招标采购的新床，一睡就垮。也不会忘记，上海莲花河畔小区13层住宅楼的倒掉、重庆忠县的“楼脆脆”、浙江嘉兴桐乡的“楼糊糊”……透过这些弱不禁风的公权力产物，我们不仅看到了公开招标的“走马观花”，也看到了工程监理的“浮光掠影”，更看到了质量验收的“蜻蜓点水”。


每每质量事故曝光，我们都会剑指制度，不断指摘制度的满目疮痍、监管的千疮百孔。可为何法制屡屡被权力践踏？不妨看看“楼垮垮”的“走过场”式招标。按照傅志良的话说，在具体实施中，由于交通局长的“旨意”，让公开招标成了“走走过场”。果如其言，事情一开头就“脱缰”了，更别说后来的监理、验收了。

公权力是一种存在并作用于公共领域的权力。在诸多案例中，公权力正在异化为“私权力”，甚至无拘无束、大摇大摆。这正是诸多工程腐败案件爆发的根源。因此，必须制定切实可行的惩戒制度，给公权力戴上“紧箍咒”。
]]> Wed, 10 Mar 2010 21:39:20 GMT
本来如果这么蒙混过去也就罢了，这两天冷锅里爆出一个热栗子：路透社在重提此事时把责任归咎于中国的“关系文化”，并说：“彼得森一案说明外国公司在华开展业务的危险性。因为‘关系’在中国拥有更多含义，比如关系等同于权力。”

有媒体马上把它介绍到了国内，并按照惯例使之成为国外媒体戴着有色眼镜观察中国的范本，还找到了一位清华大学教授说了这么一段话：中国的“关系文化”应当受到指责。但西方媒体因这一问题把中国经商环境形容为洪水猛兽实属夸张。另外，一些国外不法商人也是助长中国腐败的不良力量。

教授当然是挺有水平的，至少第一句话说得并不亏心。中国的关系文化源远流长，而且正如路透社所说，很多时候关系可以等同于权力，这个置换说明我们在很多情况下是“权力文化”，与现代社会所遵循的法制文化看来还相差甚远。而且中国的经商环境还真是说不上特别恶劣，君不见各地招商引资的力度以及那些优惠的 “非国民待遇”么？当然，在华经商的障碍还是不少的，但两相平衡之下，确实也不能说中国环境算是遍布洪水猛兽。

最后那句 “国外不法商人也是助长中国腐败的不良力量”倒是让人大跌眼镜，尤其是在前面承认了我们这里的“关系文化”或者说“权力文化”之后，还出现这种倒果为因的表述，让人怀疑以理工科著名的清华大学怎么能够出现这种毫无逻辑的言论？


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坏的制度让好人变成坏人，好的制度让坏人只能做好人。这里面的道理很简单，就是说好的制度让人不敢作恶，而坏的制度让好人只有作恶才能生存下去。腐败是哪里都有的，只是程度不同与后果不同。人这种动物大概算不得天生善良的物种，商人也说不上完全按照良心赚钱，只要是成本低而能做成事情，相信每个人都倾向找个捷径。这个成本里就包括打通关系文化的成本。如果这个成本是必须支付而事后的惩罚又不能让人有所触动的话，当然也就是捷径之一了。外国的不法商人未必是原因，最大的可能倒是他们只是一种适应我们这里环境的结果。

所以，该人在美国并未用这种手段，而在中国倒是用得不亦乐乎，难道这是不法商人过于热爱美国，从而只在中国使用这种手法么？如果真是这样，估计他回国就是勋章伺候，而不是被调查了。既然他是被本国政府调查，我们转回头再看看这位教授事先承认我们关系文化盛行的前提与最后的结论，就不免有笑掉大牙之感了：把腐败的原委归结到外国商人头上，倒是很罕见的乾坤大挪移之用法。

]]> Wed, 10 Mar 2010 21:39:21 GMT
然而，现在我们看到，某些地方对非正常上访的划分，有扩大化之嫌。例如，日前深圳市发布了一个 《关于依法处理非正常上访行为的通知》，明确列出了在市委市政府办公场所外聚集、滞留等14种信访行为为非正常上访，它们属于政府打击之列，其行为实施人，除予以行政拘留、追究刑事责任等之外，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还将予以劳动教养。

深圳的这一纸规定，被媒体曝光后，引起了舆论的关注。事实上，类似深圳之规，有些地方甚至制定得更严厉，把县领导的住所都列为非正常上访的范围而严加限制。在目前越级上访、进京上访、“告洋状”以及过激上访、自残式上访等有越来越严重趋势的情况下，规范上访形式，维护社会秩序有其必要性，然而，借着规范，随意限制上访的范围和途径，采用高压手段打击上访人，则不是在解决问题，而是在激化矛盾。

笔者注意到，深圳对出台这一规定的解释是，有些人抱着“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的心态，采用超出正常信访活动范畴的方式，扰乱了正常的社会公共秩序，如不采取措施加以整治，会影响社会稳定。客观而言，在一些上访户中，的确存在这种心态。由于地方政府在处理上访案件中的机会主义态度，甚至企图用小恩小惠来诱使上访人放弃上访，因而在有些地方出现谁闹得最凶，影响最大，事情反而容易得到解决的情况。但是，抱着这种心态的上访户毕竟是少数，大部分上访的人是因为正常上访途径解决不了，而不得不采取一种激烈的方式。退一步而言，假使一些非正常上访中出现过激行为，触犯法律，造成严重后果的，自有法律去审判。现在许多地方出台禁止非正常上访的规定，这就等于把判定非正常上访的权力交给行政，不经法院的审判，就直接剥夺了人们上访的权利和自由。

国家信访局原局长周占顺曾表示，在当前群众信访特别是集体信访反映的问题中，80%以上有道理，或有一定实际困难和问题，应予解决；80%以上是可以通过各级党委、政府的努力加以解决的；80%以上是基层应该解决也可以解决的。能够解决而不给解决，充分暴露出了人们为什么要进行非正常上访的原因，这就是，非正常上访并不是上访者造成的，而是由某些政府造成的。


政府的因素，我想除了信访机构的权力有限，信访工作人员作风有问题外，更根本的是我国的社会管理未能严格依法行政，司法体系不够独立，法律没有得到足够尊重，矛盾不能用法律的方式得到化解。因此，上访人希望通过权力来纠正错误而不是依靠法律来解决问题。

从实际看，一些上访案件要想立案查处，须得到党政机关或司法机关主要领导的支持。如果主要领导在上访者的材料上有批示，有关机构就能立案查处。如果得不到主要领导的批示，上访人提交的材料就只能一级一级向下批转。引起主要领导重视和批示的最好办法，当然是造势，有了声势，领导就能注意并且重视。这是非正常上访越来越多的根源。

因此，如果不改变此种不正常的权力运用方式，完善上访立案程序，想靠专政的强力来迫使人们去进行所谓正常上访，在民众权利意识提高的今天，很可能会适得其反。

]]> Wed, 10 Mar 2010 21:39:21 GMT
最后这个高喊“我是公务员”的例子更是有点意思。一般来说，酒后吐真言是大家都认可的现象，但公务员肯定不太可能一个月挣20多万，除非他说的是日元。但既然是酒后，想必说的即使有夸张的成分，但还是有点现实的影子。我们这些旁观者对此的好奇已经超过了在此事件中的警车撞墙、警车归属以及警察酒驾等问题，迫切想知道如此牛的公务员是哪位。

但恰恰在这一点上，相关部门没有满足我们的好奇心。最新的进展除了官话“交警部门已查实肇事车辆属某行业公安系统”、套话“我们一定秉公处理”之外，还有广州市的两级警督出面的新闻。可就是这么豪华的阵容，至今还没有查清牛人是何许人也。始终对这位牛人具体身份保密，令人费解。

当然，我们不能以此就推断其中必有猫腻，这不是一个严谨的态度。严谨的态度应该是讲道理的。比如说我就打算这么说这个道理：您看，谣言这东西不但止于智者，更多的应该是止于真相，而且是及时的真相。由于我们这里有摆拍的传统，真相不能及时公布的话，很可能就会让人觉得这后面是不是在安排某种阴谋，以便于让关键的责任人脱身。


这也不光是我们这里这样，所有地方都是这样。虽然对于某些政府机构的信任有高低之别，但不信任的总体倾向是世界潮流。一旦这种不信任发酵起来，您就是把真相公布出来也不管用了。而且现在是网络的时代，要是网友启动人肉搜索引擎，万一赶在有关部门之前把这人的身份曝光的话，情何以堪？

所以，正如这位号称自己是公务员的人士所说，撞了一扇铁门确实没什么了不起的，真正了不起的是能够让大家不明真相。但不明真相的话，所有谣言就是真相，而谣言所伤害的范围肯定不会仅仅是个人，他宣称自己是公务员，那所有屎盆子就扣在这个群体头上了。当然，至于是否在乎头上扣这么一个东西，就另当别论了。

]]> Wed, 10 Mar 2010 21:39:21 GMT
作为这些居民中的一员，我虽然也看了不少技术方面的材料，但并不想成为这方面的专业人才，因为我是一个纳税人，期望得到政府的服务。否则，今天是垃圾焚烧，明天是PX项目，后天又是三聚氰胺，我怎么可能应付得过来？

只能委托一个政府，由政府根据严格的行政程序，代表我们做出抉择。这个抉择的合法性，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民意。11月5日，广东省情中心发布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垃圾焚烧厂8公里内的12个小区中，97.1％受访居民反对该项建设。该中心还把该报告呈送给了广州市长张广宁。很多人认为，政府会根据这个民意来重新决策。

然而，同一天，《番禺日报》却在头版头条的位置，以大标题的形式宣称“建垃圾焚烧发电厂是民心工程”。这篇文章没有以民调为依据，而是报道番禺区人大代表70多人视察垃圾焚烧发电厂规划用地。从报道看，他们并没有做更多的调研工作，就现场表态说这是“为民办好事、办实事的民心工程”，“要大力支持政府加快推进垃圾焚烧发电厂这项民心工程的建设”。

过了一个周末之后，广州市常务副市长苏泽群又给出了另外一种不同的说法：“番禺的垃圾只能就地处理，至于选择哪个点要广泛听取市民意见。”苏副市长在没有听取民意之前，先定下一半，就地处理；至于后一半，就到哪个点，要尊重民意。苏副市长听取民意的办法，既不是民调，也不是请人大代表，而是利用城管委局长接访的契机，召集爱卫、环卫等部门出席，倾听民意。

这些报道让我对中国语境下的民意产生了兴趣。像《番禺日报》那样，不需要任何调查或论证，直接宣称代表民意，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何况它还通过人大代表的嘴巴说出来。那么为什么人大代表的意见和民调结果相差那么大呢？如果这两者都不能服众，通过政府各部门的自行收集，是否靠得住呢？

人大代表固然可以而且应该代表民意，但是前提是他们真正地由民众选举产生，而且民众有权让他下次落选。在一件明显引起民众反弹（否则政府也不会请他们去看现场了）的事情上，如果他们看了两眼就“要大力支持政府加快建设”，其代表性的荒诞不证自明。

政府部门当然可以收集民意作为决策依据，公开倾听、微服私访都没有问题。不过如果要公开宣称已经掌握民意，泛泛地了解恐怕还不够——所谓“接访”，往往不过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下的信息单向流动——更需要一套完善的收集程序，并且要有平等的互动和反馈机制。


民意调查又如何呢？尽管省情中心的调查被认为反映了民意，但是我们也应该就事论事地进行审视。除了政府部门附属或委托的调查机构，更需要独立的媒体或者其他第三方机构来参与，而且要符合如下重要条件：信息充分公开，调查者不受干扰，受访者没有压力；具有先进的调查手段，对所得数据进行科学分析，然后诚实地公布结论。
]]> Wed, 10 Mar 2010 21:39:21 GMT
专家认为，这些规定符合世界潮流，值得鼓励，但网民们却并不买账：“如果抓到小偷拘留了，还好吃好喝供着，那他们不是更加无所忌惮？ ”

说实话，要搞清被拘留人吃喝到底要不要收费的问题，还得先弄清楚，在拘留所的人到底是受到什么处罚的人，他们与看守所那些被刑事拘留的人有什么区别。拘留所关押的是四类人：被公安机关治安拘留的人；被法院司法拘留的人；被公安机关拘留审查的人；被公安机关行政强制拘留的人。这说明了两个问题，其一，他们不是罪犯，也不是犯罪嫌疑人，而是轻微违法的人；其二，他们确实是因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而被认定有违法行为的人。

既然不是犯罪嫌疑人也不是罪犯，所以拘留所就必须与看守所分开，被拘留的人与被刑事拘留的人就应该分别管理，一些针对犯罪嫌疑人、罪犯的措施就不能针对被拘留的人，比如限制犯罪嫌疑人与家属见面和与外界通信。所以，我们看到，《征求意见稿》增加了“拘留所保障被拘留人在拘留期间的通讯权利；被行政拘留、司法拘留的人与他人的来往信件不受检查和扣押”、“被行政拘留、司法拘留人遇有升学考试、配偶生育或者直系亲属病危、死亡等情形的，可以提出请假出所的申请”等规定，这些都可以视为人性化执法的体现。

然而，问题的另一面是，在拘留所中被拘留的人，毕竟是被有关机关已经认定为具有违法行为的人。进一步说，这些人是因为违反了法律而需要接受一定惩罚 （限制一定时间的人身自由）和进行教育改造的人。所以，他们在拘留所吃喝不用缴纳任何费用，全部费用由国家财政负担，这恐怕有些过了。拘留不是请客吃饭，你在外面小偷小摸了、打架斗殴了、醉驾了，到了拘留所白吃白喝，这就太便宜了，纳税人没有义务为违法的人埋单。


如今建设和谐社会，我们什么都讲“人性化”。如果让被拘留的人吃喝不埋单，那当然“人性化”了，但是“人性化”是要成本的，国家财政出钱给违法行为人埋单，那是来自纳税人身上的。被拘留的人多花一分钱，就意味着纳税人钱包里要少一分钱，把这些钱用于扶贫、教育和社会福利上，哪一样不比花在被拘留的人身上强？何况，如果被拘留都免费吃喝了，会不会出现像小说《警察与赞美诗》中的苏贝为了得到免费吃喝而自愿犯罪的情形呢？

此外，对被拘留的人也可以适当进行教育，那么，让他们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轻微劳动并不过份。劳动本身对于游手好闲之徒来说，就是一种教育，不得强迫他们进行重体力劳动是对的，但一律不准许拘留所安排一些劳动似乎也不符合常理。

行政执法“人性化”确实应当提倡，但是其中的尺度需要妥善把握，这不独是针对此次的 《拘留所条例（征求意见稿）》，对其他公权力机构以后制定政策措施，也是一个参考和提醒。

]]> Wed, 10 Mar 2010 21:39:21 GMT
我注意到一个正在做见习医生的学生在我博客的留言，他说，“据报道，北大第一医院的见习医生，月薪1000元。你这是极不负责任的瞎说，我们现在一天累死累活，一分钱的报酬都没有，还要交学费，请不要在这里以讹传讹，好吗？！我们现在已经被你们这些人逼到没有退路了啊！”

这是一则令人匪夷所思的留言，也许他没有看明白我的意思，是在批评导师和医院将学生作为廉价劳动力的现实。依照基本逻辑，这个学生会说，我们哪里有1000元月薪啊，累死累活一分钱报酬也没有，请呼吁学校，不要不给我们教育，不要把我们逼到没有退路了。可他为什么却认为为他们说话的文章，是把他们逼到没有退路了呢？

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他们担心别人指责为了1000元月薪，才去“行医”。如果是这样，这种担心令人心酸，不用说为导师打工，就是在国外博士培养中，很多博士都是拿全额奖学金，不用为生计犯愁的。在医院做见习医生的博士生，拿一个月1000的月薪，那是十分低廉的。他们或许担心，这一报道，会使1000元的月薪也没有。

二是他们担心今后见习机会减少，与导师、医院的关系变得微妙，毕业很难、找工作更难。累死累活、一分钱报酬也没有的学生，难道不觉得是教师、医院对他们不公平？但他们可以接受这种不公平：见习鉴定掌握在上级医生手中，能否在医院积累从医经验掌握在上级医生和医院手中，今后找工作，也有求于他们。如果因媒体的报道，减少了医院使用实习医生的数量，那么，他们从哪里去获得“累死累活”的机会？又怎样去谋求未来的职位呢？所以，他们可以忍耐把自己当“长工”、低廉的劳动力，帮助导师无偿干事，却反对“好事者”把这事搅黄了。

至此，我才明白了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硕士、博士，能够或“心甘情愿”或一边骂着、一边接受做导师的“长工”：对于关乎毕业与就业大事的导师来说，硕士、博士只有忍气吞声做廉价劳动力，导师能给一点报酬，已经是恩赐。但我不认为这是硕士、博士生的问题，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途径去维护自身的权益：在医院实习的学生难道不知道相关规定？可是他们为什么却要独立行医呢？他们能抗拒导师的要求吗？他们能检举医院的违法行为吗？不用说给他们一个月1000元薪水，就是不给他们，他们也不敢。


这才是今天大学人才培养中的真问题。在现代大学制度中，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是统一在一起的几个基本特点。没有学术自治、教授治校，教授的教育自主权、学术研究自主权无法实现；而没有学生自治，学生的受教育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在导师制之下，没有学生自治，学生很有可能成为导师的“私人物品”、雇佣工，因为导师对于能不能资助你、是否给你毕业答辩，有决定性权力。而当有学生自治，导师的权力空间就受到很大制约，具体而言，学生如果对导师不满，可以换导师，甚至换学校；学生对导师有意见，可以将意见反映给教授会（或学术委员会）之下的教师事务委员会，这一委员会可对教师的不端行为进行独立调查；学生的权益受到侵犯，学校的学生自治组织将出面与校方交涉，以保护学生的合法权益；在学校的董事会（或理事会）中，都有学生成员，代表学生参与办学决策与监督。

没有学生自治，学生们对现行教育管理制度的依附，也就不可避免。所以，学生为导师打工的情况才会越来越普遍，学生们的权益意识也越来越淡漠，而当他们走上工作岗位，留在他们脑海中的，或只有现实的利益，而已经没有该坚持的法律与道德。改变这种情况，应把学生自治与学术自治一样，作为重要议题，纳入高等教育管理制度改革。
]]> Wed, 10 Mar 2010 21:39:21 GMT
“你是不是党员”，不能成为阻碍政府信息公开的借口。推动政务公开，是为了加强信息发布，鼓励和支持媒体在疏导公众情绪、搞好舆论监督和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记者调查“养犬办”收取的1200万元管理费去向事关人民的知情权，背后若无“猫腻”，难道还怕公开不成？

依法采访权是国家赋予新闻记者的权利。在新修订的《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工作人员应为合法的新闻采访活动提供必要的便利和保障；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干扰、阻挠新闻机构及其新闻记者合法的采访活动。


“你是不是党员”，应反问那些试图阻挠依法采访的领导干部。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要“模范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勇于揭露和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坚决同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同时公务员法也规定：公务员必须遵守纪律，不得弄虚作假，误导、欺骗领导和公众。

从“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到“我是不是拉屎也要告诉你”，再到“你是不是党员”，这些“雷人官腔”，展示的都是个别领导干部面对舆论监督的傲慢。如此不尊重人民知情权的官员，人民拿什么尊重他呢？

]]> Wed, 10 Mar 2010 21:39:21 GMT
据了解，该社区居民夏明德是一个瞎子老太太，耳朵也听不见了，又没有房子住，也买了彩票。“听说还要买一个月。”一低保户忧心忡忡地说。

“想要低保，留下彩票”这样的豪言壮语让我想起了当年“要想过此路，留下买路财”的程咬金。过路收费早已不是什么新闻，但是低保和彩票捆绑销售这样的营销策略在世界上也算一项“伟大”的创举了，社区不仅解决了老弱病残的吃法问题，还给他们指明了一条发财致富的捷径。只不过这样的“被致富”，最终只能使那些贪官污吏们发财致富。

一个月收入不到200元的低保户却要一个月买30元的彩票，或许区区30元钱不够街道干部的一盒烟，不够领导饭局的一个零头，但却是低保户一周的全部生活费用。我们的街道干部在接待领导的时候一直很大方，办公室修建的跟白宫一样，这是何等的气魄啊！？一个小小的地方政府就胜似美国白宫了，那么超英赶美的目标还远吗！？但是一遇到低保问题，我们的社区领导似乎突然间变成了路边乞丐，“你看，修完‘白宫’我都穷了，哪有钱发给你们啊？快买点彩票吧，咱们互惠互利”。

据内部人员透露，该民政部门与有关单位签订了目标责任书，今年要销售彩票 3000万。半年后，销售任务完成得不理想，于是将后3个月定为冲刺阶段，给各乡镇、街道办事处都下达了目标任务。民政局高昂的干劲让我想起了“你一钁头我一锹，熊熊篝火照天烧”的大跃进。市场经济果然是好，在利润巨大的“富民(政局)”工程面前，我们的领导干部身先士卒，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让这些“视钱如命”的“草民”乖乖的交出了买彩票的银子。这样的盖世功绩应该大力表彰，“五一劳动模范”的奖章更是非他莫属了。

3000万的彩票收入对于一个贫困县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领导的衣食无忧，意味着先进模范的奖状，意味着低保户的心在流血。“富民”与“富民(政局)”一字不差，民政局的发财致富当然也算“富民”工程的一部分了。羊毛总是出在羊身上的，天上掉下来的人民币哪有那么容易接啊？领完低保还送彩票，这样的“好官”上哪去找啊？


按照民政局的逻辑，彩票发不完就得强制卖给低保户。那么公安局扫黄打非的指标没完成，是不是就应该让低保户充当妓女和嫖客那？捞尸者的生意暗淡，是不是就应该推几个低保户到长江里然后让政府买单那？交管抓不到违章司机，是不是就应该利用鱼饵去“抛砖引玉”那？

颜回曾对鲁定公说过：“鸟穷则啄，兽穷则攫，人穷则诈，马穷则佚。自古及今，未有穷其下而能无危者也”。可惜，我们的民政局天天忙着搞“兼职”，而忘记了先人对我们的告诫。“民能载舟，亦能覆舟”，一个瞎子老太太都不放过的领导，等待他的难到仅仅是道德的谴责吗？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 Wed, 10 Mar 2010 21:39:21 GMT
“蚁族”的出现意味着什么？其本身有有何特点？之所以称之为“蚁族”，是因为该群体和蚂蚁有诸多类似的特点：高智、弱小、群居。据统计，仅北京一地就有至少10万“蚁族”。那么，面对越来越多的“蚁族”，社会该如何看待之？

从低收入的大学毕业生聚居群体身上，我们可以明显感知，大学生身价下跌的严重程度，更可以感受大学生群体内心的失落程度。应该承认的是，社会已经形成大学毕业之后没有实现正常就业以及不得不从事中低学历要求的、待遇较低职业的大学生群体。在就业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劳动力过剩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困扰低学历者的问题，一大批高学历者也加入到失业大军的行列中，并且增长的趋势令人担忧。

在笔者看来，“蚁族”有可能带来社会风险的积聚。首先，可能带来公众投资教育意愿的降低。人力资本理论创始人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指出，教育远非一种消费行为，在此意义上，上学不仅仅是为了得到满足或效用。相反，“公共和个人用于教育的费用，意在获取生产性‘存量’。这种‘存量’包含在人体中，将来能提供各种服务。”而这些服务对个人来说，最重要的可能就是充分发挥自已的潜能，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正是以上原因，家庭千方百计地使家庭成员在踏人社会之前能有一个较高层次的学历或学位。但是，“蚁族”的出现，在笔者看来，似乎走到了一个相反的方向。

其次，“蚁族” 是个与流动、社会地位、声望密切相关的问题。社会学家杰克思在《谁将出人头地：在美国取得经济成功的决定因素》一书中，对美国高等教育与社会分层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他认为，在上大学费用急剧膨胀的今天，人们之所以上大学，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希望把学位作为一张获取地位高、收入多的工作的门票。而这张门票是否有效呢?几乎所有的研究都表明，受过较多教育的男子比受过较少教育的男子所从事的职业地位都要高些，挣钱要多些。即使那些家境一样，考试成绩相同，开始做同样工作的人，到头来大学毕业生也比高中毕业生所达到的工作地位要高得多。因此，“蚁族”的出现，在笔者看来，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而其恶化的趋势必须引起足够的警惕，否则，与之相伴的社会流动乏力和社会分层困境将为整个社会的公平和和谐运行构成风险隐患。


最后，“蚁族”的出现有着深刻复杂的社会因素，并不单单是教育、大学生或者体制的原因，道理很简单，即使现在的大学生就业难，然而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整个社会仍需要大批的人才——大学生。应看到的是，“蚁族”的出现证明“80后”向上流动的机会相对要少，渠道也不顺畅，在社会地位上却处于“要上不上，要下不下”的尴尬境地。

我国正处于转轨时期，不完备的教育投资环境很难使教育投资得到最大的收益，这些体制的不完善实际上也给普通家庭带来更多的不利。“蚁族”的出现，在笔者看来，不仅仅是个体的风险，更是社会的风险，如果任由其叠加，形成积聚效应，不但对个体是一种伤害，对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也将形成隐患。
]]> Wed, 10 Mar 2010 21:39:21 GMT
对甲型H1N1流感病毒抑制率达92%，制造口罩的材料可杀死大量对人体有害的细菌，尤其是对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的杀灭率高达99%以上，水洗也不失效……拥有这么多“神奇的功能”，并且“通过了权威部门的认证”，防甲流口罩推出的消息一下子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相关部门随即出面进行了澄清：“防甲流口罩”对防控甲型H1N1流感并无显著功效；并且，国家流感中心也没有检测过防甲流口罩！幸亏澄清及时，否则谁料得到这所谓的“防甲流口罩”会误导多少公众！

实际上，只要略有常识的人就能一眼看穿“防甲流口罩”宣传当中存在的漏洞：其一，国家流感中心的职能主要是科研实验、疫情监测等，并不具备检测某种防病产品有效的资质，怎么可能对口罩进行检测呢？其二，所有的口罩都有抑制流感病毒的作用，甲流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合格的普通医用口罩即可满足个人防护需求，根本不存在“防甲流口罩”这样的概念。有人之所以要置常识于不顾大肆鼓吹自家产品的“神奇作用”，其目的，无非还是扩大产品销量牟取利益——这样的做法，简直像极了那些街头贩卖“大力丸”的江湖郎中！

“防甲流口罩”并不是第一个“甲流牌”大力丸。从甲流肆虐以来，就有很多商家将其当成了发财的“商机”。有人说自己生产的净化器可以过滤病菌防甲流，有人说自己卖的灯具辐射的紫外线可“秒杀”甲流病毒，就连口香糖和一些食品，也被人赋予了“抗甲流”的功能……其实，何止是商家千方百计在往甲流上靠，就连某些拥有“权力”的单位也试图借甲流生财——河南某地就出现了强行向学生推销抗甲流中药的事情。

商人的嗅觉是最灵敏的。从某些突发事件中敏锐地捕捉商机、并随之采取相应的商业行为搭车牟利，也并无不可。但是，像这种借公共卫生事件赚钱的做法，不仅有违道德、涉嫌欺诈消费者，甚至还会给疾病的正常防治带来干扰和不良影响，属于极为恶劣的行为。古人一直有“无奸不商”、“商人重利轻义”的说法，难道时至今日，某些商家还是不惮于用自己的丑陋行为，为上述说法提供活生生的注脚？连“甲流财”都敢发，还有什么是他们不敢做的！

在非典流行的时候，就有个别不良商家大发“非典财”。他们或哄抬药价，或向消费者高价兜售“三无”、过期、劣质中药材、药品和医疗器械，坑骗群众、牟取暴利。后来，政府部门通过加强监管维护了正常的市场秩序。如今甲型H1N1流感肆虐，就又有部分商家坐不住了，又要削尖脑袋兜售“甲流牌”大力丸了，又想要趁机大捞一把了。尽管这只是苗头，却也不可掉以轻心。老百姓们应当提高警惕，不要轻信商家的宣传，以免上当受骗。国家相关部门更须当机立断，采取更为严厉的监管措施。还有谁在兜售“甲流牌”大力丸？也许该为此开展一次“专项治理”了。只有坚决查处形形色色的“甲流牌”大力丸，或处以高额罚款，或吊销营业执照，才能遏制歪风邪气、确保甲流防控的正常有序进行！

]]> Wed, 10 Mar 2010 21:39:21 GMT
余秋雨的文字好看，有学问，但余有一个特点：爱说，嘴不服软。不服可以，但不必说出来嘛。当年成为某作家财富榜榜首时，余秋雨回应议论时说：“中国历史上很多优秀的作家过着高于一般人民的生活。”这话没错呀，鲁迅的生活不高于一般人民吗？他的收入高出当时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的毛泽东数十倍。打住，多亏这话咱没说出来，要不咱也得跟着一起挨喷：把余秋雨和鲁迅相提并论？反了个你！

此次余秋雨挨喷是因为上海徐家汇商城上市。2001年余以每股2.9239元的价格购入徐家汇商城82.5万股，出资241.22万元，经过近8年的股本转增，如今余以持股518.6445万股位列徐家汇商城第十大股东。如果成功过会并上市，余秋雨可能身家过亿。有论者喝道：这涉嫌国有资产流失。

这可不是一般的芝麻！忽然想起小学课本里的一个故事：小学生刘文学抓住偷生产队辣椒的地主，说：“你就是整死我，我也不能让你跑掉……”结果刘文学遇难。刘文学维护集体财产是政治上正确，但我一直没有闹明白的是，地主跟着刘文学到生产队去认个错，最多赔了钱挨场斗罢了，不就几个辣椒吗，何至于下此狠手，末了自己也不得好死？如今余秋雨涉嫌的不仅是集体财产流失，而且是国有资产流失，余秋雨岂不吓得要命？

虽然余先生嘴硬，但如果当初他知道8年后会遭到这样的喷，他定不会搅和进来。文人嘛，一般来说嘴比骨头硬。

余秋雨的股权来自徐家汇商城的职工持股会。按规定，要上市须解散职工持股会，2001年徐家汇商城酝酿上市，于是这些股权转让给了上海祥龙物业、徐汇副食品公司、上海六百的31位公司管理人员和业务骨干，以及余秋雨等4位外部自然人。当时有规定外部人不能接受职工股的转让，但同一个规定又给外部人开了个口子。中国股份制发展异常混沌且自相矛盾，不能说徐家汇商城改制很规范，也不敢说余先生的影响力毫无作用，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余先生不是徐家汇商城高管，无侵吞国有资产的权力。

事后明察秋毫是可能的，但如果是在事先规范，从小岗村的土地承包，到深圳的土地转让，从TCL集团的 MBO(管理层收购国企股份)并上市，到联想持股会及泛海集团进入使之国退民进，哪一个都不会成功。谁敢说这几件事当时就都是规范的？有些做法，按当时的法条，按今日的政策，够杀头的过儿了。是混沌成就了他们，也成就了改革。

除了嘴硬，余秋雨还有一个特点，一头扎进徐家汇商城就8年不动声色，不挪窝。和余同时进去的，早几年就见好卷钱撤了。可以断定，余先生肯定没有能力在8年内操纵徐家汇商城股价翻两番。时势造英雄，是时势造成了徐家汇商圈。而当年，同类地段的豪宅汇金公寓就卖不动。谁要夸余秋雨是理财大师，谢了，谁信？


比起现今一代英雄，余秋雨财运差远了。演员陈好埋伏进入ST黑龙，今年4月ST黑龙复牌，股价大涨10倍，陈好建仓成本在300万元左右，潜伏3年，暴赚2700万元；小品演员郭冬临入资中兵光电2700万元，不到3年大赚200%；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任淮秀押注ST盐湖，在ST盐湖停牌7个半月复牌后赢得3000万元账面财富。

余秋雨潜伏了近8年，徐家汇商城才显露出上市的可能，余才有了发财的希望。看看太平洋证券的股东吧，他们左右腾挪换股进入，2007年2月进入，当年12月 28日上市，挂牌首日股价涨幅就达到424%。这意味着，数月间，太平洋证券的一些股东就获得了约40倍的回报。他们怎么就知道太平洋证券一定能上市？如何能算得如此精准？

太平洋证券上市的背后是谁的资产在流失？国家？集体？公众？是芝麻还是西瓜？相比较，余秋雨的芝麻真的只是个芝麻。

]]> Wed, 10 Mar 2010 21:39:21 GMT
上周末去蕉岭县参加南方农村报主办的第五届“农村发展论坛”,参观了“农村治理创新和社会实践”的示范村芳心村和“南农实验基地”广育村,又抽空拜谒了爱国志士丘逢甲故居和抗战名将谢晋元的纪念馆。一个特别强烈的感受就是,栖身粤闽赣三省交界深山里的客家人崇文重教。我在芳心村拍下了好多条劝学联语,诸如“子弟不读书,好比无眼珠”、“养子唔读书好似大番薯,养女不读书恰似养条猪”、“秀才不怕衫破,最怕肚里无货”,很有客家人语言特色。丘逢甲1895年统领义军抵抗日军占领台湾失败后,奉命撤回大陆,无意做官,就在家乡和潮汕地区办学,这是我原知道的；却没有想到谢晋元将军出身的祖屋叫“儒林第”,其实他家并非名门士族,只是世代希望子弟能求学上进,而谢家自他在乱世从广东大学投考黄埔四期起,一共有五男是黄埔军校生。中原板荡而颠沛流离于穷乡僻壤,客家人才辈出,民国以来梅州就出了228名大学校长,1949年后出了22名两院院士,这还不算旅居海外成才的。正是重视教育投入,给了客家人生活的希望,腾飞的翅膀和为国族作较大贡献的可能。

旧社会的教育靠父母和家族投资；现代社会义务教育是提高国民素质和国家实力的公共产品,理应由政府投入为主,这也是国际惯例。计划经济年代有千般不好,但对于教育的均衡投入让我心存感激,否则我这样的穷小子根本读不起初中。可叹的是,这么多年来,“科教兴国”早就定为我们的基本国策之一,全社会对教育在提高人口素质、提高劳动生产率、提供阶层流动的上升通道、保障社会安定等方面的功用,都早有清晰的共识。然而,“再穷不能穷学校”还是多贴在墙上,“官衙”通常比校舍豪华得多；教育法规定政府的教育投入一直没达到占国民收入和财政预算的最低比例。更令人不安的是,不足额的教育投入,被很不公平地层层向权力中心集中,且有不断加剧的趋势。在广州,数家党政机关幼儿园享受财政拨款数千万。更普遍的是,财政投资、优秀的师资都向县、市、省城集中,大面积的小学生也只能到远离村庄的城镇读书了。

新任教育部长袁贵仁提出了义务教育工作新目标———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他表示:“要努力实现2012年义务教育区域内初步均衡、2020年区域内基本均衡的新目标。”赞之者曰:“不仅有了‘路线图’,而且有了‘时间表’。”老实说,这个“目标”叫我心底发凉。从上下文看,他说的区域也就是县域吧,而“初步均衡”的“初步”是什么标准?特别可怕的是,“基本均衡”要在11年之后!第一,“基本”什么标准?51%的区域“均衡”了算不算“基本”?第二,11年后袁部长早已退休,我们也无从问他兑现没有,这个“工作目标”会不会像村民自治法颁布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提议,搞了20年还只是一个“目标”呢?


对此我不敢深想,说两件实事吧。据《南方农村报》11月3日报道,恩平市从2002年起历经三次中小学布局调整,完全小学由190所减为56所。现在市里要从一村一小学撤并到一镇一小学,在沙湖镇受到村民抵制,指责教育局为政绩乱撤校。省政协委员孟浩去察看后,感受了并校给孩子们上学的不便,说“得让教育厅的人亲自来看看”。这样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利大还是弊大真是很难说。另据《南方都市报》11月8日报道,湛江市实验中学的老师于5、6两日静坐在校园草坪上“集体休息”。为什么?风传该校要下放到县级的雷州市,教师的平均月薪将由4500元降到1300元左右。我这才知道不同行政级别办的学校,教师收入也真是“相差太远了”!看来,袁部长说的区域均衡,如果不是至少在一省一市之内,而是县域之内,那均衡的意义是极其有限的。

]]> Wed, 10 Mar 2010 21:39:21 GMT
就在不久前，银监会发布了《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指引》，要求所有商业银行11月1日开始执行。

银行收紧房贷规模和银监会近期对银行的监管是出于怎样的思考呢？笔者认为，银行在低息贷款的环境中通过房地产贷款规模的扩大做大了业务，但是，房地产市场积累起来的市场风险又提醒银行放慢贷款的步伐或提高贷款的条件。另外，银行年度贷款指标已近超出，而他们对政府宽松货币政策的延长又没有把握。所以，为了保持自己健全的资产和负债结构，银行自身便有“暂时休息”一下的意图。

银监会为了能够改善银行的贷款结构，保证产业资本不向金融资本过多地倾斜，最近加强了对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和不良资产拨备率的监管要求。这种“外压”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威慑力远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

但是这些从紧的政策也有可能会产生负面的效果，比如，高企的首付金要求，会挤出一批当地有真实购房需求的人群，或即使出于“爱面子”或“面向未来”的乐观期待，他们依然放弃租房的选择而不得不继续购买高企的楼盘，那么，高首付和高房价会产生不小的“乘数效应”，即会加重购房人的买房负担甚至因为今后缺乏“流动性”而严重影响到他们平时的生活质量　。但是，这里想强调的是，今后一旦开始出现房地产市场的调整，哪怕是局部的、小小的调整，他们也会闻风而动——退出高楼价市场的“敏捷性”可能比富裕人群还高(国际经验)，这就会加快高位房价整体的回落。这样性质的人目前越多，今后房地产市场价格的脆弱性就会变得越明显。

另外，中国一线城市房地产价格的调整没有展开过，风险的释放是不充分的，而银行收紧银根的做法在目前无法有效地释放中国房地产市场越积越大的风险。这一点日本和中国香港跟我们不一样，它们经历过楼市巨大的缩水，有些楼盘直到今天还处于价格被严重低估的状态，因此，今天他们房价看上去和我们一样在不断攀升，但是我们不能武断地判断他们价格的上升和我们性质相同。事实上，它们楼市今天可能出现了宝贵的“价格修复”状态，而我们不能目前就认为那也是脱离基本面的“虚假繁荣”的表现。

当然。今天房地产市场的空前火热看似存在“基本面”(比如，通胀预期，上海迪士尼、大虹桥开发等)的支撑，而这样的“扣人心弦的故事”又会放大人们对未来房价的乐观预期，只要房价目前不出现调整(甚至通过人为地捂盘、放慢开发来控制供给催生价格继续膨胀)，也会继续强化市场这样乐观的预期，于是，即使银行现在提高贷款利率或首付金，国家放弃购房优惠政策，也不会阻挡市场买房的狂热之心。当前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外来的热钱和外地的产业资本不断地进场，在目前上海不足的房地产供给量面前，进一步加快了房价的攀升，形成了一个房地产价格膨胀的恶性循环机制。

只要乐观的预期和不断飙升的房价现象存在，关于住房优惠政策将调整的预期是否会形成购房的“末班车”效应就自然会形成。而且，这是一种预期自我实现的结果：人们越抢购，房价越飙升，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就越受到挑战，国家放弃刺激楼市的计划就会加速提前实施。但是，上海楼盘房价收入比和租售比最近不断地扩大正在向我们释放这个市场“现实的基础”越来越脆弱的“信息”(即一旦人们预期改变，房地产市场的动荡将会给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和金融体系的稳定带来巨大的麻烦，尽管今天很多地方政府在目前可能也是房地产泡沫的受益者)，未来基本面“繁荣”的程度是否能改善这种扭曲的状况，对此我们不能太过于乐观。


没有不散的宴席，也没有只涨不跌的楼市。尽管任何资产泡沫的崩溃都来得那么突然，从来就无法预料！但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事后每次的反省又从来没有否认过“一个泡沫经济的崩溃事前不可能没有‘先兆’”这样的判断。日本当年泡沫经济崩溃的案例告诉我们：当初因为日本一直不存在通胀，所以，日本的大多数的学者当时都不认为房地产价格的不断攀升是一种泡沫现象，事实上，直到泡沫崩溃日本也没有出现所谓的通胀现象。另外，由于日元国际化的进程推进，日元升值带来日本金融资产价格普遍上升的预期，市场当时乐观的程度都和我们现在一样，大家普遍认为在东京拥有楼盘就像抱到了一个大金砖可以受用几代人。但是，我们后来看到，一旦房地产市场出现小小的调整，房价越高的地方，而且其中负债越高的人群反而反应会非常敏捷，他们首先将自己最值钱的东西——市中心的高价位楼盘抛售变“现”以防止由于金融体系的动荡而无法提供给自己御寒的棉衣来度过残酷的冬天。结果，中心城市的不断“砸盘”行为(企业和个人都退居二线城市，即使离开一线城市的大市场，但方便的交通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太多的麻烦)导致日本房价崩溃程度加速，从而产生了可怕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因此，我想说的是，连具有发达国家高收入人群集聚的日本银座都倒下了，目前只接近于欧美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的上海，会创造楼市中“只涨不跌”的神话吗？如果真的“创造”出来了，我不认为那是“奇迹”，而认为那是一种“大错”，是需要今后很长时间很大代价才能改正的“错”！那么，这又是谁之错呢？

]]> Wed, 10 Mar 2010 21:39:21 GMT
央企薪酬终于要改革了！不过，按照国资委的说法，薪酬改革的原因，是缘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央企利润下滑消息迭起，而高管年薪、垄断性企业高红利等敏感话题也如影随形，激惹民心。如此说来，是不是危机过去，央企高薪也就有理有据了。近几年，对垄断行业高薪，以“口诛笔伐”来形容社会舆论的态度，可谓并不过分。

将“工资总额预算管理”称为大胆改革，似乎也有道理。在实施“工资总额预算管理”之前，“工效挂钩”(企业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办法，被认为是一项“制度法宝”，在国资委下属央企普遍实行了24年。从“工效挂钩”到“工资总额预算管理”，这顺应了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它最大的意义，是要打破旧有的央企薪酬分配模式，以探索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新机制。

遗憾的是，这一“大胆改革”似乎并不彻底。据透露，“工资总额预算管理”是采取“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方式，具体程序是：央企在年初根据上年度的经营情况和利润完成情况，上报国资委当年的工资预算方案，由国资委核实。可以看出，“工资总额预算管理”的决定权，仍在央企与国资委手上，使得这一分配模式仍有很大的活动空间。


现在的情况是，不仅央企职工的薪酬相对私企职工而言普遍偏高，且央企高管的薪酬也是一再向私企高管看齐。这样的央企薪酬分配标准，无疑是不合理的。事实上，鉴于国有企业的特殊性，国外国企高管与私企尤其是上市公司高管相比均有较大差距。譬如，美国国有企业高管人员薪酬通常为10万至30万美元，而根据美国研究机构报告，2006年标准普尔500强公司总裁年平均薪酬为1506万美元，后者比前者高几十倍；另外，企业内部薪酬之间的差距要小得多，美国国有企业高管人员与其他雇员平均薪酬之间的差距通常为4到10倍左右。倘若以“行业工资水平的高低”来对央企工资实施“双控制”，只会使央企高管薪酬继续居高不下。

可见，要规范央企薪酬，仅仅通过国资委的“大胆改革”无疑是不够的。在我看来，对央企薪酬，有必要参照公务员的待遇，通过国务院乃至全国人大采取法律法规的形式进行强有力的限制。唯此，央企薪酬改革才能突破现有利益格局，真正以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为指针。（来源：长江商报）

]]> Wed, 10 Mar 2010 21:39:21 GMT
就经济增长的动力而言，我们知道消费具有平稳的特征，当前出口减少的原因，一方面在于金融危机冲击下海外需求下降，另一方面在于金融危机冲击也影响了国际贸易融资的发展，从而使得我国出口的“土豆效应”消失。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最具有变动性和可调控性的投资，自然成了担当经济复苏的最主要动力。

消费不足的另一层含义是储蓄过多。从国民经济平衡的角度，投资=储蓄，高投资必然是高储蓄的结果，在净出口下降的情况下，投资更是成为储蓄的唯一“出路”。中国储蓄率过高除了金融市场相对欠发达、居民投资渠道过窄，以及社保体系不发达导致居民不敢消费等方面的原因外，国家储蓄过多是另一个常被人们所忽视、但却更为重要的因素。

家庭和企业的储蓄构成了金融机构的储蓄存款来源，金融机构的储蓄存款加上财政节余（政府储蓄）就构成了社会储蓄。社会储蓄减去国家储蓄，组成了一国经济系统中全部的储蓄——经济储蓄。经济储蓄正是一国投资的全部资金来源所在：

社会储蓄=家庭储蓄+企业储蓄+财政节余（政府储蓄）

国家储蓄=国家外汇储备—国家外债余额

经济储蓄=社会储蓄-国家储蓄

从国家储蓄和社会储蓄的增速上看，最近8年我国的社会储蓄的平均增速为17%，且表现平稳，并没有呈现过多、过快趋势。但同期我国国家储蓄平均增速达82.8%，显然过快、过多，虽然也已呈现了不断下降趋势，但目前增速仍然偏快，仍然有很大下降空间。从不同层次储蓄间的变动关系可以看出，我国储蓄过多的实质，是国家储蓄过多。

这里所说的国家储蓄过多，主要表现为国家储备过多，而非传统的财政节余累积。国家在积累外汇储备的过程中，国家储备通过外汇占款的形式，以本币投放到了整个经济系统和全社会中去，通过金融系统的货币再创造过程，经过一系列微观主体的复杂经营活动，国家储备变成了社会投资资金，促进了我国投资规模的扩大。国家储备的扩大，通过货币投放，在储蓄和投资两个方面同时得到体现。一般意义上的储蓄，指的是居民和企业的储蓄。在我国，居民和企业储蓄过多的背后因素，实质上是国家储备过多。自2003年起，我国投资增速跃升了一个台阶。中国投资持续高位运行，正是同期我国外汇储备快速累积的结果。外汇储备快速增加，体现了国家储蓄的快速上升，为同期投资的快速增加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从国民经济整体平衡的角度，国家储蓄增加带来的社会储蓄上升，必然带来社会投资的增加。


所以，探讨中国的储蓄问题，眼睛不能只盯着百姓的钱袋，需要一种包含国家储蓄的扩展视角。从国家储蓄入手，降低中国过高储蓄率也许就不是件困难的事了。减少国家储蓄，并不会给财政收支带来直接的冲击。在当前外汇储备超过2.25万亿、国际支付风险基本不会发生的情况下，适当降低一些外汇储备，是一种可行选择。国家储蓄由财政节余和外汇储备组成。因此，过多的国家储蓄实际就是过多的国家外汇储备。中国储蓄过多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国家外汇储备过多的问题。减少外汇储备，最好的办法，是以外汇储备补贴当前财政收支的不足。直接将外汇储备拨给财政部，通过财政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和充实社保资金等形式，将这部分国家储蓄化出去。笔者以为，这样做，既能提高财政办实事能力，又减少了中国的储蓄率，经济运行中的消费提升，自然会水到渠成。

仅靠消费政策，提升当前的消费率难有成效。虽然养老、高房价、医疗和子女教育等，都是制约我国消费增长的具体原因，但是我们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大幅提高中国的消费率，需要从财政体制和外汇储备管理体制入手。

]]> Wed, 10 Mar 2010 21:39:21 GMT
钱穆先生在 《国史大纲》中解释说：“大抵尚忠、尚文，全是就政治、社会实际事务方面言之。商人尚鬼，则近于宗教玄想，与夏、周两族之崇实际者迥异。”从《尚书》看，夏、商、周三个族群都有悠久历史：在舜的时代，夏人的先祖禹为司空，负责治水；周人的先祖“后稷”则负责稼穑，而商人的先祖“契”为司徒主教化。“禹、稷皆象征一种刻苦笃实力行的人物”。

至于，殷商族群，则沉迷于宗教，相信上帝鬼神的神秘力量，事无大小都要向神问卜。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甲骨文就是占卜之辞。

这种宗教可能导致人的放纵。殷人相信天帝是他们的祖先神，是专门庇佑自己子孙的，无论这些子孙的行为如何。同时，在殷人的宗教体系中，巫的地位虽然很高，但祭神的主体是王。最初，商王可能还有敬畏之心，他的世俗与宗教权威都能令人尊敬。但逐渐地，王作为人的七情六欲会浮现出来，且占据主导地位，而此时，对于王的腐败——— 其实也是渎神的行为——— 却无人能够管束。这样，宗教与权力同时腐烂、衰败，而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

人们现在了解比较多的商，已经到了它的文明的晚期。这个时候，它已经完全腐败了。历史真的像汤因比所描述的那样，当文明成熟之后就会进入烂熟阶段，烂熟就是腐败。

这种腐败表现在多个方面，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酗酒。今天的人们，似乎特别喜欢张扬历史上好酒的名士，比如竹林七贤之类的，或者李白斗酒诗百篇的美谈。但历史上另外有一个群体，后来表现为儒家正统，对于酒是持有一种强烈戒备心理的。这种态度的源头就在周人那里。

《尚书》中有一篇《酒诰》，是周公写给他的弟弟康叔的。康叔被派到殷人聚居区“监殷民”，周公告诫康叔，不要染上殷人好酒的习性。只能在举行一些特定的仪式的时候才能饮酒，平常不能饮酒，纣王之所以亡国，就是因为酗酒。

关于殷人的腐败，太史公在《殷本纪》中对纣王的描写最为翔实：“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这是说纣王本人的天赋很高，智力、体力都相当出众。近来有人替纣王翻案便引用这一段，却忘记了太史公接着又说：“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基于对绝对权力的恐惧，古人心目中最好的君王是无为而治的，即老子所说的“绝圣弃智”，儒家、道家在这一点上是相同的，甚至法家也部分同意。纣王却反其道而行之，仗着自己的聪明和口才反驳一切向他提出意见的人，为自己的过错辩护。这样的君王当然会胡作非为，滥用君权，而一路堕落，出现如太史公所描述的 “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等各种************场面。

这种腐烂场景是令人震惊的。与此可以相比的，大约是古罗马帝国晚期上层社会的腐烂、************。而且，在这里可以看得出，历史上当文明腐烂的时候，酒、色、暴力通常是同步出现的，因为三者同样来自于道德的衰败。

腐烂的罗马文明后来被来自北方森林更为质朴的野蛮人替代了，殷人的腐烂的文明也被来自西方的更为质朴的一个族群替代。这个族群的精神气质与殷人大不相同，而就是凭着其特别的精神气质，凭借着他们严肃的道德感，取代了商，并从根本上塑造了此后中国人、中国文化的精神气质。他们就是质朴而刚健的周人。

根据《尚书》的记载，这个时候，殷人中的贤者祖伊已经看出，商人失道，亡国在即，而焦急地告诫纣王要收敛自己的行为。纣王却满不在乎地说：“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上天就是他们家的，所以，将会永远保佑他。但是，周人很快就向纣王证明，上天并不佑助失道者。

]]> Wed, 10 Mar 2010 21:39:21 GMT
　　有网友发帖诘问：“难道“养犬办”的信息只向党员公开？这位处长连点常识都不懂——你们手里所有的钱，都是纳税人的钱，而纳税人并非都是党员，非党员纳税人通过记者去了解自己的钱花在哪儿了，天经地义，更是国家法律的授权。记者采访权是法律赋予的，难道你们党委和新闻发言人的权力比法律更大？”其实，这位处长的意思并不是指信息只向党员开放，即使你是党员，他也不会向你公开信息。“你是不是党员”体现了这位处长心里潜意识的“官僚主义”作风。最近有关“官僚主义”的事时常成为网络新词，正如“官腔常常有，最近特别多。” 今年6月，时任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的逯军的 “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这句雷人“官腔”曾在全国风靡一时。10月广州交通整治会上一位中年男子抛出 “那么我是不是拉屎也要告诉你啊?臭不臭也要告诉你?” 如今，加上“你是不是党员”，三个牛人，三句雷语。这恰好凑成当下的一种官场生态，展示的是同一种“傲慢与偏见”。

　　从“最牛官腔”中我们可以看出，说话的这些官员，根本就没有把群众当一回事，不尊重民情民意，不尊重公众知情权。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然而，个别官员刻意把党和人民的利益对立起来，习惯性地“牛”、习惯性地打“官腔”，这不是为民服务的公仆思想，而是作威作福的“官僚主义”。

　　说到这儿，笔者反而要问这些雷人官员“你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党员？”“你的言行能说你是党员吗”

　　一位官员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党员不是看他本人嘴巴说什么，而是要听群众怎么说，群众说了才算。中国共产党处于执政地位，宗旨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的党员，你是不是按照党的宗旨在做，群众最有发言权。中国共产党从成立那一天起，就已经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心里树立起了光辉的形象。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共产党员是怎样的精神面貌，是怎样的为人处世、接人待物，尤其是在怎样对待工作，怎样对待名利，怎样对待党外群众等方面早已有了比较准确的认识。因此也常常在评论那些人真不愧是个共产党员，那些人就不像个共产党员。孔繁森、牛玉儒、任长霞、张云泉等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让群众看到了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以“我最大的满足，就是让群众从我们身上看到共产党好”。

　　最后，笔者再次拷问这些高高在上、盛气凌人的雷人官员，“你是不是党员？”
]]> Wed, 10 Mar 2010 21:39:21 GMT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颂布实施，被称为我国政治文明演进的重大事件。但一年多来，政府信息公开的进展与实效，仍然不可轻言乐观。北京大学公众参与研究与支持中心的调查报告显示，条例实施一周年，全国只有9个省份、6个部委被认定为及格，个中情形可见一斑。一些地方法院，甚至不予受理涉及政府信息公开的行政诉讼，政府信息公开的司法救济渠道至今没有充分运转起来。

最高法今次公布司法解释意见草案，首要意义即在于明确法院对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的处理原则，使各地法院应对相关诉讼能清晰取态。尽管信息公开条例对于公民申诉权利早有规定，但最高法在司法解释草案中对政府拒绝信息公开申请公民可起诉的再次明确，显然在司法系统内部将更具有操作性和指导性。就此而言，公众有理由期待，以最高法此次的征求意见稿为标志，司法救济应该成为当前政府信息公开的有力推手。

围绕推进政府信息公开的议题，事实上寄予了公众对民主政治参与的一种焦虑和饥渴，并不能囿于一种法条主义来狭隘解读。当前政府信息公开所遭遇的困境，其实就是未能形成对公权力实质制约的表现，政府由自我意志主导信息公开，徒有条例而无强制，信息公开的广度与深度必然难以期待。引入司法救济的极端重要性在此不言而喻。

但是，司法系统必定是据法而行动。不得不看到，在当前信息公开的法规体系之中，一个突出问题即在于信息公开与信息保密的关系失衡。在我国，《保密法》属于国家法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属于行政法规，后者的效力层次明显处于弱势。这在法治健全的国家是难以想象的。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政府部门可以据守《保密法》而处处设防，而乐见和推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却是公众居多。这种信息公开与信息保密的失衡关系，首先就在法规体系内部鲜明体现出来。

因此，在当前法规体系的现实之下，司法系统对推进政府信息公开的价值判断尤其重要。否则，现实完全具备使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沦为虚置的条件。最高法征求意见稿第七条规定：被告（行政机关或公用单位）能够证明政府信息已经依照法定程序确定为国家秘密，或者能够提供有关主管部门、同级保密工作部门出具的属于国家秘密的审查、确认结论，请求在诉讼中不提交该政府信息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这事实上就涉及在司法实践中对《保密法》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协调问题。


然而，关键在于，如果地方政府依据《保密法》确定为国家秘密，而《信息公开条例》认为应该公开的政府信息，法院又该如何处置？比如，广州已经公开了114个市级部门的财政预算，而在上海，同样的申请内容被告知是“国家机密”而“不予公开”。两种做法都各有依据，政府部门在信息公开问题上的完全自我主导又暴露了出来。进而言之，如果没有配套的信息立法施加政府信息公开的压力，这种情形下的司法救济也恐怕能力有限。

从长远来看，在政府信息公开与保守国家秘密之间，只能以公共利益为判断标准，并且不能由政府部门或官员单方面垄断这种公共利益的话语权和判断权。在此基础上，通过一整套严谨的制度设计，使保守国家秘密不至于成为权力营私的借口，而推进信息公开不至于成为损害公共利益的举动。这两者不是相互取代的关系，而必然是并行不悖的存在。但在当下，从过度保密的政府行为中释放出公众应有的知情权，应该是司法救济的自觉追求。最高法的司法解释如能立意于此，已是幸事。]]> Wed, 10 Mar 2010 21:39:21 GMT
《草案》第九条第三款规定：“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工作人员参加基本养老金保险的办法由国务院规定”。这就是说公务员或机关不参加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制度，国务院将为他们单独制定另一套相关的“规定”。这样做是否妥当？

公务员社会保险另立标准，无非出现在两种情况下：一是公务员劳动的性质、特点与事业、企业人员不同，因而放在一起不合适，会影响社会保险制度的规范和实施。二是公务员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它有自己特别的利益需要保护，如果与事业、企业人员放在一起，由同一个社会保险法规范、调整，他们的利益得不到保护，甚至受到损害。

从第一种情况看，公务员与事业、企业人员既有共同点，又有区别点。共同点是指他们都是社会生产者，因而可以建立一个全民性的社会保险制度。当然，公务员与企业的职工在劳动性质和特点上是有不同特点的，但这不妨碍公务员参加这一保险制度。事业单位职工与企业职工也有许多不同特点，但事业单位职工不是参加了这一全国性的社会保险制度吗？其实公务员与事业单位职工有许多共同之点，在历史上也一直把两者放在一起，称“机关、事业单位”。现在既然把事业与企业放在一起，那就没有什么理由把机关单独出来，另搞一个只适应于公务员的社会保险制度了。

从第二种情况看，公务员是社会分工体系中的一个群体，他不是特殊公民，如果要讲“特殊”，那是说他们与别的行业中的工作人员、职工相比，他们是有“官职”的，他们是有权力的，但不论其官职多高，权力多大，都是人民给他们的，而且只能为人民服务，这就是说“特殊”在他们是人民的“公仆”。

上述情况说明，无论从哪个方面考虑，于情于理，都不宜让公务员从《草案》单独出来，另外制定一个社会保险制度。

当然，肯定公务员是“彻底地为人民利益工作的”，并不否认，公务员这个群体本身的利益。公务员作为人民公仆，他们在社会分工体系中处于社会权力的中枢，承担着十分重要的责任。要承担责任，自然要保证其正当的经济利益。在社会保险方面，公务员与事业、企业的职工一样，就应一视同仁，按同一个《草案》规定的原则、方针缴纳保险费，按统一的原则形成养老金，按统一的计发办法，领取养老金。


为保证公务员正当的合法权益，在公务员与事业、企业职工一起参加《草案》规定的社会保险的前提下，按照《公务员法》，制定相对独立的包括可操作的社会保险“规定”，也是可以的、必要的。同样，事业单位，如教师也是一个具有一定特点的群体，他们也可以根据《教师法》，制定相对独立的包括可操作的社会保险“规定”。其他企业、农民等其他行业，也可以根据各自的特点，保持某种程度相对的独立性，制定具体的一些补充的“规定”、“办法”都是必要的。这样做可以使《草案》更完善、更具操作性。许多国家也是这样做的。为此，我们曾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草案）＞的修改意见》（此文已寄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一文中，明确指出“建立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保险制度，仍然要强调承认必要的差别”，并建议实行养老金“省级统筹和按企业、机关、事业分类分别核算相结合”。

总之，公务员或机关与事业、企业职工一起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制度，有利于国家立法的统一和社会的公平，有利于劳动力和人才的流动，有利于加强对公职人员的监督和避免腐败，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和谐社会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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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不同媒体报道的交叉印证，某些误解被扭转，比如渔民参与了救援，并非此前传闻的那样袖手旁观。更重要的是，证实存在一个垄断了江上捞尸生意的地下生态圈。由于新闻暂时还没能触及核心信息，这个隐秘行业的全貌还不清晰。即便这样，他们冷酷的行事手段与钱财至上的规则，已从那张照片中暴露无遗。当捞尸体不幸沦为一门生意，潜伏背后的阴谋让人不寒而栗。

存亡之间可能暗藏着图利的纵容，救人与捞尸如此刺目地并列在一起。肩负保护职责的警察、海事和消防等部门空手来去，闪出一片空茫的江面，任由来路不明的捞尸人喊出生死定价。这种显而易见的意味令事件展示了多层隐喻。救人于水火的朴素道德崩溃了，生命和哀求被金钱湮没，必须要自救的人得不到得力的救助，却眼睁睁看着它戳透人心，善恶中间魔鬼盘踞。

一味进行道德讨伐被认为是不恰当的，因为“挟尸要价”场面所显示的还有政府部门责任懈怠，包括救援能力缺失，以及用司法彻查弄清原委，给生者一个交代等等。道德谴责的确不能换回丧失的生命，可这一连串发生的龌龊却与各种道德的不振有莫大关系。道德从来不是虚幻的，它是或明或暗的事实，是奋不顾身的救人者，也是在太阳伞下论价的老板，映照着随时会被失敬的人生。

这起事故后，社会上流传着三个英雄的事迹。他们不仅救活了其他人，也提供了温暖更多人心的力量。只是，假如“挟尸要价”背后的内情早一天被揭露，假如能断绝这种血淋淋的营生而代以公开的警示，假如之前的落难者能唤醒过责任部门的公德心……假如这任何一个“假如”都实现过，就不必亲见英雄的牺牲。英雄的价值不该仅仅被颂扬，活着的英雄越多越好。


当地政府不该仅是颁发救人荣誉了事，更当反省对牺牲者的失职，弥补对隐患的失察。吞噬年轻人的江段暗流从未得到过真正监察，从毫无作为的表现看，当地政府部门实质上放弃了这段水面上的生死挣扎。某种程度上，当地政府以为见义勇为颁奖的方式远离了义勇二字。而这又直接推动了捞尸生意的恶性及垄断。公众心意难平，不惟恨捞尸者的冷血，更因见识了江面上的“无政府”乱象。

如今看来，凶险的绝不止是江面。在这片捞尸者的“狩猎”场所中，藏着未被公开的阴谋。政府不能给民众提供庇护，一旦尸体成为要价的筹码，死亡就异化成某些势力的生财之道。荆州这起救人事件，出乎意料地没有按照好人好事的进程结束，却遵循类似血酬定律的逻辑向前发展，进而直接挑开悲剧中更广泛的悲情意识。谁也不知道，这种羞耻会在循环多少次后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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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何绍仁强调，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过程中非常正常的现象。但是，对于翘首期盼《国家赔偿法》早日获得修改的公众而言，这却是一个非常令人失望的结果。此前被媒体广为报道的众多修法亮点，就此再次从公民的权利口袋中轻轻飘走。我们不知道，三审未能通过的《国家赔偿法》修正案还要继续等待多久？

《国家赔偿法》的颁布，被普遍认为是中国民主法治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而它在执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许多问题，又决定了早日对其进行修改是当今法治建设的必须。因此，面对三审未获通过的结果，人们难免会问：为何修改一部限制公权的法律总是如此困难？

为了避免公众产生各种负面联想，立法部门应该将修正案未获通过的具体原因，详细告知公众，同时也促使社会各界对此展开深入讨论。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却是一个非常笼统的解释，既不知道是谁在反对，也不知道反对的比例有多大，更不知道反对的具体理由是什么。有意义的社会讨论根本没法形成，留给公众的只能是一种完全被动的等待，而这种被动等待的背后是公众不能参与其中的隐秘的立法博弈。

因为没有公布具体理由，因而人们只能猜想。比如赔偿原则，由“违法归责原则”向“结果归责原则”的转变，被法学界认为是修正案中一个不小的进步，因为国家免责不赔的范围将据此大大缩小。那么，是不是有委员反对这一条呢？又比如赔偿程序，现有法律中要求受害人申请赔偿必须先请求侵权机关自己确认自己行为违法的确认程序，等于是让侵权机关自己给自己当判决法官，“出事了也不承认，承认了也不赔偿”的现实，让《国家赔偿法》在相当程度上成了“国家不赔法”。难道这还不该马上修改吗？

当然，法律修改毕竟不同儿戏，法律的稳定性也不允许其老是改来改去，在争议颇多之处先缓一缓，公众完全能够理解。问题是，正如立法要公开，立法未获通过的理由也同样希望能够公开，如此方能既赢得社会的理解，也继续激发和利用各界的智慧，将“开门立法”最大程度地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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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把励精图治、振兴中华的重任托付在我们党的肩上。我们党几十年治国理政的经验表明，没有严密的组织、严明的纪律、严格的管理、严肃的监督，就很难肩负起人民的重托。只有始终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始终加强自身建设，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我们党的执政基础才牢固，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戴。

“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对此，我们党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早在抗战时期，毛泽东同志就要求以《甲申三百年祭》的历史经验为镜鉴，总结明末农民起义失败的教训，警惕骄傲和腐败。新中国成立以后，党果断处理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开展整党整风、加强党的思想和作风建设，在全党全社会引起极大震动。改革开放以来，党坚持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借鉴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在思想教育、制度建设等各个层面落实从严治党的方针，严肃整治党内不正之风，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

应当看到，我们党执政以后，党的建设面临的情况更加复杂；在执政60年后的今天，在对外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过去更为繁重和紧迫。

怎样克服脱离群众、因循守旧、腐化变质的风险，经受住长期执政的考验；怎样排除各种干扰，妥善应对复杂局面，经受住改革开放的考验；怎样在防止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侵蚀的同时，提高经济管理水平、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经受住市场经济的考验；怎样以世界眼光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迎挑战化危机，变风险为机遇，经受住外部环境的考验；怎样继承优良传统、坚定理想信念、坚持群众路线、夯实执政基础，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一切，都要求我们增强党的意识、宗旨意识、执政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在强化组织效能和严格党的监管中实现从严治党，在加强思想建设和提高党员素养中实现从严治党。

党要管党丝毫不能懈怠，从严治党一刻不可放松。十七届四中全会的《决定》以具体的列举深刻分析目前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体现了我们党严于自我剖析、勇于坚持真理的坦荡胸襟，体现了党中央从严治党、忧党兴国的坚强决心与意志。


一时从严治党易，始终从严治党难。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从严治党贯穿于党的建设各个方面，体现到对党员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各个环节；必须把加强干部建设当作重中之重，对领导干部一定要有更严格的约束、更高标准的要求；必须坚持与健全民主集中制，更好地开展党内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必须不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坚持不懈开展反腐败斗争，以反腐倡廉的新成效取信于民。

国内外形势的新发展，改革发展稳定的新要求，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将更加繁重的任务摆在我们党的面前。只有不断提高管党治党水平，我们党才能永不变色、永葆活力，带领亿万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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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一名官员的任免，在现代政治生活中再正常不过。被免去职务，并无感情色彩，只是一个中性词。有消息称，周济另有任用，就此而言，周济被免，实属寻常。在本次人大常委会上，发生变动的还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检察长。不过，相比后者，教育部长易人更引人注目。

首先，教育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关注教育就是关注我们自己，关注教育部长换人，实际上也是关注当前的教育现状。应该承认，在周济任内，教育成就可圈可点之处甚多，但不容回避的是，教育方面的病灶也不少。比如说教育评估引来怨声载道，教育过度行政化依然赫然，践踏教育公平的现象时有发生，学术造假、论文抄袭、师德不端等，都让人不满。今年教师节前夕，温总理曾指出：“为什么社会上还有那么多人对教育有许多担心和意见？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的教育还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适应国家对人才培养的要求。”也许正因如此，人们才关注教育部部长的变动。

其次，关注教育部长易人，重要的是表达了一种期待，期待我国的教育发展更好，教育改革更顺利。这从不少网友在论坛上的反应可以看出，他们纷纷打听新任教育部长是谁、什么来头、有什么履历、有何理念，这种关切，体现了公民对教育事业的关注，对未来教育发展的渴望。

诚然，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不久前国家开始着手制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教育改革面向的正是在当前教育和教学中，哪些问题是最突出的、是社会最关心的和是教师最关心的？如今，关注新部长上任，正是寄托了公众的一种浓厚的期待。

综上所述，坊间关注教育部长易人，也在情理之中，这说明了教育的重要地位，更说明了国人对教育寄托了无限冀望。也正因如此，教育改革应该大力推进，办出让人们满意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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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保兴副部长承诺今年保障房计划可以完成的理由是“因为进度非常快”，但全国人大调查报告的结论恰恰相反。究竟能否如期完成任务，年底将近，谜底即将揭晓。从内心来说，我非常期待今年保障房计划能够按期完成，可年底将近，四个月时间如何完成全年四分之三的任务实在让人忧虑。   从全国人大的调查结果来看，即便8月底以后的几个月大干快上，今年保障房计划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原因很简单，保障房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牵扯资金、土地问题，还牵扯设计规划、工程监理验收、价格制定等方面，生产程序复杂，而且有一定的建设周期。

即便“进度非常快”，并不意味着保障房就能保质保量按时完工。以建设资金为例，就存在巨大的缺口。调查显示，保障房建设需要地方配套1183亿元，难以落实，有的省份2008年安排的廉租房建设项目，至今尚未全部落实配套资金。如果资金没有保障，试问，拿什么来保证保障房建设“进度非常快”？   再说土地。地方政府天价卖地时异常积极，但拿地建设保障房时不一定有积极性，原因很简单，供应商品房用地是赚钱，而供应保障房用地是不赚钱的，甚至是白送的。而拆迁问题也是一件让人头疼的事，必然制约保障房的建设速度。

住建部既然承诺建设计划可以完成，我以为，住建部不妨把落实的措施公开告诉公众，好让大家讨论讨论这些落实措施的可行性，同时让大家参与监督。我想落实措施不是什么国家机密，不应该保密；让公众参与监督，更是对住建部完成保障房计划的督促。

住建部承诺保障房能完成，如果不能保质保量按时完工怎么办却没说。关于问责的事，主管部门说过很多次。监管部门究竟问责了几个官员，似乎没有答案。所以，综合保障房建设的复杂性，问责制度的不完善，我担心2009年保障房计划别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 Wed, 10 Mar 2010 21:39:21 GMT
撇开小额信贷问题不谈，笔者以为，“中国仍然有2亿贫困人口低于世界银行贫困标准”是一个值得解读的信息。我国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贫困线比同期国际贫困线标准都低，仅相当于其66%，某种程度上低估了实际贫困人口规模。这一现象曾经引起政协委员的注意，要求提高标准。如全国政协委员萧灼基曾向全国政协提交过一份关于提高中国贫困线标准的提案，希望国家把625元的贫困线标准提高到1000元。原商务部部长薄熙来曾表示，中国对贫困人口界定的标准也要与时俱进。按人均收入一天一美元的国际通行标准和购买力评价折算，我国的贫困线为年收入924元人民币，那么，我国农村的贫困人口有7580万人。如按世界银行贫困标准测算，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有2亿人。笔者以为，应始终把贫困作为一个动态的比较概念，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赋予它不同的内涵，这样才能真正缓解和消除贫困。


贫困线标准过低，不但造成实际贫困人口规模的低估，也导致农民可行能力和社会经济权利的缺失。可行能力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提出的一个概念，意指一个人免受痛苦，诸如饥饿、营养不良等，可以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以及能够识字、有尊严地生活的自由。人们在所处的社会条件下拥有多大的可行能力，去享受他们根据自身的理由而珍视的那种生活，阿玛蒂亚·森把它称作实质自由。比如说，失业者有资格得到救济，收入在最低标准线以下的人有资格得到补助，每一个孩子有资格上学受教育等。贫困线标准低使农民无法享受公共福利、因病返贫和子女享受教育的困难，这些都是实质自由缺失的必然。社会经济权利是一种积极的权利，公民享有社会经济权利意味着公民有权分享稀缺的社会资源或某些特定商品如医疗和教育。与民权和政治权利相比，社会经济权利结合了自由与能力两种属性，它使公民不仅具有做某事的自由，而且也具有了这样做的能力。贫困线标准低，实质上意味着公民自由和能力的丧失，社会经济权利的微弱。

生存权是一面永远舞动着的“社会弱者的权利”的旗帜，而发展权最重要的价值在于给予弱势群体和弱势个人提供缩小与强势群体及强者间差距的机会。笔者以为，提高贫困线标准是保证公民发展权的条件和建设和谐社会应支付的成本。提高贫困线标准是缓解由市场导致的不平等，进而达到社会公正的必然，更是国家对整体社会利益进行再分配，促使公民在地位、尊严和收入上平等的要求。因此，贫困线标准不仅与贫困相关，更是个权利问题。
]]> Wed, 10 Mar 2010 21:39:21 GMT
需要用钱的公共项目很多，地方财政不可能一下子满足，而且金融危机也使地方财政收入大受影响，配套资金出现暂时性缺口也不是不可理解。剩下来的问题是，有限的地方财政如何在各个公共项目中根据轻重缓急进行合理分配。在全国人大本次调查中，除了保障性住房建设，还有教育、卫生等民生领域。这些领域的投资完成情况一样不乐观：全国中等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项目完成率为26%，卫生项目完成率为25%。

保障性住房、教育、卫生都是需要更多体现政府责任的领域，比如针对中低收入阶层的保障性住房，无利可图或者利润微薄，社会资本没有注资的强烈意愿，建设资金绝大部分都需政府来承担。

对于地方来说，投入保障性住房不能带来多少GDP，也不能立竿见影地体现为政绩或资金收益。近日，前三季度GDP增幅正在统计当中，据初步统计数据，18省市的GDP增幅达两位数。在金融危机的逆境当中，地方GDP仍有强劲增长，这是不小的成就，也从侧面说明地方政府的精力和资源投向所在。

对于保障性住房，地方动力不足，意愿不强，这是事实。改革政绩考评机制，或许有利于缓解局面。但从根本上来说，保障性住房是政府的刚性责任，也是政府对民众作出的承诺，利益之厚薄、有无，不应为投资动力之强弱的决定性因素。有许多公共服务领域，比如公共交通，不仅无利可图，甚至还可能亏损，但这肯定不意味着政府责任可以在这些领域中有所推卸。不因功利性的计算而决定资金流向、责任担当，这是政府与公司企业的分野所在。


保障性住房的资金为什么出现较大缺口，当然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不可否认，政府支配资金的能力很强，可以动用的资产量也很大，更重要的是，保证保障性住房的建设也写入了不少地方政府对市民的承诺当中。民众并不都是专业人士，也没有必要去进行专业性的原因分析或对策建议，民众得到了政府的承诺，所需要面对的问题就是承诺实施得如何、承诺是否能兑现。按照现代政治文明的要求，如果政府承诺难以兑现，应向民众进行解释与说明，取得民众的谅解，如果承诺确定无法兑现，也应就此失误向民众道歉。

住房权写入了国际公约中，提供保障性住房是实现中低收入人群住房权利的重要方式。市场不可能完全解决住房问题，特别是购买能力偏弱的人群，因此政府责任就显得非常重要，我们需要进一步明确保障性住房中的政府责任，也需要明确“政府承诺”四个字的分量和意味。
]]> Wed, 10 Mar 2010 21:39:21 GMT
平均工资几乎已经成了常说常新的话题，每一次平均工资数据发布之时，一般也会成为公众强烈质疑此项统计数据真实性之际。从最初郁闷地反问“我的工资为什么没有那么高”，到后来自我解嘲式地感叹自己“又一次拖了全国的后腿”，再到最后玩起“工资被增长”的冷幽默，公众无非是在以冷暖自知的常识来拷问本应权威的统计数据。8月份，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承认，网友的“被增长”之说让自己觉得“脸红”。

平均工资统计数据与民众切身感受之间的差异，说到底是一种制度性后果。按照现有工资统计制度的安排，所谓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的调查统计对象并不包含所有城镇职工，私营单位职工、个体户和农民工都属于被忽略掉的人群。2007年年底，全国城镇实际就业人数是2.9亿人，被纳入城镇职工工资统计的人数有1.2亿，而没有纳入统计的却有1.7亿。也就是说，没有被纳入统计口径的城镇就业者人数占到了就业者总数的60%，他们恰恰是收入较低的人群。以少数相对高收入人群为基数统计出来的城镇职工平均工资，自然会“虚胖”到让人难以认同。

从统计制度改革的视角看来，这样的误差是统计制度改革滞后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物。在计划经济时期，统计完机关、事业单位和全民、集体所有制企业，基本上也就掌握了城镇职工工资收入情况的全貌。但是，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得私营经济、中小企业成为民众就业的主渠道，旧有的统计口径已经无法适应新的经济格局的需要。改革滞后的结果，只能是统计数据的严重失真。国家统计局此番建立私营单位工资调查制度，并将私营单位纳入工资统计调查范围的改革举措，目的正在于修补原有统计方式的漏洞。


统计数据失真的后果不止于感受上的怪异，而且会与每一个人的现实利益密切关联。众所周知，各项社会保险金的交纳都是以平均工资数据为基数，统计数据的失真自然会对低收入者产生不公平。从更宏观的层面来看，统计数据往往是各项经济、社会决策的依据，基础数据失之毫厘很有可能带来相关政策执行结果谬以千里。根据相关统计数据，今年上半年居民收入呈快速增长的态势，其增长幅度甚至超过了GDP的增幅，由此应当得出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信心大幅提升的结论。但是，同期央行的调查却显示，居民二季度收入感受指数为-8.6%，跌至10年来最低。数据的质量通过宏观决策的放大，将对每一个人的利益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从表象上看，统计只是一项提供数据的专业工作，但是它与权利的实现不可分割。如果说“被增长”是一种伤害，那么“被统计”就是一种避免伤害的权利。就平均工资的统计而言，既然它是一个社会平均的概念，既然它与种种利益相关，那么它就没有理由将一部分人排除在统计范围之外。有了真实的“被统计”，方可避免尴尬的“被增长”。多层次、全方面的权利诉求，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当“被统计”也成为一种权利诉求的时候，统计改革也因此具备了无法推托的强大动力。
]]> Wed, 10 Mar 2010 21:39:21 GMT
官场多博士，几乎众所周知。“学而优则仕”，继而“仕而优则学”，戴上“博士”、“荣誉教授”大帽不足为奇。不过，倒可以给纪宝成颁个“实话实说”奖，毕竟，像他这种敢于说实话的人并不多见。

就在去年，我国在建立博士点26年之后成功超越“英美”，一举成为世界第一“博士大国”。按说，本该赢得公众欢呼，抑或举国同庆，只可惜，公众并不买账，还有不少留洋学生诉苦，说外国根本不把中国的学位证、硕士证当回事儿。回到本质问题来看，那便是粗制滥造的“证”多，真正拥有博士学术水平的人少。

举个最近的例子，据西南大学研究生部相关人士透露，重庆市的区县党政一把手中，大约有一半在该校攻读博士学位。这种现象断不会只重庆才有。普通全日制的博士生尚且需要两到三年的学习研究，而官员带职读博，除去工作娱乐交际时间，所剩无几，如此境况下大多官员尚能两年就能拿到博士结业证书，其证书的含金量绝对是个问号。

官员掌管国家行政权力，而高校则是思想阵地，两者建立良好互助关系，可以用学术之力影响政策的实施，同时可以让最新的学术成果转换成施政的方针，二者相得益彰，促进社会进步。可如今，高校沦为行政力量的“后花园”，用最高学位证来换取官员手中的社会资源，如此似乎也是互相合作、相得益彰，只是得益者并非社会和公众。


在国外，政府官员一般分为政务官和事务官两类。政务官主要从事政治决策工作，不需要过高的学位；事务官主要从事决策执行工作，如不是从事专门研究工作，也不需要博士学位。而在我国，“学位证书”情结严重，学历的畸形崇拜影响广泛，甚至某个职位首先要求的便是“博士”、“硕士”学历，而工作能力、管理水平则从属于学历，这为官员谋求最高学位——博士滋生了土壤！

最大博士群不在高校在官场，说到底还是一种学术不端，当行政力量可以换取学术头衔时，学术界的浮躁之风、各种不合情理的学术氛围，也自然而然出现并泛滥了。
]]> Wed, 10 Mar 2010 21:39:21 GMT
“重庆打黑”不仅是年度热词，以它目前的影响力来看，注定将被写入历史。它感动的不止易老汉一人，调查显示，数万网友都“感到更安全了”。民主与法治框架下的打黑行动，带来的不是影视中孤胆英雄式的廉价感动，而是给予人持久的温暖与宽慰。公众的眼睛永远雪亮，网民的智商不容小觑，真刀真枪不玩虚的，才能“得民心，顺民意”。官场应景作秀的舞台剧，肯定难以赢得满堂彩。

话说回来，真能自觉将权力自省的视角，转入政府机构内部，不讳疾忌医，而是敢于向附着于公权运作肌体的恶性毒瘤开刀，还是需要莫大勇气的。这也是重庆打黑“以稀为贵”的现实语境。而只要我们不在“黑道”、“黑恶势力”或“黑社会性质”等语词上面玩文字游戏，就应该承认，需要打黑的绝不止重庆。比如本月湖北嘉鱼县公安局开打黑会议时就遭黑帮围攻。

各地愿不愿真正打黑，关键在于公权机关是否以民生为念，权力运作是不是以人为本。政府权力为民所授，权力运作就只能以是否符合公共利益为衡量标尺。舆情乃民意集合体，假如偏离公共利益，甚至以部门私利为重，就不可能得体地应对舆情了。

比如这次得分垫底的“上海钓鱼执法”和“河南杞县钴60事件”，之所以分数惨不忍睹，就因为当地的处置方式不是以人为本，而是典型的权力失范和权力傲慢。民智不容侮辱，政府公然撒谎，或对民生疾苦反应迟钝漠然处之，自然会遭公众鄙夷。这对政府公信力和执法合法性的戕害，都是灾难性的。

而提高政府公信力和应对舆情的能力，不是临时抱佛脚就能解决的，而是要将权力谦卑和权力自省内化到从政者、执法者的骨子里。这样的官场生态才能对公民权利和尊严保持敏感，才能推动政府转型。昨日另一条新闻，或可给我们一些启示：江苏睢宁改革官方话语体系，让官员摒弃“官话”、“套话”。


从话语转型开始，改造我们的说话。政府应以尊重公民人格、公民尊严为执政的起码要求。这暗合了“云南陆良事件及慎用‘不明真相’标签”在应对舆情排行榜上靠前的排名。如学者徐贲所言，美国公共词汇中rally和demonstration，只是表示民意表达的中性词。而中文翻译常给人先入为主的“对抗”和“暴力”印象。这就可能潜在地从负面去影响人们对原本正常、合理的社会现象的看法，也容易误导政府去对它们采取不当的应对措施。

当中性词带有了负面的价值谴责，就不利于疏导社会积怨。孙立平教授也说，健康的社会必须疏通矛盾释放通道。所以面对那些正常的公民参与和意见表达，政府理应摒弃傲慢与偏见，反思公权运行有无瑕疵，相信民意能有自由表达的渠道和方式，不会激化为暴力的冲突与对抗。或许这才是应对舆情的理性方式。
]]> Wed, 10 Mar 2010 21:39:21 GMT
河南青年孙中界的遭遇，宛若文艺作品中描写上世纪30年代上海滩的一幕：一位纯朴的乡下小伙刚刚进了上海滩，本怀着助人为乐的热心，不料掉进 “拆白党”设计的局里。而孙中界所碰到的“拆白党”，背后竟然有官府人士作后盾！现在这起引起全国民众关注的“钓鱼执法”，终于有了初步的结论。经过联合调查组的调查，证实是南汇交通执法大队采用了“不正当的取证手段”，浦东新区政府责成浦东城管执法部门中止该调查程序，归还被扣车辆。同时向孙中界表示诚恳的道歉，孙中界的一切财产损失可以协商或提出国家赔偿。

应当说，在舆论不懈的追问下，惹得人神共愤的“钓鱼执法”总算有了较为理想的结果，至少上海市浦东区有关部门承认他们错了，人们不会忘记，此事件刚刚被报道时，该区城管执法局快速出台了一个“调查结论”，宣称对孙中界的执法“并无不当”。———此调查被公众讥笑为“老子调查儿子”。

联想到国庆节前，上海另一位司机张军控告闵行区交通执法部门“钓鱼执法”，诬蔑其有非法运营行为，并处一万元罚款。曾经以政府部门执法相对文明规范而著称于全国的上海市，如此密集地发生同类事件，不能不使公众要求追问更多的真相，要求对这件事的处理，决不能止于当事人洗冤，有关部门撤案、道歉。因为这两件事已不是简单的个案，不仅仅关系到张军、孙中界两位公民的清白，以及他们的个人权益被损害，而是关系到政府整体公信力。

这件事若不查个水落石出，有关官员得不到相应的处分，不仅仅是浦东区，甚至上海市乃至更高层面的公权力机构，其公信力将受到连累。此说决不是危言耸听。


10月25日，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公布了“2009年第三季度地方应对网络舆情能力排行榜”，其中，上海市交通行政执法部门“钓鱼执法”成为排行榜上十大“舆情热点事件”中最有损政府公信力的事件。那么，面对这样一件事关政府公信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公共事件，公众有权利知道，这些年上海市除了南汇区外，全市这类通过“钓鱼执法”罚没的款项究竟有多少？这些钱如何分配的？有多少无辜的司机被“钓鱼”放倒？为什么那些觉得无辜的司机状告执法部门，竟无一胜诉？当地法院在其中到底扮演什么角色？网上盛传的上海市高院行政庭《关于审理出租汽车管理行政案件的若干意见》是否真的和被告交通执法部门共同协商出台的？司法机关在公民受到行政权力侵害时，能否提供有效的救济渠道。这些问题，任何一个都事关依法治国方略的贯彻实施，事关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事关执政党长期能否保持执政地位，事关中国社会真正的和谐与稳定。决不能被含糊其辞地敷衍过去。

如果对这些问题，上海市有关部门不能给公众一个满意的回答，仅仅是道歉或者赔款，或者不痛不痒处理几个浮在表面的小萝卜头，以求息事宁人。那么，当地政府已经受到严重损伤的公信力不仅不能修复，反而会给人“葫芦僧判了葫芦案”的感觉。而且可以预见的是，类似“钓鱼”的事件还会一再发生，无非手段是更加巧妙、隐蔽而已。因为这样的处理，对毒流发端的源头、毒树生长的土壤，并没有太大的改良。
]]> Wed, 10 Mar 2010 21:39:21 GMT
法院查明，傅平洪利用职务便利，先后单独或伙同他人采用虚开、多开发票的方法，侵吞单位公款共计44万余元。与其他伸手拿钱的人不同，傅平洪贪污的公款主要用于吃喝玩乐，因为他一直认为“吃喝不犯罪”。他也不单独享用，总喜欢叫上朋友一起流连于饭店、歌厅等娱乐场所，抢着埋单。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傅平洪身为事业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多次伙同他人非法占有公共财物，公款吃喝玩乐，数额特别巨大，应以贪污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我国刑法规定，贪污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可非法占有不等于“据为己有”，行为人实际控制财物的方式多种多样。贪污罪是一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财产性职务犯罪，与盗窃、诈骗、抢夺等侵犯财产罪一样，应当以行为人是否实际控制财物作为区分贪污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准。行为人即便将贪污所得财物处分给其关系人，或将财物置于由其控制的他人保管之下，都应认定为贪污既遂。所以，傅平洪通过贪污行为控制公款后，为个人私利及贪图享受，用公款为自己的奢侈消费“埋单”，并不影响对其贪污既遂的认定。


俗话说，“贪污浪费是最大犯罪”，但很多人对于公款奢侈消费却见怪不怪，认为只要不装入自己腰包，就不算腐败。有人甚至将其概括为“只吃不带，上级不怪；只花不拿，纪委不查”，这也是傅平洪“理直气壮”用公款吃喝的原因。实际上，公款吃喝等奢侈消费的实质就是挥霍公共财富，必然导致侵占挪用公款或权钱交易等违法乱纪问题。而且公款奢侈消费不仅仅是公共财政的大量浪费，还会带来党风政风的堕落，严重损害政府及党员干部形象，已经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

当前，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款出国旅游等公款消费现象屡禁不止。解决这类问题，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严格的监督机制，增加公务开支的透明度，加强群众监督，严肃财经纪律；另一方面，要使公款消费受到法律规制和控制。对于那些将公款作为自己享乐“专用资金”的官员，要依法以贪污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公款吃喝以贪污罪追责”的判例应成为常态。
]]> Wed, 10 Mar 2010 21:39:21 GMT
央视曝光的教育行业八大潜规则，诸如“免试就近入学”异化为“竞相择校”、择校费“被自愿”、升学率还在争第一、“重点班”改名“创新班”等等，除了习惯在幻想中生活的人，早已司空见惯，央视的“积弊之深令人震惊”云云倒显得有些意外。当然，就央视的身份，在教育问题上选用如此严厉的措辞，更应看重其象征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如果说有什么行业最为公众所诟病，最难契合中国改革开放的崭新形象，教育肯定要算一个。有问题并不可怕，所谓“知耻而后勇”。教育没有自省，就没有更新，中国教育的祖师爷孔子就最讲究反躬自省。可事实是，中国的教育却发展成为最缺乏自省的行业。哪怕外界批评的声浪再高再大，我自岿然不动，甚至怡然自得。以致教育部的一位前新闻发言人，竟以练就了一套巧妙应对媒体责难的辩论术而成名。在前不久的各行各业大回顾中，教育问题在权威人士眼里，不但够不上“一个指头”，连一小片指甲也谈不上了。虚骄、讳饰的气氛笼罩全行业，“高等教育规模第一”、“发表论文数量全球第五”居然也成了最津津乐道的成绩。


针对教育问题，从高层到民间，应该说是比较清醒的。民间持续的质疑就不用说了，刚刚逝世的科学家钱学森更对温家宝总理直言，“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温家宝带着这个问题不断向教育专家求解，都代表着喧嚣之中难得的自省精神。然而，我们同时也看到，直到钱学森逝世，最应该对教育负责的部门并未对这个问题表态。缺乏自省，习惯用泡沫代替成绩，用“锯箭法”掩盖问题，积弊再深再惊人，又怎么有革除的希望呢？

据新华社消息，袁贵仁接任教育部部长。从网民积极而又热烈的反应可以看出，公众对袁部长振兴教育的期待。而欲图振兴，恐怕还得先从培育全行业的自省精神，从正视现实、革除积弊开始。]]> Wed, 10 Mar 2010 21:39:21 GMT
“制止不了违法现场，城管人员要学会‘跑’”！也许这本是城管局长的无心之谈，结果被媒体有意放大了，“管不了就跑”的城管经一下子蹿红了网络。不过，据新闻披露，城管人员之所以要“跑”，是为了避免与流动摊贩发生正面冲突，其目的为“亲民城管”，而且，这项“管城经”已成为城管队员培训内容之一。如此看来，这倒不是媒体有意将其“娱乐化”了。

而好事的网民却在“挑衅”着这项“管城经”的实施意义，有网民将其概括这是城管“敌进我退”的策略所在，城管与小贩的矛盾似乎已经成了“敌我矛盾”。网民的调侃固然可笑，但这项另类的“管城经”到底有没有矮化城管丑化小贩呢？或者说“管不了就跑”的培训内容真的能实现“亲民城管”的目的吗？

现实中，小贩被城管追着东躲西藏并不鲜见。当然，城管打死小贩、小贩戳伤城管、小贩被迫自戕这样的极端个例也曾出现过。如何缓解两者之间的对立情绪一直是城市管理者颇为头疼的一件事，城管到底该如何执法争议纷纷。媒体曾经将城管的执法态势分为两派：强硬的“鹰派”执法崇拜权力的威力，配备有盔甲、防割手套等精良装备，往往讲话蛮横、行动粗野；而温和的“鸽派”执法则主张亲民、文明执法，教育处罚结合以教育为主，能不罚款就不罚款，为弱势群体想出路谋生路。


可以想见，广州市城管局局长“制止不了违法现场，城管人员要学会‘跑’”的一番话，是力图向打造鸽派城管的方向努力的。只是，在这样的培训意识中，他们有意无意地以“自我矮化”的形式“妖魔化”了小商小贩。现实执法中，纵然有城管被小商小贩伤害的事实，那毕竟也是极其个别的现象，与小商小贩对城管的“恐惧”程度以及他们自身所受的伤害相比，小商小贩们远远没有普遍到抵抗城管执法的地步。而“管不了就跑”的这项“管城经”似乎在向城管人员以及公众传达一种潜意识：小商小贩猛于虎，管不了总可以躲得起吧！但是，无论城管局长在语言表达上多么委婉地“自我矮化”，在现实的映照下，小商贩整体上依旧处于弱势的态势无可争议，他的这种潜意识也势必要遭到公众的嘲讽。

按说一种表达的失误或者不恰当，是不应该被过分解读的。但城管整体形象依旧没有得到彻底改观的情形，又不由得激发了人们去过度诠释这位城管局长另类“管城经”的冲动，“制止不了违法现场，城管人员要学会‘跑’”的“管城经”不可避免地蹿红网络，丰富着官员们创造的“雷人之语”，成为普通百姓茶余饭后的笑谈。]]> Wed, 10 Mar 2010 21:39:21 GMT
这几天，张枫算是风头很劲了。出版性学科普专著，被一些道学先生认为是“教人作爱”，还有人骂他不务正业。恕我愚钝，一直有这么个困惑，国人对性知识的了解如此贫乏，为何还有如此多的人反对说性。中国人对于性的无知，已经有了不少恶果。

11月1日的《长江日报》有这样一则报道广受关注：湖北崇阳县发现73例艾滋感染者，其中3例是吸毒和输血感染，余下70例全是经性途径感染。报道称，据介绍，该县近6万人在外打工。去年对部分返乡者摸底调查，受访的1．5万多人中，了解艾滋病危害和传播途径的不足一半，多数受访者表示，发生性行为时未使用安全套。张枫所写的，不过是一本科普读物而已。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下普及性科学，实在是再必要不过了。在我看来，官员写性与写诗没什么差别。

或许又有道学先生要说了，怎么能把性与文学等同起来呢？坦率地说，我实在不知道官员写性比写诗有什么道德差别。人类若没有文学，思想与灵魂将是一片荒漠。人类如果没有性，地球将是一片荒漠；有性而无知识，疾病和社会问题将肆虐。认真比较起来，只怕真的难以看出哪个更可怕。

更让我惊叹的，是张枫不仅去党校给官员们普及性知识，还给省长送安全套。当然，给省长送安全套是为了让省长重视计生工作。时下，下级为了取得上级对工作的支持，常常用的无非是打报告、写材料，在纸上力陈自己工作的重要性，言辞恳切再恳切，却难免一本正经、欠缺生动活泼。要知道，上级领导每天要面对的各类公文数不胜数，仅仅靠写报告、用文字强调自己工作的重要性，有时候效果未必最佳。


张枫无疑是另辟蹊径，作为省计生委主任，他给省长送去各种不同的安全套，方式新颖、独到，形式轻松活泼，也必然给领导留下深刻印象。事实上，广东这几年在性文化的宣传、性科学的普及方面，一如过去经济改革一样又走到了全国的前列。没有领导的支持，省计生委主任张枫未必能如此如鱼得水。

当然，这样解读张枫并不是鼓励财政局长们去给省长送钱、房管局长们去给省长送房，只是觉得张枫给省长送安全套，事情虽小却跳出了官员们传统的述职形式，也迥异于官员们老套的工作汇报，将其视为一种从政智慧，绝非过奖。

]]> Wed, 10 Mar 2010 21:39:21 GMT
既是卖淫女，又被警察抓了现行，换到以前，警察这样的“丰功伟绩”只有被人顶礼膜拜的份。不过，时代变了，欣喜地看到网民法治意识提高了，展示的“丰功伟绩”在网上遭遇骂声一片。不过，目前网民集中抨击警方侵犯隐私权方面，可警方在这一事情上的罪过仅仅于此吗？

警方侵犯“小姐”的隐私权显然已成共识。宪法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即使是一个“小姐”，但她的隐私权并不因此而可剥夺。前些年，深圳市某区将卖淫嫖娼的小姐、嫖客在广场进行公开拘留，他们被展示时衣着整齐，这样做尚且遭到许多民众的抨击，何况让一个“小姐”赤身裸体在网上展示？

但不仅于此。前不久，我还从电视上看到郑州市警方在打击网上淫秽表演，说是会危害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如果说，在网上进行淫秽表演会危害青少年的身心健康，那么，郑州警方在网上公布小姐裸照，莫非会增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不成？所以，郑州警方还涉嫌传播淫秽物品罪。

郑州市警方的执法方式也大可质疑。在一张相片中，我们看到一“光头”男子揪住全身赤裸的“小姐”头发，仰着头的“小姐”一脸惶恐，双手抱在胸前跪在地上。“小姐”的卖淫行为已经被制止了，人也已经被警察控制了，这时的她可谓手无寸铁，没有任何反抗能力，“光头”男子何以要用粗暴的方式揪住她的头，难道就是要让她的裸体暴露在记者的镜头之下，让天下人欣赏？对这种轻微违法者用这种野蛮的执法手段，怪不得有网友会说：这不是在羞辱一个小姐，而是在羞辱我们的社会，让别人觉得我们这里是不尊重人基本权利的地方。

何况，在其他相片中，我们看到警察衣着整齐，都身穿警服在行动，唯独这个“光头”男子却身穿浴堂的休闲服装，这个人到底是警察还是警方放的“钩子”呢？郑州警方是否像上海交通执法部门一样在搞“钓鱼式执法”也颇值得怀疑。


再一个，警方查处卖淫、嫖娼等违法行为，那是为了执法，是为了减少和消除这种现象，并非警察就享有特权，可以在风月场所欣赏“人体艺术”或者观看淫秽表演。那么，在相片中，我怎么就没有看到女警察参加行动呢？在警方控制这些违法嫌疑人后，为什么不及时将她们的身体用浴巾包裹起来？

一场执法搞成一个闹剧，说实话，如果郑州警方不公布小姐的裸照，我们还根本不知道警方在查处这些轻微违法时候是如此地“斗志昂扬”，是如此地“秋风扫落叶”般无情。河南省公安厅，请拿出查处“灵宝诽谤案”的迅速和果断来查处“公布小姐裸照”事件，给网民们一个满意的交待。
]]> Wed, 10 Mar 2010 21:39:21 GMT
诗人应该被致敬的理由有很多，其中最贴切的一条，是因为他们用最简短的文字概括了纷纷扰扰的万千世相。有时候，这种预见和归纳的能力甚至超出了诗人自己的意愿。“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对这个诗句的主流解读无须赘言，我们所关注的是它的惊人的印证功能。“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这些死了的人在儿女的蒙混下“被活着”，目的不过是要骗取数量可观的退休金。“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像河南这300名活着的老人一样，他们的“被死亡”也不过是为了满足一把弄权者欺上瞒下的欲望。

人的创造性在何种状态下最容易迸发而出，答案不是在紧急关头而是在有利可图的时候，利益越大人的创造性就越强。河南省周口市郸城县腰周庄村的村干部们用自己的实践，验证了上述规律。在农业税费尚未被免除的时代，人头和户口的数字游戏就是财富的来源之一。全村1/6的人口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被死亡”了，对下各种沉重的税费照实征收，对上却可以理直气壮地截留和少交。老人们不会去参军、升学、打工，所以他们可能到死都不会发现自己户口被注销的事实，因而他们也就成了“被死亡”的首选人群。或许这是不吉利的诅咒，但在利益面前道德根本不是欲望的对手。

不过，说到底这只能算是一种小聪明。如果真有大智慧的话，村干部们应该预见到利益输送方向还有调头的这一天。征收税费一旦变成了发放补贴，户口也就从义务的载体转换成权利的凭证，活人“被死亡”的闹剧和阴谋难免要大白于阳光之下。现在断言“大白”可能为时尚早，当地政府对此事的表态仅仅是帮助“被死亡”的村民恢复户籍，甚至这份“帮助”还附加了“能提供一代身份证和老户口本”的苛刻条件。当地政府的扭捏和矜持，让人恍然觉得他们是在额外开恩，而不是要为一桩掩藏已久的丑闻善后。


尽快让“被死亡”者“活”过来，并补偿他们因户口被注销所遭受的利益损失，这只是当地政府应当采取的补救措施之一。除此而外，“被死亡”事件的来龙去脉应当得到认真调查，其中有几个核心问题的答案必须公之于众。村民“被死亡”的真正意图在于截留挪用税费，那么这笔钱财到底有多少，它最终流向了谁的口袋？这样的系统工程绝不是几个小小村官就可以运作周全的，一个行政村一年“死亡”300人，这样的咄咄怪事能够得到当地公安机关的承认，用“把关不严”显然无法搪塞过去。到底是那些人在合谋，他们得到什么好处？

“被死亡”闹剧，说穿了就是基层权力玩弄的一出数字游戏，欺上瞒下本来很成功，公然造假也已经获得了利益，然而不幸在10年后穿帮露馅了。数字游戏的真谛乃是可大可小，按需捏造，芸芸蚁民在弄权者的眼里不过是博取利益的工具，活人可以“被死亡”，死人自然也可以“被复活”。如此手段，可用于从民众手中搜刮钱财，同样能够用于从上级那里截留补贴，彻底清查殊为必要。“被死亡”是不是腰周庄村一村独有，甚是可疑，若权力运行的氛围与环境并无二致，那么一口咬定别无分店，倒像是故意侮辱了其他人的智商。

]]> Wed, 10 Mar 2010 21:39:21 GMT
尽管，中房协的报告并不能代表真正的政策取向，但是，中房协的观点仍然反映了一种政策制定者的普遍共识。今年，楼市的意外火爆，构成了前三季度中国经济复苏的基础。众多经济学者和机构所鼓吹的“房地产救中国”的口号，变成了现实。由于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严重依赖，也决定了他们势必希望楼市繁荣。然而，众所周知的是，地方政府为楼市泡沫支付的是高昂的信用和社会成本。从近年来楼市调控政策来看，地方政府已经处于这样一个悖论之中，既希望房地产成交旺盛，又不希望房价上涨过快，结果是难以实现理想的“中庸之道”。

无论是抑制楼市还是刺激楼市，地方政府都想当然地认为，其对房地产市场具有绝对的控制力。其实，这只是一个思想的魔障。2007年，在强大的民意压力下，各级政府纷纷出台政策抑制房价，房市进入了一年多的寒冬。有些房地产商甚至喊出了要向“猪坚强”学习的口号。楼市调控引发的市场低迷实非政府所愿。而随着金融危机爆发，楼市刺激政策出台，今年上半年，楼市交易出现了多年未见的井喷。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房价一路飞升。这种火爆的行情又出乎政府的意料。这说明，房地产市场并非是“一按就瘪、一松就起”的皮球，其更像是一戳就破、一点就爆的氢气球。

对政府来说，内需不足的问题明年仍将相当严峻。今年，前三季度中国经济表现出来持续复苏的势头，但仍不容乐观。从各地公布的前三季度数据来看，经济最有活力的浙江GDP仅比去年同期增长7．7％，低于全国水平。广东略好于浙江，其GDP同比增长8．6％。而广东方面亦承认其增长主要得益于固定资产投资和楼市带动效应。这表明，沿海地区仍然受到出口萎缩和内需不振的双重制。


明年的经济政策从本质上来说，已经属于应对危机的中长期对策。因此，政策的着力点应在如何真正启动内需。而要启动内需，最重要的是要让国内的民众手里有钱。当下，中国的高储蓄率与居民的低消费是一对尖锐的矛盾，这是长期财富分配失衡造成的。如果不从解决收入分配和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入手，那么，拉动内需将是一个很难实现的政策目标。在政府和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手中集聚的资金，不是继续投入基础设施，就是流入楼市和股市。也就是说，政府即便不刺激楼市，楼市仍然存在泡沫膨胀的风险。明年如果还是要靠楼市来刺激中国经济，那么，也意味着更高的风险，这个风险不只是来自金融系统，也来自社会。

]]> Wed, 10 Mar 2010 21:39:21 GMT
为什么会是这样？按照丰都县政法委平安办陶书记的解释就是，按照相关条例，他们无法确定在逃的歹徒和杨绍华之间的关系，所以无法认定为见义勇为。那也就是说，要定杨绍华见义勇为必须要有那个抢劫的歹徒作证，没有歹徒作证谁能知道你们之间的关系？这里面似乎还有潜台词：也许你们是同伙或上演的“苦肉计”呢？这时候杨绍华会是什么心情？我想他最后悔自己当时“不理性”，如果当时能“理性”的把这些问题前思后想一通，就绝不会干这样挨刀子还落不着好的事情。而在这个时候他最渴望见到的就是捅他两刀的歹徒了，因为只有歹徒露面才能讲清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也才能让他成为见义勇为者。而这时候想必最开心的就是歹徒了，叫你多管闲事，这就是自讨苦吃。如果歹徒知道杨绍华的处境，说不定更会反咬一口，我们就是同伙哥们。那杨绍华只有冤沉海底了。

见义勇为就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就是敢于同犯罪分子作斗争，但是，现在见义勇为却要犯罪分子作证才能批准，这真是一个黑色的幽默。在杨绍华见义勇为的事实中，受害人和受害人的亲属不仅现场目击，还为杨绍华治疗付出了大笔医疗费，这些都可以作证。怎么这么些受害人、好人作证都不算数，却偏偏要等抓获了罪犯来作证才能算数呢？换一句话说，假如永远抓不到罪犯，杨绍华就该永远倒霉活该了？这样的现象活脱脱一个现代版的“刻舟求剑”和“郑人买履”，甚至比“刻舟求剑”更荒唐，比“郑人买履”更愚蠢。这会向社会放出什么信号？那就是这样的“闲事”人们不该多问，问了受到了伤害你能找谁去？那就只能找歹徒。


为了表彰见义勇为行为，相关部门制定一些规章制度，对需要表彰的见义勇为行为进行一些必要的审查和把关是应该的。但这种审查和把关必须实际一点，人性化一点，执行起来也要适当的灵活机动一点。更重要的是要有利于见义勇为行为的发扬和光大，有利于鼓励人们见义勇为的勇气和信心，不能让见义勇为者流血又流泪，痛心又寒心。但这里审查和把关的规章制度俨然被当地执行到了僵化死板的可怕地步，这样对待见义勇为者不仅会让英雄流血又流泪，更会让社会上更多的人不敢见义勇为，恐惧见义勇为，因为人们“玩不起”这样的见义勇为，其结果只能是好人受气，坏人神气，群众干生气。
]]> Wed, 10 Mar 2010 21:39:21 GMT
当然，通过华谊兄弟，中国金融圈和娱乐圈终于打成了一片，面对如此“利好”，记者们又岂能不挖出几条新闻？此前，媒体还是羞答答地爆料说曾宝仪炒股亏掉家底、冯小刚炒股亏损90%等等，华谊这一上市，爆了，发了，再也用不着不好意思了。所以估计从此我们不会少听到娱乐圈和金融圈联手演绎的精彩故事。

不仅如此，如今，反倒是娱乐圈的李冰冰们，开始不好意思地担心起股民的安危了。

据报，发财的喜悦刚过，“忧心忡忡”的李冰冰随即表示：“股票暴涨的另一方面原因可能是非理性的，因为我们很难把握市场上有些人炒作股票，所以，只好提醒百姓们要理性投资我们，考虑清楚再买。”理性的冰冰还说：“就算为了赚钱，我也不希望大家受到伤害，还是理性点好。”

这等话语若从证监会官员嘴里说出来本不奇怪，但作为演艺明星的冰冰能如此理性，连侯宁都感到意外，而且，貌美如花的她竟还有如此的菩萨心肠，马上为别人着想，实在是难能可贵，十全九美了。

更让人意外的是，作为股民的李冰冰所表现出的成熟。不是么？那就让我们来看看李冰冰谈股市：

“我之所以能成为明星股东，其实是这个产业核裂变的结果。”李冰冰说；

“创业板算是一个二板市场，门槛比较低。”李冰冰说……

至此，有谁还敢小视李冰冰对股市投资、市场建设、产业发展的理解力呢？而之所以能达到这样的高度，据李冰冰向记者解释，就完全归功于她当了股东。她说：“以前我还真不怎么关心股票，变成股东后，无论是饭局还是朋友聚会，都会大谈股票。”

看到了吧，好一个聪明绝顶的李冰冰啊！仅仅利用“饭局和朋友聚会”，人家便学到了“产业核裂变”，便学到了投资“理性点好”。那么，诸位成天在股市里博傻的股民呢？谁又在高位勇敢接盘从而成了让冰冰小姐担心的人？难道这些人的股龄都没李冰冰长？或者，这些人的理性都比不上来自娱乐圈的李冰冰？


若答案为“是”，则情有可原，股市嘛，风险市场，不交点学费难以成熟；若答案是“不”，那么中国股民的赌心和侥幸心便绝对堪称天下无双了。

换句话说，中国股市的理性还不如中国娱乐圈！不同的是，中国娱乐圈多少和小沈阳一样，也算个制造快乐的“小莱坞”，而中国股市在多数时候却是制造痛苦的“血汗工厂”。

唉，何时中国股市才能摆脱痛苦？何时中国股民才能成熟到不让李冰冰小姐成天担心，从而抹杀了冰冰们刚感觉到的“身为股东的幸福”呢？这可是个事关中国美女苦乐的大问题。
]]> Wed, 10 Mar 2010 21:39:21 GMT
大学生买彩票让自己一年多勤工俭学攒下的3000多元钱血本无归，看来，买彩票能不能中奖和智商无关。而这位大学生玩彩票，起码错在两个地方：一是，他居然把买彩票作为一个投资项目。买彩票是“微笑纳税”，是一种用较小代价去博取很小概率中奖机会的消费行为，属于一种慈善消费、娱乐消费、幸运消费，而不可能是投资和改变贫困的途径。第二，他也采取“守号”的策略，连买36期都没有中，直到把3000多元钱全部花完。其实，如果没有作弊的话，某个号球今天是否摇出，和它过去是否出现毫无关系。


不过，对于这条新闻，我感到高兴的是，终于看到一条买彩票赔本的新闻了。可不是吗？过去的新闻所报道的都是某人中了大奖，从来没有报道某人因为买彩票亏了几百万，弄得家破人亡的。打开新闻网页，就是什么“深圳：外来工巧取今年头奖5注共2500万元”、“温州：农民大伯一人独揽2500万元”、“重庆：中奖2560万元全凭感觉”、“中山：王某复式获奖3172万元”、“河南：普通市民追加倍投中奖4170万元”之类。事实上，中大奖得到的钱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有人中了3．6亿元的大奖，其他彩民起码付出了7．2亿元而颗粒无收呢。去年有报道说，重庆的刘先生中得两注500万元一等奖，两注19万二等奖，加上小奖共计1064万元。我们哪里知道，刘先生这几年买彩票用了1200万元，中了1000万元，还亏着呢。

长期以来，媒体对彩票的宣传总是坚持“报喜不报忧”，不断强化中大奖的消息。最荒唐的是，一些媒体介绍某些中奖者的经验，居然是“长期坚持多买”。这样的宣传结果，一是营造出购买彩票可以“一夜暴富”的幻影，一是号召更多的人把买彩票作为投资。于是不仅发生了许多因为买彩票弄得贫困不堪的悲剧，更有为买彩票贪污挪用公款数千万元的公职人员，直至培育出盗窃银行资金被判死刑的任晓峰。

]]> Wed, 10 Mar 2010 21:39:21 GMT
报道中的比例足以说明，农民已经成为艾滋病的高危人群。主要因性途径感染的事实其实依然在反映着农民、农民工的种种现实贫困——这些贫困不是物质的，而是知识上的、权利上的。

为何说农民患上艾滋病是一种知识贫困呢？新闻中有两个细节是值得人们思考的。一个是：在摸底调查中，了解艾滋病危害和传播途径的农民不足一半。另一个是：疾控中心上门采血检查时，有感染可能的人根本不配合，认为根本没有必要。可见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艾滋病就可能隐藏在自身生活的细节中，没有意识到艾滋病可能是一种现实的威胁。这时，就需要有专门的机构对他们进行针对性的宣传，告诉他们这世界上有一种病叫艾滋病，这种病到底是通过怎样的途径传播的，以通过知识扶贫的方式，让他们懂得如何保护自己。


权利上的贫困，更是在思考农民艾滋病病例增多时需要重视的。由于外出打工，很多农民面临着夫妻分居两地的苦恼。对于缺少休假权利的农民工来说，他们本来休息的时间就不够充裕，他们没有所谓的8小时工作制与双休日制度，他们也没有带薪休假的权利和机会，他们能够实现夫妻团聚的机会，大概只能是农忙时和春节时。

如果我们认为食色是人的天性，就应该看到农民家庭因为分居两地而产生的不和谐，这种不和谐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农民外出寻找释放机会的可能。此时，简单的道德教育是乏力和无效的，农民需要的是权利上的保障。比如，能够允许外出打工的农民带薪休假，让他们在合适的时间里与家人团聚。再理想化一点，比如给打工农民更好的住宿条件，让他们有机会让老家的妻子来城市看一看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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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形之下，论坛上传来的另外一种声音就值得注意了。经济学博士、浙江工商大学管理学和经济学教授、浙商研究院院长吕福新在会上表示：为避免“逆市场化对浙商造成的整体性危害”，“一方面要寄希望于政府，一方面更要自己救自己，已经到了与政治精英、知识精英联合的时候了。”

看来，在浙商们眼里，最好的维护自己权益的办法，就是与政治精英、知识精英联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联合呢？浙商们无疑是财富精英，如果他们与政治精英、知识精英达成联合，那对社会的影响力肯定是无与伦比的。而这种精英的集合体，想实现任何利益诉求，恐怕都是一件不太困难的事情。

事实上，作为财富精英的浙商们，他们试图联合政治精英、知识精英的工作早就开始了。本报前几日发表的评论《国进民退：谁在忧愤，谁在漠然》已经指出，对目前精英人士啧有烦言的山西煤矿业的“国进民退”，公众一点儿也不关心。一个利弊尚未显露的经济调整行为，精英人士几乎齐声反对，这本来就是一件很有意味的事情。而本次论坛上呼吁精英联合的吕福新先生，身份也是不折不扣的知识精英，他已经用行动证明了，至少“知识精英”和“财富精英”的联合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

政治精英拥有权力，财富精英拥有资本，知识精英拥有较高的声望。对各路精英来说，强强联合的效用显而易见，他们作为一个集合体，话语权和影响力之大，谁与争锋？想改变一项决策，又有什么困难？

然而对精英集合体有利的事情，对整个社会而言，效果又会如何呢？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达伦多夫有一本名著《工业社会中的阶级与阶级冲突》，集中分析了预防社会各群体冲突走向激烈化的办法。他特别提到，一个社会的经济财产、声望与权威的分配，如果过于“重叠”，就会加剧社会紧张。达伦多夫说，拥有较多权力的人同时也是拥有较多财产和声望的人，则群体冲突的强度就高；反之，如果这些方面的分配不重叠，有些人拥有较多权力，但却不占据较多财产，另一些人不拥有权威地位却据有较多财产，再一些人则拥有很高声望但不拥有其他两者，那么群体冲突的强度就会较低。

达伦多夫的理论，经济学家茅于轼曾经形象地阐述过，“别让有钱的人有势，有权的人借机弄钱”。这样的理论也已得到了现实的检验。正在接受审判的重庆“黑老大”黎强，之所以从一个商人变为垄断一方的“黑老大”，视法律若无物，与精英们向他靠拢，与他手上集中了太多的资源显然有很大的关系。

一个社会的资源和要素都是有限的，如果政治精英、财富精英、知识精英作为一个集合体，参与到分配资源和要素中，那么他们的声音和诉求必然压倒其他所有群体，其他群体也必然因此失落和怨恨。这能说对社会有益吗？

公众有必要对精英需要联合的论调充满警惕，因为精英合流只会加剧社会的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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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先生在 《国史大纲》中解释说：“大抵尚忠、尚文，全是就政治、社会实际事务方面言之。商人尚鬼，则近于宗教玄想，与夏、周两族之崇实际者迥异。”从《尚书》看，夏、商、周三个族群都有悠久历史：在舜的时代，夏人的先祖禹为司空，负责治水；周人的先祖“后稷”则负责稼穑，而商人的先祖“契”为司徒主教化。“禹、稷皆象征一种刻苦笃实力行的人物”。

至于，殷商族群，则沉迷于宗教，相信上帝鬼神的神秘力量，事无大小都要向神问卜。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甲骨文就是占卜之辞。

这种宗教可能导致人的放纵。殷人相信天帝是他们的祖先神，是专门庇佑自己子孙的，无论这些子孙的行为如何。同时，在殷人的宗教体系中，巫的地位虽然很高，但祭神的主体是王。最初，商王可能还有敬畏之心，他的世俗与宗教权威都能令人尊敬。但逐渐地，王作为人的七情六欲会浮现出来，且占据主导地位，而此时，对于王的腐败——— 其实也是渎神的行为——— 却无人能够管束。这样，宗教与权力同时腐烂、衰败，而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

人们现在了解比较多的商，已经到了它的文明的晚期。这个时候，它已经完全腐败了。历史真的像汤因比所描述的那样，当文明成熟之后就会进入烂熟阶段，烂熟就是腐败。

这种腐败表现在多个方面，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酗酒。今天的人们，似乎特别喜欢张扬历史上好酒的名士，比如竹林七贤之类的，或者李白斗酒诗百篇的美谈。但历史上另外有一个群体，后来表现为儒家正统，对于酒是持有一种强烈戒备心理的。这种态度的源头就在周人那里。

《尚书》中有一篇《酒诰》，是周公写给他的弟弟康叔的。康叔被派到殷人聚居区“监殷民”，周公告诫康叔，不要染上殷人好酒的习性。只能在举行一些特定的仪式的时候才能饮酒，平常不能饮酒，纣王之所以亡国，就是因为酗酒。

关于殷人的腐败，太史公在《殷本纪》中对纣王的描写最为翔实：“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这是说纣王本人的天赋很高，智力、体力都相当出众。近来有人替纣王翻案便引用这一段，却忘记了太史公接着又说：“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基于对绝对权力的恐惧，古人心目中最好的君王是无为而治的，即老子所说的“绝圣弃智”，儒家、道家在这一点上是相同的，甚至法家也部分同意。纣王却反其道而行之，仗着自己的聪明和口才反驳一切向他提出意见的人，为自己的过错辩护。这样的君王当然会胡作非为，滥用君权，而一路堕落，出现如太史公所描述的 “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等各种************场面。

这种腐烂场景是令人震惊的。与此可以相比的，大约是古罗马帝国晚期上层社会的腐烂、************。而且，在这里可以看得出，历史上当文明腐烂的时候，酒、色、暴力通常是同步出现的，因为三者同样来自于道德的衰败。

腐烂的罗马文明后来被来自北方森林更为质朴的野蛮人替代了，殷人的腐烂的文明也被来自西方的更为质朴的一个族群替代。这个族群的精神气质与殷人大不相同，而就是凭着其特别的精神气质，凭借着他们严肃的道德感，取代了商，并从根本上塑造了此后中国人、中国文化的精神气质。他们就是质朴而刚健的周人。

根据《尚书》的记载，这个时候，殷人中的贤者祖伊已经看出，商人失道，亡国在即，而焦急地告诫纣王要收敛自己的行为。纣王却满不在乎地说：“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上天就是他们家的，所以，将会永远保佑他。但是，周人很快就向纣王证明，上天并不佑助失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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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CCTV电视舞蹈大赛决赛将要开幕，与往届不同的是，东北秧歌不见了踪影，原因是舞蹈样式上缺乏创新，并且“在某些方面显得粗俗了一些”。基于同样的原因，东北二人转也曾在央视首届喜剧小品大赛中被喊停。一位被誉为“秧歌王”的舞蹈家没有否认“缺乏创新”，但极力否认东北秧歌的粗俗。

意见之分歧在于，一方认为粗俗，在优雅与粗俗之间明确划分了界线，一方则不认为粗俗，一个别致的说法是“雅俗共赏”。雅俗共赏的东西，怎么可能是粗俗呢？于是在“雅俗共赏”中，优雅与粗俗模糊了区别。我不认为央视大赛组委会的决定就一定对，粗俗总是存在，往届都有这届拿掉，别人当然会有意见。但他们很诚实、很有勇气地说出了“粗俗”这样一个事实。

我觉得这是一种历史的补偿。在央视历年所举办的大型晚会中，北方尤其是东北的节目表演大行其道，甚至到了具有“文化权力”的地步。比如在春晚里，上海人、广东人出现在北方语系节目时，总是一副狡猾、刁钻的形象，骗人者操上海话或广东话，受骗的操北方话，而且在节目最后，总是受骗的北方话者获得了“正义”。节目结构和表演逻辑，清晰地指明了一种语言和文化上的权力。所以，愤于秧歌和二人转被停的人们不必愤怒，这算是扯平了，历史总是公正的。

在文化领域，有些做法和表演就是粗俗的，但我们好像不愿意承认，出于面子或其他原因极力抹平优雅与粗俗、严肃与粗俗的界线。前段时间，《百家讲坛》一位节目策划人说，学术研究机构弄了那么多年，没几个人知道孔子，于丹讲了那么点时间，全世界都知道了孔子，还对于丹苛求什么呢？

这话我很不赞成，这样传播文化就是粗俗的(我并无不尊重于丹本人的意思)，不能从功利的角度排挤掉优雅和严肃。以历史时间和地位上看，孔子约相当于古希腊哲人，想想看，知道古希腊哲人的非西方人有多少，如果为了让全世界无论精英、大众都知道他们，而采取一种错误百出、曲解意思的做法，我不知道这会在西方国度会有何种反应？


宋词可谓优雅吧，可它的前身敦煌曲子词有不少就非常粗俗，你不能闭着眼睛说它不粗俗；舞台上的相声比较“干净”吧，可它在天桥下演出那年头，相声可充满了黄段子，你也不能碍着面子说没这回事。

粗俗有什么要紧呢，老百姓都接受的东西即便是粗俗的，也不是对老百姓的贬损。反而硬把粗俗带上优雅的面具，说这就是艺术，艺术都要这样，这才是可怕的。优雅与粗俗，不意味着道德层级上的高低，在真正的艺术中，粗俗有时比优雅需要更多的智力和技巧，当然首先它得是艺术。雅俗不分，与好坏不分、善恶莫辩一样，对社会都是有害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诚实。
]]> Wed, 10 Mar 2010 21:39:21 GMT
但是其实，“Chimerica”或者说是“中美互补”现象之所以成为当今全球化经济中最醒目的一道风景，主要在于这样一种所谓的“互补”机制本身的特点，而不在于互补双方实力的评价。即便在“Chimerica”一词的创造者弗格森那里，它的意思也并非是说中国的实力已经可以与美国平起平坐，而是描述全球化中中美两国各自的奇特经济角色：美国这个典型的“过度消费”大国需要大量“外供”，而中国这个典型的“超低消费”大国需要大量“外需”，于是双方便形成了“互补”。这与实力地位上双方是否旗鼓相当，完全不是一回事。

在危机前的泡沫时期，美国人从这种“互补”中得到了“高消费”，而中国从中得到“高增长”，但双方在各得其所的同时也已经有了牢骚：“超廉价的劳力、土地、资源付出，形不成有效进口需求，只换来巨额的‘绿纸’（账面美元）。中国人埋怨美国开动印钞机卷走了咱们的血汗，美国人埋怨中国廉价货砸了他们的饭碗，而一旦美元狂贬，美国完了，我们的血汗也白搭。”

危机一旦爆发，双方的抱怨立即升级。然而奇怪的是：双方的互相依赖似乎也明显升级：美国的消费窟窿越大，越希望中国增持美债，给他们填窟窿。而另一方面，中国的过剩危机越严重，越希望保住外需。于是一方面加强出口退税使产品更廉价，以适应美国因危机降低了的购买力，另一方面冻结劳动合同法，以降低生产成本维持“竞争力”，但消费不足却因此更难改变。

于是美国何以“高消费”、中国何以“低消费”便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笔者前曾指出：美国这些年来的“过度消费”现象既不能用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制度”，也不能用观念上的“西方文化”来解释，它表面上的原因是美元的透支功能，而深层的原因是民主制度下“反向尺蠖效应”形成的国民“自由福利双膨胀”带来的消费激励。

而中国的低消费率则可以用相反的原因来解释。

我们先从中国自身的历史上看。中国经济由于前述与美国相反的政治体制的作用，消费率相对于投资（含储蓄）率一直偏低。但是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投资的产出效率低下，而投资需求又比消费需求高。“低消费，高投资，低产出”的结果是消费虽低，产出却并不“过剩”，甚至还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下常见的短缺经济状态。但是转入市场经济后，投资产出效率提高，便逐渐转为“低消费，高投资，高产出”，出现了通常所讲的“过剩危机”的形成机制。然而这个机制的作用能发展到哪一步，却不仅仅取决于经济本身。

纵观最近几十年来中国消费率与“过剩”的发展变化，可以发现它除了与经济形势及经济体制的变化相关外，还与政治演变有着一般“纯经济学家”不大注意的有趣关联：

从1978年改革开始到1980年代的大部分时段，由于“文革”时期的严厉专制松弛，宽松气氛下禁欲主义消退而消费欲望复苏，同时经济市场化程度尚低，尚未形成经济过剩的机制。因此这时一方面延续着计划经济以来的短缺经济状态，另一方面居民消费率却比改革前大为提高，1981年达到52.5%的空前绝后水平。这个时期中国的外贸也一直是逆差，完全没有“外需拉动”的情形。

1987年，当时的青年学者王建提出“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这实际上就是后来的外向型出口拉动经济模式。但是当时中国“内需”正旺，王建为实现他的主张而提出的四项建议中的一项就是要求政府“控制国内消费水平上升速度”，以便腾出产能用于出口。这个建议被采纳。但是在1980年代末的政治宽松空气下，内需并不容易压抑，“控制”两年后消费率反而从49.89%微升到50.91%。

然而1989年后政治条件明显变化，消费率即从这年开始掉头向下，从1989年的 50.9%，连续5年急跌后，到1994年就跌到了43.5%。这个时期的市场化进程，在许多阶层（主要是弱势阶层）1989年后失去讨价还价能力的情况下明显加快，“原始积累”高歌猛进，几年前王建想压也压不下来的消费率，如今不用压就掉了下来，而且很快变得“拉”也拉不上去了。整个国民经济这时也历史性地由短缺转为过剩，而且过剩的程度发展很快，在1994年已经出现了过剩危机导致经济“硬着陆”的危险。

但是恰在这时“外需”大显身手，1994年人民币汇率大调整后中国外贸由逆差转为顺差，而且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地走向了“双顺差”大国。大量外需消化了过剩危机导致“硬着陆”的危险，保证了经济平稳发展，也使中国的增长模式具有了越来越明显的出口导向型特点。

1997年东亚经济危机后中国的出口面临压力，从此“拉动内需”之说响亮起来，到现在已经响了10多年。这个时期虽然拉动很吃力，但内需大体还能维持一个稳定水平，2000年居民消费率为46.4%，还略高于1994年。

2001年中国成功加入WTO后，“低人权优势”的巨大“竞争力”使中国在全球化中如鱼得水。经济进一步加速，“中国奇迹”更加耀眼，而经济的外向型特征也大大突出。外资潮水般进入，出口爆炸式增长，“双顺差”乃至“三顺差”（经常项目、资本项目连同“误差与遗漏”项）越来越突出。然而在这一切成就背后，居民消费占GDP的比率却前所未有地大幅下滑，从2000年的46.4%滑到了2006年的36.2%，2007年更跌到了35%的新低！很少消费的中国人把越来越多的产品送到世界市场，尤其是美国市场去换“绿纸”，到“全球海啸”时已经累积换了两万多个亿！“绿纸”不知放在哪里好，于是大买美国国债。中国成了美国在全球最大的债主，为填补美国“过度消费”的窟窿作出了最大贡献。

我们再来看看横向的比较：

应该指出，近几十年来走出口拉动型经济发展道路的国家不只中国，尤其在东亚、东南亚，高出口、高顺差、高外汇储备的现象在不少“新兴工业化地区”都是一个重要阶段。这些经济体在这个阶段的消费率也不高，但却远远没有低到今天中国那种程度。如日本在这个阶段最典型的1980年消费率为55％，韩国在1990的消费比例为52.3％，马来西亚1990年为51.8%，泰国1990年为56.6%，台湾1980年消费率也有51.5%。这些消费率都比如今的中国高了十几至二十个百分点。

还有印度，作为发展中大国，经常成为与中国比较的对象，但印度1980、1990与2002 年的居民消费率也分别达到72.1%、61.7%和64.9%。印度虽然并非高顺差的出口导向型国家，但在近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积累率也比较高，从 1980年代的20%左右，上升到2008财政年度的39%，在年经济增长率提高到9%的同时，居民消费率也从1980年代的70％80%降到2008年度的54%。可以说，高积累率推动高增长应该是合乎逻辑的，并非哪个国家独有的现象。但值得注意的是，印度也没有像中国那样过分。最近这些年来印度居民消费率虽处于历史低位，但仍比中国高得多，而它的经济增长率只比中国稍低一点儿。

最后，同样作为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前计划经济国家”，中东欧诸国（即所谓“新欧洲”国家）制造业也很发达，转轨后向西方出口制造品也有大幅度增长。但是这些在民主制下进行转轨的国家，与中国的明显不同在于它们的居民消费率提高得很快。反映在外贸上，就是中东欧转轨国家的出口明显增长的同时，它们的进口同样在增长，甚至增长得更快，以至于不时出现外贸赤字。由于转轨期民主制下一定程度上存在“工会吓跑投资者，农会赶走圈地客”的现象，欧盟也有劳工标准和福利门槛的要求，东欧并没有像“剧变”之初一些人预言的那样出现外资争相涌入、血汗工厂的廉价商品洪水般涌出，而国人却消费很少的“中国现象”。在市场与人权都“与国际接轨”的情况下，它们的GDP增长率没有中国高，但在世界上仍然属于高增长之列。而它们居民的消费水平、社会公平程度与社会保障都比我们强得多。当然它们的经济也有问题，然而却与我们相反（与美国倒有点类似）：它们的问题不是“内需不足”，而是“内需过度”。在全球化背景下它们也受到这次危机的感染，然而其表现也是西方式的，而不是中国式的。

总之，无论就中国经济几十年来的纵向分析看，还是就中国与其他国家及经济体的横向比较看，影响居民消费率的因素是多样的：经济发展模式选择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处于高增长阶段、经济体制由计划向市场的转轨，都会影响居民消费率的提高，还有些人说儒家文化有高储蓄传统，也会压低消费率。同时不言而喻的是，居民消费率也并非越高越好，处在上述几种因素影响下的国家消费率低一些是正常的。很多穷国与经济停滞国家积累率低下，一点点产出吃光了都不够，居民消费率显得奇高，这同样是一种病态。

但是无论如何，像我国如今这样奇低的居民消费率，无论与东亚、东南亚那些经济发展模式与我国类似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相比，与印度那样同处于高增长阶段的发展中大国相比，还是与“新欧洲”那些同样发生了经济转轨、并且增长率也很高的“前计划经济国家”相比，甚或与文化传统相似的韩国、台湾等东亚“儒家文化圈”中经济体相比，我国如今的居民消费率都要明显地低得多，在国际国内这都被认为是不正常。而且造成这种奇低消费率的原因、至少与上面提到的那些类似国家相比，不能用上面列举的那些因素来解释。显然，这只能与我国独特体制下“低人权优势”造成的尺蠖效应对居民消费率的抑制有关。

在这种情况下，“拉动内需”就不能仅仅在经济政策上做文章。最近陈志武教授指出：民主才能拉动内需。我以为这个说法很有道理。如果我们能够在“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这两个方向上不断取得进展，逐步改变如今这种依靠“低人权优势”展现“竞争力”、GDP增长虽然迅速但成果分享方面的缺陷却日益严重的状况，我们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内有凝聚力、外有感召力的大国。
]]> Wed, 10 Mar 2010 21:39:21 GMT
中国正在经历的转型总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因为正在发生的事情太多、太广，也太快，对于有兴趣研究人、理解社会的学者来说，这是个千载难逢的研究机会。还是以我们在前面谈到的“中国的钱为什么这么多”这个话题为例，我们看到由于商品交换的日益市场化、经济活动的进一步钱化、财富和未来收入的快速资本化，这些都使中国的钱和金融资本越来越多。

但是，除此之外，正在经历的中国社会结构与文化转型也在给中国带来很多钱。具体讲，就是原来许多通过亲情关系、友情关系所实现的隐性经济交易、隐性保险信贷投资交易，都逐步被显性的市场交易取而代之，被直接钱化、金融证券化了，其结果必然使中国的钱和收入大大增加，同时当然也对金融业的发展提出挑战。如果中国的金融业跟不上，在原来由亲情、友情实现的互助互惠式隐性金融交易被钱化之后，而如果替代性的显性金融保险、信贷、养老、投资产品又无法跟上，中国人在钱多的同时，可能反而对未来更感到不安，不仅使中国的内需无法增长，使中国经济增长继续依赖出口，也让中国人的幸福感下降。

靠亲情实现的隐性交易逐渐由市场取代

人类自古就难以以个体生存，人际经济交易、感情交换历来是人类得以存活的主要保障形式，必须通过彼此间的利益交换，特别是在不同时间、空间之间的人际利益交换，来最大化我们的生存概率，来让我们对未来的生活保障（包括养老）有安全感。但是，人际交易、尤其是跨时间或空间的人际交易必须以相互信任为前提，否则，交易的不安全使我们即使有需要，也不会去跟他人做不同时间之间的价值交换，不会去互相保险、互相借贷、互相养老、互相投资。

在市场规则、信用交易保障体系均不发达的社会里，人们主要依靠以血缘建立的家庭、家族为跨时空利益交易的场地，或者说家庭、家族就是隐性的内部金融市场。在传统中国社会里，血缘是这些族内、亲情内部利益交换的信用基础，而儒家“三纲五常”名分等级秩序便是信用交易的具体文化制度保障。 “孝”道文化是这种个人未来生活安全保障体系的另称。

“养子防老”，亲戚间“礼尚往来”，生老病死时的相互帮助，这些都是保险、养老、信贷、投资等的具体实现形式，“血浓于水”的信念是用以强化这种体系的信用基础的文化价值。这些当然都是不能称作“利益交换”的跨时空经济交易活动，是只能做但不能这样说的经济活动，因此，这些经济交易所创造的价值从来不能以货币单位计算，没有被“钱化”，自然没有记入GDP之中。家庭、家族之内的经济交易或者说“互相帮助”、“互相照顾”再多，这种价值交换由于没以钱来核算，人们自然不会感到“钱多了”。

不过，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文化价值观的变化，原来靠血缘、亲情实现的隐性金融交易正在由金融市场以显性金融交易的形式取而代之。原因有几个方面：第一，人口流动大大增加，在江西出生但到北京、上海、广州生活的人口比例越来越高，人口流动起来后，由血缘、家族提供的经济保障和养老互助功能越来越不可靠，正式的金融交易产品必须取而代之；第二，多年来所执行的独生子女政策也使单纯的家庭、家族养老互助体系无法胜任，特别是人均寿命的上升，使年轻的夫妻很容易要负责上两代12位老人的生活，因此，以血缘为基础的保障体系的效果越来越低；第三，在文化价值观上，中国人越来越追求个人自由和经济独立，把未来的生活保障尽量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通过各种金融品种的组合安排把未来各类经济需要事先设定好，以此最大化自己经济上的独立。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依赖金融市场，而不是只依赖家庭、家族达到保障未来生活的目的，这当然也使中国的市场交易额大大增加，钱自然也多了。

就以中国的保险业为例，寿险、财产险、人身险、意外事故险、健康险等各类保费的总额，在2006年底为2万亿元，到2007年5月底大约是2.5万亿元，5个月增长25%。也就是说，如果是在传统中国社会里，这些保险品种都会以人格化的形式在家庭、家族以及朋友网络间实现了，隐性地实现了，那么，这2.5万亿元金融资产就不会在中国经济中出现，全社会的金融资本供给量就会少2.5万亿元，保险业的公司收入和从业者的收入也不会有，中国的钱量当然也会少许多。换言之，正是由于这些保险功能已逐步走出血缘、走出友情，由保险行业取代，中国的金融资产多了2.5万亿元，中国的货币收入也因此增加了许多。

信贷行业、养老行业、基金行业、证券行业的增长，也部分得益于由传统家庭家族实现的隐形金融交易正在被逐步显性化。也正由于这些经济利益交易功能会进一步走出血缘网络，中国的各类金融业今后必然会更快发展。与此同时，钱的供应量就必然要更快增加，今后的钱只会更多。

]]> Wed, 10 Mar 2010 21:39:21 GMT
旅客先是感到暂时的困惑，然后觉得着急，第三步终于变得焦虑。到了焦虑阶段，他们就开始主动去询问，然而即便你主动去问，也问不出个所以然来。然后到了第四阶段，就出现了与和谐社会截然相反的现象：双方吵起来，甚至打起来了。在过去的几年中间，这样的报道已经出现了好多次。

目击这种情况，我一开始感到不可思议，为什么机场在关键时刻不吭声呢?这种行为方式和国际惯例完全不同。稍微好点的机场，如果飞机晚点，往往在预定登机的时间之前半小时就开始广播。这也很简单。该登机的时候不能登机，你一定是要一个解释。或者是工作人员拿个喇叭出来讲，或者在登机口挂一个牌子，有的时候是显示在电子屏幕上，解释延误的原因，到底是天气不好还是飞机晚到，或者是机械原因，还是飞机调度问题。服务更好一点的话，还要通告大概会延误多长时间。

一个明确的信息能有效缓解乘客的焦虑，消弥冲突。为什么我们的机场就做不到呢?我考虑这个问题好几年，终于得到了结论。中国的机场的作风是从哪儿学来的?他们是从政府官员那儿学来的。许多政府官员处置突发事件的时候，最习以为常的方式就是不吭声，不披露消息，不提供解释。人跟动物最大的区别之一是人必须依靠信息来行动。人必须通过信息来互动。你不给他信息，就会造成非常紧张的和激化的互动方式。因为他们不吭声，许多本来不大的事件，最后酿成了大的冲突。

有些官员大概以为，只要不吭声，事情就可以瞒过去了。但是他没有想到，这种方式在20世纪初差不多还能管用，到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早已经不行了。从20世纪的后半叶开始，政治学界开始研究“良治”(GoodGovern ance)，良好的公共行政治理有很多标准，但“透明度”一定会排在前三位之中。透明度就是政府要在足够早的时候发布信息。不仅要发布，而且要解释;不仅要及时，并且要保真。

不论年龄大小，教育水平高低，公众都有吸收信息、理解信息和使用信息的基本能力。如果政府不能及时给出真实的信息，就在鼓励人们相信最坏的信息。所以会有谣言。任何一个地方谣言盛行，责任不在民间，而在控制信息的官员和机构。

每年中国都要发生数万起大小************************，乃至于暴力事件，其中相当一部分可以在早期化解掉。为了小矛盾不要变大，“文的矛盾”不要变成“武的冲突”，“武的冲突”不要引发成“流血的暴力”，最重要的事就是尽早披露真实的信息。

2008年中国通过了《信息公开条例》，但到目前为止，这个法规并没有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因为要让这个法规行之有效，需要另外两个环节的配合。第一，任何一个公民或者机构要求政府公开信息，如果政府拒绝公开或者有意误导，必须加以追究和惩罚。没有这个环节，这个法律就只是没有牙的老虎，咬不到任何人。第二，如果政府机构没有能力在第一时间里发布信息，他们就不应该垄断信息传播和发布的渠道。既然政府无力发布真相，就必须允许民间的信息渠道发挥替代作用，不然就无法保障公民的知情权。


政府拒绝发布信息，同时垄断发布信息的渠道，就为社会矛盾激化和暴力准备好了最好的条件。1950年代的时候，著名的经济学家米达尔曾对苏联的高级官员说，权力的垄断和资本的垄断一样可怕和有害;甚至更可怕，更有害。SARS 之后，我曾经讲过一句话，在21世纪，信息的垄断造成的可怕和有害的后果是资本垄断和权力垄断的相加。因为信息是资本和权力运作的要素和基础。

回头来看，中国机场里之所以频频发生冲突，不正是因为那些掌握了信息的人，有意无意地把信息当作自己的垄断资源吗?
]]> Wed, 10 Mar 2010 21:39:21 GMT
我们的文明发展虽有别于西方文明发展模式，但从中国历史来看，“士”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就一直担当着这种社会公共道德利益的代表角色。中国古代的读书人或知识分子也似乎从来没有间断过对政治理想的设计和对现行治理的评议。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们，各陈其说，为当时的国家管理和社会治理描绘了一幅幅蓝图，那是何等蔚为大观的人文化景象啊。再比如后来的魏晋风骨之类的清议之风，品评人物，评议时事，以无形的公共道德力量，制衡着有形的现实治理。

今天的高校，知识人云集，因此在更大程度上担负着这种责任。遗憾的是，近年来，高校腐败事件接连不断，既有权力腐败，也有学术腐败，凡此种种，都让人不无痛心地看到高校与世俗浊流的某种同步。

高校腐败之所以备受关注，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学校是教化人的地方，老师则是为人师表，肩负社会道德示范重任。高校腐败与这种社会心理认同的巨大落差，使得高校腐败关注度高。这其实是社会对高校的道德认同与道德期待的缘故。

高校当然也会出现腐败。但如果仅以社会普遍意义上的法度来描述高校的腐败现象显然是不够的。因为高校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知识分子群体，某种意义上也代表着社会公共道德利益的守持与校准，因此，高校的腐败从反面表明了当下知识分子的一种道德上的自我放弃。

这种放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个人层面的道德放弃，即个人的道德滑落导致触犯了法纪；二是社会层面的道德义务放弃，即知识分子在社会公共道德利益担当上的自我放逐与不作为。前者更多的是“公共人”的特性，后者则是“知识人”的特性，这也是高校的不同所在。而于“知识人”而言，这种角色的完美实现，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知识分子在公共道德利益上的自我担当。


前几天，有人在谈到中国的“诺贝尔奖焦虑”时，与“大学的腐败”一起并论，认为“官场文化与市场文化在国内大学甚嚣尘上，学术文化反而退避三舍”，导致了今日之中国高校多急功近利，难得有人潜心学术，更鲜于有人会围绕某个课题穷究几十年了。大学这种学术精神的失落系无缘诺奖的要因之一。这个立论未必没有道理。

高校被誉之以“象牙塔”，据说是取其纯洁之意。但以今日高校之腐败频发观，因其变身“蛀虫塔”而正一步步走向倒掉，究其根源，即是“知识人”的自我堕落。这种堕落，于个人及家庭而言固然是悲剧，从更大的层面而言同样是悲剧，因为它表明知识分子在现代文明进程中的角色缺失，而这种缺失，对于社会公共道德利益守护无疑也是不小的损坏。若此，我们又怎么能够仅仅因高校腐败分子被抓就只感到“大快人心”，欢欣鼓舞呢？
]]> Wed, 10 Mar 2010 21:39:21 GMT
先放下市场建设这样的大事不说，仅从企业的微观个体角度来看，进入创业板的意义也不首先在于融得资金。要融资，我们有很多方式，比如银行贷款、债券发行等，过程可能要比挤进创业板容易得多。但一定有人会笑我：负债融资除了要还本金外，还得偿还利息，用股权融资什么都不用还，何乐而不为？我相信持有这样观点的人绝不在少数，但把股权融资视为企业融资最优方式的理解的确是错了。

在发达国家，企业上市实际上是件“挺危险”的事，因为从上市那一刻起，企业便是投资者共同的企业了，必须接受一部分所有者转换立场的可能性，也就是出售手中的股权，而一旦出售股权达到一定数量，企业所有权结构就有可能大变，直至企业被他人控制。如果出现这种易主的局面，上市得到的那点钱如何能抵补失去企业的损失呢？这种允许企业通过股权交易控制其他企业的市场制度叫“恶意抢购”，名称虽难听了些，但对于市场的完善和企业发展史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我国至今还没有这样的市场制度安排，也不强制上市公司分红，上市企业易主风险几乎不存在，所以，很多企业认为只要上了市，弄到钱，就可万事大吉，其实这仍是错误的认识。当前没有恶意抢购制度，不等于今后永远没有，一旦实施这种制度，那些虽然上市但价值已严重贬值的企业该如何生存呢？我们甚至可以说，与当初圈到的那点钱相比，丧失企业控制权太得不偿失了。就算我们把恶意抢购制度也放在一边，上市后的权益价值下降不也是所有者的损失了吗？

在现代金融理论看来，企业的经营目标就是追求市值最大化，无论什么样的行为，只要不合于这个目标就都是非理性的，这与眼下的利益有多大没有关系。因此，能力低下、没有把握的企业不应该盲目追求上市，因为这可能大大弱化企业的价值，从而面临被收购的风险；而有能力、有把握的企业则一定要追求上市，因为市场不仅会对企业的固有资产给予合理的定价，更重要的是它还能把企业原先不能被交易的价值市场化，转化成可交易的资产，从而增加企业所有者的资产价值，这才是企业追求上市的根本动因所在。

同样出自现代金融理论，资本市场建设的目的，不应该仅仅是为企业提供融资渠道那样狭隘。我在讲授“金融市场”这门课时，总会遇到这样的尴尬：每每当我告诉学生们股票市场的首要职能不是为上市公司提供融资时，学生们总会捧着各种版本的国内教科书向我质疑，看来要改变某种传统的错误认识有多难。在我看来，资本市场的首要职能应该是通过资产交易来传播、处理、分化各种信息，使得各个层面的参与者（包括宏观的决策者、微观的企业经营者和投资者）了解市场变化，表达个人意见，最根本的目的是提供经济体的效率（包括资源配置效率和产出效率）。这岂不比狭隘的融资重要得多？


有人认为，创业板就是为那些暂时不能满足沪深两市上市要求但又具备良好预期的企业“创业”之用的，想到了创业，自然想到创业之初的艰难，尤其是资金上的艰难，于是把创业板看成这类企业融资的场所看起来再合理不过了。但正如前面所说，市场的首要职能不是为某些人融资的。更何况，“不是资金的来源决定项目的价值，而是项目的价值决定资金的来源”，真正具备良好市场预期的企业，不会在融资上有太多困难，而在融资上需要某种特殊关照的企业，很难断定它将来会有市场前景，因为缺少市场的检验。

创业板是中国资本市场完善的必要组成部分，但不是某些市场的替代品。要想把中国的创业板建设成纳斯达克式的资本市场，我们首先要做的，是认真研究纳斯达克的市场制度和进化逻辑，而不是在形式上简单地模仿，却全然忽视人家在市场制度建设上的不断完善。对于中国的企业而言，在决定进入这个新兴市场之前，首先得考虑一下对企业未来的发展是否确有益处。切不可把创业板建设成误导中国企业的风向标，如果我们真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创业板的开幕必然成为中国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的里程碑。
]]> Wed, 10 Mar 2010 21:39:21 GMT
只是有一个问题长久以来一直让我十分困惑：照理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外来文化影响日巨，来自西方世界的基督教应该在中国也是传播越来越广、越来越深。但我好像从来没有目睹过这种情况的真实发生，身边所能观察到的似乎正相反。

我的中学和大学本科加在一起10年，恰好覆盖了整个20世纪80年代。众所周知，那是一个国门尘封已久后重新打开、思想异常活跃的启蒙年代。记得那个时候，特别是高中那几年，我和几个要好的同学经常在礼拜天跑去著名的国际礼拜堂（那是上海最大的新教教堂）听唱诗、听礼拜。说句老实话，那时只有十六七岁的我们踏进庄严肃穆的教堂，根本无暇仔细想牧师讲的那些，完全是好奇心驱使。因为在那些岁月，外墙上爬满常春藤的教堂是与“外国人”、“洋派”十分自然地联系在一起的。

我和我那些少时赶时髦的伙伴在成年以后几乎没有一个成为耶稣基督的信徒，其中不乏在西方国家留过学或长期生活过的。相反，在我的朋友圈子里，每当谈起佛教，总是应者如云，他们中有不少在佛学教义和佛教历史方面甚至达到了相当的造诣。而且，就我所看到的，在上海，基督教的影响力或许的确在增加，但它的速度和广度肯定是远远比不上佛教的复兴的。这种现象一度使我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力量充满了热忱的期待——试想一下，像我们这样受过西方教育的典型的“白领”阶层，像上海这样一个中国最西化的城市，最终对本土菩萨的兴趣都远远超过外来的“洋菩萨”，中国其他地方的其他人就更可想而知了。

但随着以后我对中国社会更深入的了解，这种乐观的文化优越感被证明只是一种以我为主的片面看法而已。我越来越发现，今天中国的信仰状况正呈现出一种与近代“西风东渐”之初截然相反的态势，即佛教、儒学在沿海发达地区和知识、收入水平相对较高的所谓“精英群体”中有强劲复兴之势；而来自西方世界的基督教却反而在内陆欠发达地区和知识、收入水平较低的所谓“低层群体”中迅速传播，尤其是在中国北方农村，更可谓星火燎原。即使在上海，信众筹资新建的教堂也大半在郊县农村地区，这无疑说明耶稣和圣母在那里比在经济更发达的市区更有市场。

后来我还了解到，不仅中国大陆如此，就连台湾也有相似的情况。今年“8？8”水灾过后，民进党人士邀请达赖喇嘛入台做法事，有反对者就指出，且不说台湾根本没有藏传密宗信徒，在受灾最严重的中部山区原住民聚居区，当地老百姓大多信的是天主教，而非台湾一般大城市流传最广的佛教禅宗。

乍看起来，这实在是一种难以理解的奇怪现象。从明朝上半叶第一代耶稣会教士进入中国传教开始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甚至直到我少年时的20世纪80年代，基督教为数不多的中国信众从来都局限在沿海大城市、接受过西方文化熏染的一小撮社会高端人群中：早期是像徐光启这样的接受了新思想的传统士大夫，后来是宋家（宋子文、宋美龄）这样西方背景浓厚的大官僚大资本家，直至改革开放后那些令上海小市民艳羡的“有海外关系”的“老克勒”们……总之，博爱的耶稣和圣母与中国的广大人民大众几无任何缘分。我记得大约一年前，在从“文怀沙事件”引发开的关于传统儒学前途的讨论中，一位与我同时代的北京传媒人还以自己在山东老家的亲身经历信心十足地向我阐述过这样一种观点：只要有乡村生活在，儒家思想文化的根就一直在。

然而眼前的这个景象又如何解释呢？

我觉得原因可能是这样的：首先，从历史上看，不论是一种外来文化传入（如东汉到南北朝时的佛教和100年前的西方思想），还是某种传统文化复兴（如两宋时期的理学），第一批先知先觉者总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和社会各领域的精英分子。对这个时代的中国来说，或许最新的文化潮流已不是面朝“西方”，而是回向“传统”。因而，当代中国城市的所谓“精英”或白领阶层今天热衷烧香拜佛，与他们的少数前辈在百年前接受洗礼，本质上是一回事。就个体而论，就拿我和我那个大多受过高等教育的朋友圈子来看，我们普遍对佛教的兴趣和热情超过基督教，除了有一定的传统熏陶因素外，更多地是因为我们感觉佛学浩瀚深邃的思想远比基督教神学对我们的智力更有不可抗拒的磁力，更合我们的胃口。

进而言之，可能正因为这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发达地区城市里佛教寺庙的香火日益旺盛。来自西方的基督教自觉难以在这些地区同佛教竞争，迫使它们转而到中国的农村和不发达地区去开辟新的“应许之地”，争取新的上帝选民。而从基督教和佛教这两种差异极大的宗教本身的性质来看，前者在传播教义方面的热忱、进取心和执着程度历来就是强于后者的。从另一个角度看，当下中国农村的经济政治状况也的确为各种宗教——尤其是基督教这种不断强调人的罪恶性的一神信仰——准备好了丰硕的土壤。此外，对于智识程度相对比较低的农村人口（特别是农村妇女），基督教的“赎罪—拯救”观念显然要比佛教的“空性—解脱”论浅显和容易理解得多。

行文至此，我必须作一个严肃的声明：我只是试图根据我的观察和思考来解释一些社会现象，绝无抬高或贬低某种宗教信仰的意图。况且我本人也只是一个佛教学术的一知半解的爱好者而已，根本算不上真正的佛教信徒。在我眼里，包括伊斯兰教在内的世界现存三大宗教都是人类文明的伟大遗产，都值得一视同仁的维护和研究。更全面、深入、细致地了解来自西方的基督教精神，对于正处在制度和文化双重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来说，将是受益无穷的。

我最感兴趣的一个问题其实在于，如果这种趋势能够继续维持下去，比方说持续一代人的时间（20-30年）以上，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基督教毕竟是一种西方文化，它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许多格格不入的地方；更重要的是，构成现代西方社会制度的许多基本理念，正是深深植根于这一古老信仰之中，相信它在中国社会——特别是下层社会——的长期有效传播，必定会对未来的中国社会文化产生无比深远的影响，就像一千多年前佛教的引进一样。一个颇有意思的假设是：“五四”时期那些不遗余力倡导“全盘西化”的新文化先驱们看到今天这种态势，不知道又会作何感想？或许正是过去一个世纪里对传统文化的义无返顾的破坏，才为今天西方宗教进入中国基层社会打开了便利之门。当然，假如基督教最终能够真正在中国社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那它也一定不再会是西方本原的那种纯正的基督教，而必然是经过“中国化”了的基督教，就像中国化了的佛教与印度佛教并不是同一事物一样。不然，它就注定只会是昙花一现，终归湮灭于历史之中。
]]> Wed, 10 Mar 2010 21:39:21 GMT
这些广泛而又热烈的讨论，恰恰证明中国正处在一个多元的社会。盲目崇拜大师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人们从不同的角度抒发自己的情怀，缅怀这位科学巨人。

钱学森先生年轻时代虽然战乱频仍，但由于生活在学术气氛浓厚的校园，自身并没有受到磨难。在异国他乡求学期间，由于天赋异禀，成绩优异，所以很受器重，成为美国政府军事计划的参与者。按照常人的生活轨迹，他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单纯的科学家。可是，看到祖国惨遭蹂躏，他毅然决然地回到自己的祖国，并且找到了施展才华的平台。这是他的幸运，也是共和国的幸运。

作为一个科学家，他的成功具有多重因素。但在我看来，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他独特的思维方式。他的每一项科学研究计划都具有前瞻性。而恰恰是这种独一无二的超前思维，使他赢得了身后名。回到祖国之后，面临科学沙漠，他从培养科学人才开始，逐渐地聚集了一批对科学具有浓厚兴趣的学者。正是依靠这些理想主义者，在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开始了世界上最尖端武器的研制工作。每当科学研究面临困难，他总是能从大处着手及时地化解危机。根据火箭研发团队成员回忆，在火箭点火升空的瞬间，出现了巨大的“扰动”。不少人认为这将影响火箭发射，甚至会出现重大失误。可是，钱学森大胆决策，按期发射。事后证明这是一个非常勇敢也是非常正确的决定。换句话说，他和那些谨小慎微的科学家不同，在学术面前充满自信。他对自己所涉及领域的发展方向，具有一种近乎本能的判断力。正是这种力量，使得他能始终处在科学的前沿，并且无往而不胜。

钱学森的成功，不仅仅是举重若轻，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也不仅仅是专注于战略思维，而把大量的研究工作留给后人。他不仅确立了远大目标，而且建立了实现战略目标的科学系统，并且依靠制度驱动系统前行。他是一个战略大师，是一个系统专家，是一个标准的制定者，也是一个充满组织智慧的伟大学者。

缅怀这样一个科学大师，我们不能不对当今中国大师的泛滥表示忧虑。所谓大师，不仅仅具有百科全书般的知识，他还应该为学科的发展指明方向，为学术研究找到新的方法。从这个角度来看，恰恰是那些被公众所批评的学者，才有资格被称之为大师，而那些被自己的学生簇拥，在学术讲坛上呼风唤雨的所谓专家教授，只不过是一群碌碌无为的应声虫而已。

中国正处在历史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矛盾纷繁复杂。科学家应该善于从不同的角度，分析社会矛盾，并且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今天的大师应该像钱学森那样，面对棘手问题，不仅能找到突围的方式，而且善于整合资源，以集成的方式化被动为主动。现在，绝大多数中国学者既缺乏宏观战略眼光，同时又缺乏系统集成的思想，他们只不过是在各自的领域盲人摸象罢了。

怀念这样一位科学的领导人，实际上是在怀念一个时代，一个把科学当作唯一追求的目标，无论外部条件多么艰苦，矢志不移，努力奋斗的科学工作者。回过头来看一看现在的学者，他们很善于把自己的无能归咎于社会，为自己的急功近利寻找各种借口。他们拥有世界上最好的科研条件，他们掌握着世界最多的科研经费，他们像政治家一样在世界各地来回奔波，可是，他们从来都不曾想到，自己应该拥有一张平静的书桌。他们面对公众强烈质疑，不是反躬自问，而是争取更好的待遇。部分教育科研领导者受到这些科学家们的蛊惑，匆匆忙忙制定了各种各样规模庞大的科学研究计划，把大笔的经费交给这些碌碌无为的科学家。现在中国少数人拥有绝大多数的科研经费，这些人就像企业的老板一样，通过批发项目，成为科学研究领域的新贵。甚至还有一些科学研究项目的负责人，利用科研经费买官卖官。他们把科学研究当作敲门砖，在社会上招摇撞骗。这样的科学工作者能够带领中国走出科学的沼泽吗？


钱学森的精神遗产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高瞻远瞩；在政治的漩涡中闲庭信步；在物质利诱之下不动声色；在喧嚣的社会耐得住寂寞。假如我们只是看到他在科学领域的丰功伟绩，或者看到他在政治困难时期左右逢源，而没有看到他淡泊名利，报效祖国的热忱，以及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所表现出来的冷静，那么，就无法真正了解他的内心世界，也无法把他的精神当作遗产继承。

当代中国的学者，最缺少的就是反求诸己的精神。中国学者在批判他人的同时，缺乏最起码的反省意识。他们总是希望得到别人的理解和支持，但是，他们从来都不理解他人或者社会。这是一群在特殊的历史年代被抛弃之后、在改革开放时期重新被寄予厚望的群体所表现出来的焦躁形态。假如不能深刻地批判自己，那么，就无法真正理解钱学森，也无法取得他那样的成就。
]]> Wed, 10 Mar 2010 21:39:21 GMT 　　2008年，针对当年金鸡百花奖的关注度，《中国青年报》的调查结果显示，有97.4%的人称自己没有投票。有77%的人是因为“不感兴趣”，有68.3%的人认为如今的百花奖评选代表不了观众的心声，多数人看颁奖直播，只是为了看看喜欢的明星。更惨的是，2004金鸡百花奖组委会透露，在当年发出的900万张选票中，仅回收了30万张有效选票。


观众没听过、没看过的“优秀电影”

  你看过电影《沂蒙六姐妹》吗？相信多数人的答案是没有。不过，这并不妨碍它获得今年华表奖的优秀电影奖。还有更多你不熟悉的名字，《突发事件》、《铁人》、《大河》、《袁隆平》、《我的左手》、《八月一日》，他们都被提名为优秀影片。此外，号称完全代表民间立场、奖项皆由民众投票决定的百花奖也让人大跌眼镜。2008年，评委将优秀影片第一名颁给了名不见经传的《隐形的翅膀》，引来一片质疑，这部根本没有几家影院放映的片子，何以战胜了口碑、票房都不俗的《疯狂的石头》、《投名状》和《长江七号》？另外，在《集结号》中只出现了十分钟的汤嬿更成为了最佳女主角的候选人。更离谱的是，2000年的百花奖在入围截至时，竟然有四分之一的影片尚未与观众见面。

评奖皆大欢喜，“双黄蛋”满天飞

  原则上，评奖当然应该选出最好的，但中国电影奖却染上了吃大锅饭的习气。2007年的金鸡奖，最佳导演和影后均有两人同时获奖，而金鸡奖从第一届开始就有产“双黄蛋”的传统，最佳故事片有7届由两部影片同时获得，而2000年的最佳故事片，竟由三部影片同时获得，《我的父亲母亲》、《生死抉择》、《横空出世》，绝对是举世罕见。


  而华表奖更要将大锅饭吃到底，在今年的评选结果中，优秀导演、优秀编剧、优秀男女演员均由两人同时获得，优秀影片更是多部电影同时获奖。相关负责人对此的解释是：“华表奖只是政府对电影的一种鼓励，不是竞争性的。”但更多的人却质疑：华表奖此举无非是在搞内部平衡，照顾更多人的商业和政治利益。

导演成了“评委专业户”

  在某届长春国际电影节中，出现了参选人兼任评委的现象。当时有记者向主办方质疑：“郑洞天执导的影片《刘天华》参加了比赛，而郑洞天及该片的作曲章绍同同时担任电影节的评委。这种做法是不合国际惯例的。这是否会影响评奖的公平与公正？”

  除了这种完全不尊重程序与规则的做法，评委小圈子化也是一个突出现象，尤其是在一些专业性的评审当中，评委往往是固定的相关部门的一些官员。而导演王兴东就直言不讳地批评：现在有些导演简直成了评委专业户，有的人连续5年担任评委，自己却好几年都没出过一部作品，他就靠当评委生活，简直就是寄生虫！

评选过程不透明，难逃“内定”嫌疑

  中国电影奖大概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政府奖，如华表奖；二是专业奖、如金鸡奖、上海电影节；三是像百花奖这样的观众奖。众多奖项往往难逃“暗箱操作”、“内定”的质疑。华表奖姑且不论，后两种类型的评奖也难以让人理解，比如金鸡奖，这是一个行业内的奖项，照理说其评委就应该是行业内的精英，但金鸡奖的评委实际上也有很多是政府官员，以及很多年都不拍电影的老电影艺术家，近年活跃的中青年导演或理论家少之又少，这种评委结构很难称得上是专业。且由于评委选拔的不公开，导致近年贿选丑闻频频见诸报端。

  百花奖也是如此，从2007年开始，为了体现民众参与，组委会通过抽签等方式从观众中选拔了101名评审，再由他们决定奖项归属。但这些评委是怎样投票的，是否受到了压力，公众仍然无从知晓。


很多电影都是“政绩电影”

  电影奖不受老百姓待见的另一原因，是很多影片都是为了获奖而拍的“政绩电影”，根本不在乎有没有人看。老百姓既然看不到，自然就不会关心了。比如今年获华表奖优秀影片的《铁人》，是一部介绍王进喜事迹的主旋律影片，这部电影最初只打算由各地工会组织观看，************************。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钟大丰回忆，他的一个学生在5月1日前后要看《铁人》，结果跑遍了北京主要的电影院，要么没有，要么是单位包场不对外售票。

  南京电影制片厂副厂长郭晓伟举例说，有个电影厂拍了一部“贺岁片”，但放了几天就因上座率太低给撤下来了。这部片子由上级主管部门出资，共投入550万元，结果票房只有10万元。这样亏本的买卖为什么年年都在做呢？因为按照该厂上级领导的要求，这部片子只要能获奖，投资的钱就不用还了。后来该厂拍摄的影片拿了个当年的金鸡最佳男演员奖，所以550万投资也就无人追究了。

垄断导致了观众审美疲劳

  电影奖备受冷落，根本原因还是参赛影片不具吸引力。电影市场化改革后，我国形成了几家集发行、制作为一体的大型电影集团，开启了国产电影的大片时代。但急功近利的心态，使得国产大片毫无精神内涵可言，类型单一且只追求华丽的视听效果。更让业界不满的是，他们利用自己控制的电影院线，垄断了电影的放映，排斥其它影片在同一时间上映，如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上映时，便与国内各数字院线签订协议，致使如《伤城》、《三峡好人》、《大电影》无法登录数字影院，而数字影院恰恰是中小制作的主要发行渠道，因为数字拷贝远比胶片拷贝便宜。

  更有甚者，一些大片利用行政手段干扰市场竞争，导演贾樟柯在接受采访时就曾表示：“今天商业大片在中国的操作，是以破坏我们需要遵守的那些社会基本原则来达到的，比如说平等的原则，包括它对院线时空的垄断，它跟行政权力的结合，它对公共资源的占用。中央电视台从一套开始，新闻联播都在播出这样的新闻，说某某要上片了。” 然而就是这些电影，往往还是各种电影奖上的香饽饽，评来评去都是那几部，观众对此的腻味可想而知。


结束语
  每一年，中国各地举行的电影评奖无数，但至今却没有一个奖项的公信力能与台湾金马奖、香港金像奖相比，其关注度也因公信力的缺失等诸多因素而逐年下降。人们时常讨论的奖项是奥斯卡、金球奖，甚至是近年来崛起的韩国大钟奖。当部分电影人还在“自我陶醉”之时，观众早已抛弃了他们。]]> Wed, 10 Mar 2010 21:39:21 GMT
全国城管执法局长联席会议一说话总是要振聋发聩。2008年1月，联席会议针对天门城管打死人事件发表倡议，称“坚决反对打骂管理对象”。当年4月，联席会议又对南京城管殴打市民事件表示了“震惊”和谴责。在此前后，联席会议执行会长还提出了城管分为“鹰派”和“鸽派”的独特理论。惹得评论人郭光东为城管赋颂歌一首：“你是鹰，你是鸽，你是惟一的城管。我只怕你，you are my super star……”

不难看出，全国城管执法局长联席会议在事关城管的问题上，已经宛然成为一言九鼎的代言人和运筹帷幄的协调者。此次站出来指责媒体“误读”《条例》，不过是这种影响力和地位的又一次体现而已。然而，对城管的历史与现状稍有研究的人都知道，城管机构并没有“上级主管部门”的说法。那么，这个据说因为酷似“参谋长联席会议”，以至于屡屡雷倒网友的全国性“局长联席会议”到底有着怎样的背景和来头呢？

在其官方网站上，全国城管执法局长联席会议这样描述自己：不隶属任何部门，不是社会团体，也不是组织机构，而是城管执法局长自愿发起、自由参与的会议交流机制。原来，作出震惊、谴责、指责等一系列让人眼花缭乱的动作的，不是社团不是机构，只是一个“机制”。“哥吃的不是面，是寂寞”，也不过吊诡如此。

事实上，早在2008年4月，《新民晚报》就质疑过全国城管执法局长联席会议的行政合法性和权威性。作者魏英杰在其文章中指出，作为全国城管局长的一个“会议交流机制”，其秘书处的日常事务却委托给一家叫作“北京中城国建咨询有限公司”的企业承办，而且其成员单位将自动成为香港中国城市国际协会会员，这一切不能不让人费解。

其实，这个非社团、非机构的“机制”所从事的“实务”更加让人瞠目结舌。同样是在2008年4月，这个联席会议通过了包括帽徽、臂章之类在内的“城管执法统一形象视觉识别系统”，甚至细化到国务院、省批准的城管机构使用何种标志，其他下属分支机构使用何种标志。而这些图案的版权，又被这个“机制”特许给一些企业使用。凡此种种，给人的印象是它在堂而皇之地行使权力，并有着自己的利益追求。

面对《新民晚报》的质疑，这个善于适时发表看法的联席会议至今没有作出任何公开回应。名已不正，言又岂能顺？一个不隶属任何部门、不作为社会团体登记的说不清的机构，却要代表“全国城管”就一项法规的制定慷慨陈词，岂不让人先惊讶而后发笑？让人发笑的不仅仅是身份问题，还有接近于外行的实质性内容。

代表“全国城管”把《条例》修订的本质意义归纳为“增加工商规费收入”，估计会引来“全国工商”的反驳。所谓“替工商背黑锅”的说法，更是对城管性质缺乏基本的了解。城管是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产物，它从工商部门接过的就是无照商贩处罚权。现在它要求工商部门去处罚无照商贩，自己却伸手向工商索要经营区域的行政许可权，实在是逻辑混乱的扩权思维。于一部法规而言，这算不得合理的建议。 (本文来源：潇湘晨报 ) 

]]> Wed, 10 Mar 2010 21:39:21 GMT
消息一经披露，立即引起了舆论的广泛瞩目。这不但是因为消息出自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之口，还因为该消息涉及一个计划投资80多亿美元、预计每年炼油量达1500万吨的大型石化项目的生死去留。

不过，耐人寻味的是，与两年前厦门人通过“散步”等方式施加压力，迫使PX项目迁出厦门，整个过程在网络和媒体上产生了很大的动静有所不同，汪洋书记所称南沙石化项目受到“百姓、人大代表和专家反对”，在舆论上并未有明显的反映。相反，搜罗一下此前的媒体报道，既有“广州市长明确表态支持南沙石化项目”、“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在广东建炼油厂是适宜的”，也有“广东海洋部门力挺南沙石化，称经济应向海洋进军”、“专家论证南沙石化项目建设，称不会影响周边环境”，几乎全都是有关方面坚决支持南沙石化项目的声音……

上述报道与汪洋书记称该项目受到“百姓、人大代表和专家反对”，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很显然，“百姓、人大代表和专家反对”南沙石化项目的意见是一直存在的，但因为各种限制，不能客观、全面地在媒体上体现出来。

南沙石化项目从立项、获得“广泛支持”到正式下马，颇有点儿像一个贪官的命运轨迹。贪官们在台上为政执事之时，虽然坊间已经流传着他们贪赃枉法、腐化堕落的小道消息，甚至针对他们的举报信已经如雪片般飞向上级纪检部门，但在媒体上却仍然只能看到他们做报告大唱反腐倡廉高调的新闻。

结果，突然有一天，这些贪官中箭落马了，人们才意识到，此前媒体上关于他们的那些正面宣传是多么单一浅薄，多么乏味可笑。假如从一开始，新闻媒体、社会舆论能够对官员进行公开批评和严格监督，贪官们又何至于一条道走到黑，最后沦落到可耻而可悲的下场呢？ (本文来源：长江商报 )
]]> Wed, 10 Mar 2010 21:39:21 GMT
办案人员被问责，是近几年来陆续发生的“网文诽谤案”中极少有的。我尚未完全搜索资料，印象中这还是第一次有人因错办诽谤案而被问责。

有人可能会说这是“问责规定”颁行以后产生的变化。然而，我知道“错案追究制”早已有之，办案机关为何在明显出现错案以后未曾问责，而只是道歉了事，甚至连出来道歉的人都没有？岂止是有的诽谤错案无所谓道歉，还有的是把公民监督官员或者党政机关的所谓“网文诽谤案”错案错办，给人戴定罪名。

相比之下，山东“曹县帖案”的错案问责，虽然还难说是否可称“严肃处理”，至少还是表示了这样的一些意思：错抓不能一放了之，办案机关工作人员也不能以“服从命令”为避责理由。错案审批人要承担责任，负责案件审核的人要为没有依法办事的行为承担责任，主持办案的人也不能说自己只是公事公办，而要为其“服从命令而不坚持法律”的行为承担责任。

山东“曹县帖案”，公民段磊因发帖失去自由4个多月，案件审批人被记大过一次，其他人员受警戒一次。我并不认为办错案的人必须也被关押相同的时间，才能表示“问责到位”，但公民过于容易失去自由，办案机关与人员责任太轻，显然是不对等的，也很难让办案机关和人员真正谨慎对待公民的正当权利。

错案追究制，其实也容易成为一种奇怪的制度。或许，其初衷在于预防错案的发生，使办案机关和办案人员因惮于追究责任而严格依法，而实际上，它也可能使相应机关和人员因避免被追究责任，于是择错而顽。

近年来不断发生“网文诽谤案”。公民因发文监督党政官员或党政机关被追究诽谤，是非常奇怪的事情。公民除了网络，是否有任何其他监督官员和党政机关的公开渠道，这是一个问题，如果除了网络发文，公民没有其他公开监督的渠道，那么打击诽谤就缺乏道义基础。另外，公民监督，并不需要具备完全的事实准确性，因为公民并非专业调查人员，也非权威调查机关。他可以只是发表感慨，也可以只是反映民间的传言，唯有与官员和公共权力有关的任何表达都能够被视为必须正视的舆论，监督才有可能是广泛的，公民言论权利的落实才能够说是真实的。

一旦公民言论变得小心翼翼，公民的精神气质就会萎缩，那么公民监督、公民权利基本上也就名存实亡。
]]> Wed, 10 Mar 2010 21:39:21 GMT
明知可能会出现环保事故，为何还有大量高污染的产业在各地投资兴建，而且建成后又在环保执法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直接原因是急功近利的经济发展方式，不少地方政府并没根本改变“GDP优先”的政策模式。这使得各地对容易创造GDP的重化工业格外垂青，不仅在招商引资上给予政策优惠，还在项目审批和生产监督上法外开恩。这次触犯众怒的湘和化工厂，就是当地政府招商引资而来，并曾在2004年4月未经审批建设一条炼铟生产线。

不把绿色GDP和民众意见真正当回事，根本原因则是相关处罚与监督不到位。随着群体性事件的增多，近年来国家也在逐步建立和完善官员问责制度，但从执行效果看，官员事后究责在一些时候还是“雷声大、雨点小”，使得官员失责被罚的成本很低。这种制度环境的缺陷，与公众越来越强的权利意识正在形成反差。

因化工污染、强行拆迁、地铁噪音等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这些年来不断增多，所反映的问题是，如果执政方式不与时俱进，不充分考虑民心民意要求，不对民众意见及时做出合理答复，群体性事件就会很容易酿成，维护社会稳定就会付出极大的社会成本。

以湘和化工厂为例，2004年4月，那条未经审批建设的炼铟生产线建成后不久，当地村民就开始反映问题，一部分出现症状的村民检查发现体内镉超标。2009年4月，湘和化工厂被迫停产，相关责任人已被停职接受调查。那么，在这5年间，对村民反映的问题，当地有关部门是如何处理的？为什么非要等发生了群体性事件，造成了更恶劣的社会影响，才查处相关责任人？除了环保局，还应该有哪些部门需要为此担责？毕竟，此次群体性事件不是一天酿成的。

执政方式的现代化，是保障民众权利、防止官民冲突、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必要条件，也是加强政府公信力的不二法门。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强有力的事后责任追究。官员权力是用来为公众服务的，权力没尽到服务的责任，就会对民众的权利造成伤害，对其处罚以谢其责乃国际通例。只有严格问责，在“乌纱帽”上把该做的文章做好，才能真正抑制唯经济增长主义，才能防止各类事故发生，也才能减少由这些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

应该说，随着公众权利意识的觉醒及群体性事件的增多，国家日益重视更新执政方式、优化官场文化，官员因失责而引发群体性事件或对有关事态应对失当而因此受罚，其力度已有所加大。纵容环保违法、工程违章等行为而带来严重环境和社会后果，对官员个人仕途来说，也日益得不偿失。这次浏阳镉污染事件发生后，该市环保局长和分管副局长就已遭免职。该承担的责任要让其承担，严格处罚制度和措施，公众才不会以怀疑的眼光打量政府。 (本文来源：新京报 ) 

]]> Wed, 10 Mar 2010 21:39:21 GMT
这个新闻，很快引发舆论的激烈回应，不仅只针对最近全国范围内的“涨声一片”，更在于这17∶1的表决结果，让公众质疑如此听证会的公正性，到底还能不能反映公众的真实意见。

从理念上说，听证就是给利益各方一个公开辩论、质疑、回应的场所。只有做到程序、制度的公正，公众才会认可，让当事各方心服口服。政府———物价管理部门在这里，并不是作为自来水厂的大股东、实际控制者召开听证会，而是作为置身水涨价之外的利益第三方，更应采取中立立场。现行听证机制中，政府介入过深，易使人误解，不明不白地成了涨价的“共谋”。

首先，按国家发改委的《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听证会中消费者代表不得少于总数的五分之二。令人奇怪的是这五分之二的代表，并没有从统计学上反映全体消费者的最强音。这是为什么？该《听证办法》第10条规定：消费者代表采取自愿报名、随机选取方式，也可以由发改委委托消费者组织或者其他群众组织推荐，即选择权是掌握在发改委手中。

而所谓的“听证方案”，并不是由水厂作为申请一方，消费者作为另一方，由发改委作为中间人裁决。相反，它是让消费者、水厂双方，对发改委的方案表态。那么，就有一个制度问题，发改委自定了2份涨价方案，又怎么有动力去“挑选”最“强悍”的消费者代表来给自己的方案挑刺？

其次，从报道看，除了人大代表刘明康明确反对外，其他代表并非对涨价方案百分百认同，政协委员李万青认为：水价涨40%以上，势必影响人民群众的生活。这些不同的声音，为什么最终没有在表决上反映，而成了备受质疑的17∶1？这只能说明是受表决机制有问题。

再次，各方讨论水价的高低，自来水公司赢亏的基础是什么？是洛阳市发改委下属的价格成本监测所《洛阳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售水定价成本监审报告》（洛价成监审[2009]12号），其监审结论是：2008年自来水单位成本为1.65元/立方米，而现行水价为1.2元/立方米；自来水公司正在亏损，2008年主营业务亏损3989.30万元。结论自然是水价有必要提高。

所谓“定价成本监审”是指发改委自己核定水厂定价成本。但发改委工作人员不是注册会计师，没有相关的知识去审计财务状况的合法、真实性，更不应该出来为水厂亏本背书。

笔者还在报告中看出一个问题来：水厂直接人工费2008年为3645.67万元，按会计原则，只有工人的工资才计入直接人工费，领导及行政、管理人员的工资，应计入“管理费用”项下，公司现有职工1766人，以1200人为一线工人计，月均收入近2500元。而该市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约1900元（该统计数字一般被认为已经高于普通人的实际工资），如果还算上水厂管理层收入，相信会更为悬殊。这么一个“亮点”，却没在听证会上充分讨论，而是以不尴不尬“17：1”收场，让发改委的中立、权威，让未来可能的水涨价，淹没在一片质疑声中。这说明现行听证会中，常常见到发改委反客为主，介入过深，制度上无法满足民众知情权、质疑权，导致结论受到质疑。 (本文来源：新京报 ) 

]]> Wed, 10 Mar 2010 21:39:21 GMT
这起导致上千人身体不适、甚至住院治疗的公共卫生 事件引发了舆论纷纷问责。现在终于有了一个初步调查结论，是因为暴雨。面对这样一个结论，不知那些正深受自来水污染之苦的赤峰市民，是否此时都在诅咒那该死的天气。

一场暴雨，竟然引发了堪称近期国内最严重的一起公共卫生事件。显然，如果为了避免类似事件，人们当然不可能祈求赤峰的天永远是晴朗的天，暴雨酿成灾祸虽说是小概率事件，但却对于普通市民来说，那无异于一场灾难。就如赤峰有几千人住院，情何以堪！再说了，面对赤峰官方给出的这一结论，如果真能对症下药的话，难不成要祈求苍天不再下雨？这恐怕就太异想天开了。

所以，一方面，暴雨酿成的灾祸，是客观事实，这一点需要承认。但也不能否认的是，供水公司是在事发之后3天后才公告承认水污染，当地政府更没有在腹泻之初就采取行动……凡此种种，才正是人们真正的质疑所在，这远远要比赤峰市得出个暴雨的结论更有技术含量。

自然灾害充其量只是一起公共事件的诱因，而事件的过程与结果往往受制于人。这不由得让人联想起，前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曾说过“不能出事就以自然灾害为由推卸责任”。形形色色的“自然灾害论”成为一次次公共事件的惯用标签。而从媒体已经公开的信息看，赤峰当地官员也承认存在监管失责。

监管存在一定漏洞，这显现出权力者的检讨和反省。我们顺次需要追问———自来水污染导致千人住院的责任谁来承担？赤峰供水系统如此经不起“风吹雨打”，这是“暴雨”能够完全解释得了的吗？如果过去的经验没有错的话，很多“自然灾害”的发生，其背后都飘移着“人祸”的影子。在“自然灾害”面前，其实更应该从“人祸”上找原因。

通过网络检索，可以看到许多关于国内城市的供水系统十分脆弱的文章，各地发生自来水污染几乎是一种“宿命”。特别是面对这种大量存在的污染物时没有有效的去除能力，加之应对灾害天气的预警方案不健全，进水口、出水口监控缺失，使得一旦发生突发水源污染事件有效控制能力很弱。赤峰市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和问题。一次暴雨让赤峰供水系统漏了底，对于中国城市供水系统，也是一个亡羊补牢的机会。比如，有学者就建议学习国外定期发布消费者报告，如实反映水质状况，让消费者享有充分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如果真是坐宝马车、喝污水，那就是对现代化的极大讽刺！”环保部部长周生贤曾经这样说过。可是，赤峰有一部分市民却真的喝了污水、生了病，面对这样的警示，如果还惊不醒相关部门的重视和法规的制定，那可真是没治了。 （原题：应得出比“暴雨”更有技术含量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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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又是一起因环境污染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不过，它不再是突发的、没有先兆的。从新闻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污染企业长沙湘和化工厂2004年投产以来，周边群众就已经出现体内镉超标的症状。而直到今年4月，这家化工厂才停产。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浏阳市群众不是没有向上级反映过，上级领导也不是不知道这件事，然而，何以非得等到上千名群众围堵镇政府、派出所时，才开始雷厉风行地“妥善处置”呢？

浏阳市各级政府行动如此迟缓、如此被动，非得在酿成大规模群体性事件之后才“应急处置”，部分地暴露出目前一些政府部门对群众切身利益置若罔闻的不良倾向。其在能够拉动GDP、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企业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之间，往往作出不光彩和不智的选择，造成对民众利益的严重伤害。此种选择在遭到质疑时，不仅不改弦易辙，反而百般推脱，尽量延宕事情的尽快解决，并大言不惭地以“发展地方经济”来进行辩解。对反映问题的民众，不是打压就是妖魔化，视为刁民。

如果地方政府认识不到污染企业的危害，尚可以谅解。然而，现实的情形是，大批专业官员，比如环保局长等往往成了污染企业横行地方多年的保护伞。面对群众的举报，要么不理不睬，要么敷衍搪塞，听任污染扩散，坐看群众无路可走、无处可诉，最终酿成事端。为什么目前的基层专业官员会发生如此异化？除了其监管步调必须与地方政府保持一致之外，以监管权收取“买路钱”大概是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比如排污费以及其他说不上名目、上不了台面的罚款之类。

政府负有维护公共利益的最高职责，决不能沦为谋利的机构。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毋庸多说，但民众需要的是健康的发展、有序的发展、可持续的发展。我们已经看到了太多的“性急政府”，这样的政府罔顾地方实情，疯狂引资，可这样建立在毁灭环境、祸害子孙基础之上的增长究竟有什么质量和意义？在一些地方政府那里，是不是已经有一部分官员把自己和企业搅和在一起、捆绑在一起了？其个体利益、小团体利益是不是已超越了公共利益？公共利益是不是已成了官员猎取个体利益的借口？

翻检《湖南日报》可知，湖南省从2006年3月就开始“在全省打响镉污染防治整体战”，重点做好湘江流域镉污染防治工作。然而，3年多过去了，“整体战”在浏阳河这里搁浅，浏阳市镇头镇的民众依然在死亡的阴影中挣扎。直至他们采取了我们非常不愿意看到的围堵行为，事件才露出一丝一缕解决的曙光。类似情形在其它地方是否也存在？但愿群体围堵行为不要成为破解关涉群众安危问题的惯例。 (本文来源：中国青年报 ) 
]]> Wed, 10 Mar 2010 21:39:21 GMT
社会上在误传我在鼓励“捂盘”，这大约是媒体的理解，其实我反对的是政府对“捂盘”的处理方式；社会上在误传我在鼓励“涨价”，这大约也是媒体的理解，其实我是反对在已交纳高额土地增值税的价格上加价。

“捂盘”应该是市场经济中调节供求关系与价格关系必然存在的一种方式。在产品盈亏平衡和获取利润最大化的诱因之下，当市场中价格过低时，产品供给者就会从盈亏和利润追求的角度选择库存部分或全部产品，以等待价格在供求关系变化之下用减少供给来提高价格（假定需求不变）。“捂盘”就是将商品库存来减少市场供给量以提高价格的行为。但“捂盘”能够提高价格的前提，其一是市场中的供给量能够因个体或群体的“捂盘”而实现减少的目标、垄断供给的源头，其二是需求不能因供给的减少而发生量的减少这种变化。否则价格就不会因“捂盘”而波动。

“捂盘”一是为了不亏。如2007年底至2009年初市场进入低潮时，价格暴跌、消费下降、供过于求，许多公司不得不封盘。不“捂盘”按原价也卖不出去。“捂盘”成了正面稳定市场价格的作法。

“捂盘”而是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不排除暴利，用人为制造的物以稀为贵谋求暴利。像国家宣布涨价之前的商品囤积，解放初期的囤粮囤棉的“不法商人”等，会造成市场的恶化和社会的动荡。

中国的特定政策环境与不同体制的监管考核办法都会对企业的行为造成影响，也会与为追求利润无关的产生“捂盘”的动因。如上市公司调整年度或季度的销售节奏， 避免一年的销售增长过高而次年无货可销的业绩严重不平衡发展的困境；如国企按年度国有资产增值保值的考核让一些企业管理者难以在某年业绩大增之后保证第二年的增值保值率上升，也会为调节业绩节奏而“捂盘”……

上海刚刚解放时，大量的“不法商人”囤积粮食、布造成市场的供应紧缺、物价上涨。 陈云同志虽然无法用行政的手段去解决“捂盘”的囤积，但却可以用增加供给的方式打破这种局面，并用就爱个的杠杆作用让“不法商人”破产，最终解决和教训了这种“捂盘”。这漂亮的一仗的历史在六十年前就告诉我们，“捂盘”是市场经济中的必然，也告诉我们解决“捂盘”不能用约谈的方式，而应用增加供给的方式来解决。

当二手房的价格上涨时，请问政府是否能约谈消费者让他们不要“捂盘”？而实际二手房的房屋供给者一定会用“捂盘”的方式来寻找市场交易的合适机会和合适价格。

农民的粮食丰收了，但“谷贱伤农”次次都在丰收之后出现，因此农民为防止粮食价格的下跌一定会“捂盘”，除了现金流有问题的农民之外，是不会在低价时大量卖 粮食的。当猪肉价格下跌时，农民就会杀猪、杀母猪，减少供给以让价格回升。国家为了让农民不杀猪、不杀母猪，就必须大量的收购猪肉，用猪肉储存方式减少市场中的供给量，以稳定价格、让价格上涨。这些都与市场中开发商的行为没有任何经济学意义上的差别。但一给市场经济活动扣上意识形态的帽子，就变成了任何人都可以捂盘，如个人、农民、政府……但只有商人不能“捂盘”，开发商不能“捂盘”。

如果没有人“捂盘”，市场中有充分的市场原料可以用来增加供给、市场给以了增加供给充分的政策和信贷支持、供给增加的条件是不受限制的，那么还有谁敢去“捂盘”吗？试想，如果整体的市场供给是不受限的，哪个个体能垄断市场，并且哪个个体有能力用“捂盘”来减少市场的供应量。问题不是出在个别开发商的“捂盘”上，而是在于产生“捂盘”的原因上。

解铃还须系铃人，这个道理讲了上千年了。如果只用约谈“开发商”去解决“捂盘”问题，而不从系铃的角度去解铃，那么问题是得不到根治的，甚至可能连治标的问 题都解决不了。反而会激发更多的市场矛盾和民众对价格的高预期。如果政府告诉民众的不是“捂盘”的问题，而是市场中已有大量和将有大量的供给时，民众就不会产生因“捂盘”而误解的价格上涨预期了。

在中国政策短期化的特殊环境下，我不赞成开发商“捂盘”，要涨价就直接涨价，但不要“捂盘”。一旦政策变化反而会砸了自己的脚。但更重要的则是政府解决问题的方式。如果政府仍将精力放在查“捂盘”上，而不放在增加供给上，那么一定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不“捂盘”不一定价格会下降。“捂盘”者会给不“捂盘”者发补贴、创造扩大销售的机会。“捂盘”能否造成涨价也是未定因素，但“捂盘”期待获取额外暴利则是 我不赞成的。如果是非房地产商品，涨价获得的额外利润除了交所得税、营业税外，大头是自己的。但房地产却不同，因为有累进的高额土地增值税，因此未必是价越高越好。

每个项目的价格与销售的速度难易度相关，也决定着资金的回收速度。一定是在合理的土地增值税交纳范围内有个合理的平衡点，既可 以让企业获利最佳，也让资金回流速度最快，同时交纳的土地增值税相对合理。当土地增值税已到最高点时的价格就已不再合理了，没增长100元的价格要上交 5.5%的营业税、60%的土地增值税、25%的所得税、1.5%的销售费用，那么这100元的销售价格增长中企业只有8元钱的利润，大头都是税收，这就完全不值得了，也许这8元钱的利润还不够资金占用的利息。

因此我从来不赞成价格越高越好的说法，而是价格越合理越好。否则就只能为了多上税而赚了个坏名声。特殊的商品会有特殊的价格，而这个价格一定是在对特殊商品的消费者来说并不敏感的。那么这个特殊的价格产生的额外作用是用税收换了个广 告费，而一般商品房用税收换广告费的作用就不合算了。适当的价格理论则让“捂盘”的诱因被抵消了，靠“捂盘”去卖税收更不合算了。

或许有些企业会多摊成本以减少纳税额，也有个别企业试图偷税，否则为了多交税而卖高价就变成了一种不合理也不合算的行为。这也是行业平均利润有天花板的一种税收约束。

预测价格可能上涨是基于已公布的供求关系，但这些上涨并非是为了多交税而胡涨价，也许大量的商品房价格并没有高到要交大量的土地增值税的地步，而这也与“捂盘”不“捂盘”无关。

大量的媒体并未真实的报道我的意愿，而只是按照自己想象的方式有选择的报道其中的某一部分言论。因此造成了大量的歪曲，并不会给危机中的经济恢复带来任何的好处。
]]> Wed, 10 Mar 2010 21:39:21 GMT
去年11月，我曾写文章讨论“不明真相的群众”，因为我发现在当时“11.7”深圳宝安袭警事件的通报中，没有出现“不明真相的群众”。此前一周，我还发现，在重庆爆发的出租车全城“停运”事件中，重庆市政府在第二次通报中更正了“少数人操纵”的说法。

我以为“不明真相的群众”就此消失了，变成了“要求真相的权利”；以为官方不仅看到“少数人操纵”，更看到了“多数人抗议”。然而，在随后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中，这两个短语又被熟练地运用起来。比如“6.17”石首数万群众聚集抗议，被统一口径的湖北媒体描述为，“少数不法分子借机制造事端，……煽动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7.24”吉林通钢集团悲剧发生后，吉林省国资委副主任王喜东通报情况时，也不出所料地宣称，“个别人员”“鼓动一些不明真相人员……有些人挑拨、煽动群众不满情绪”。

针对王副主任的说法，新华网《新华时评》栏目发表了一篇评论，立即引起各大媒体和众多网民的关注。主流网站立即做成头条新闻，第二天多家报纸予以转载。这篇文章就是《群体性事件中少用“不明真相”》，作者为新华社记者黄冠。黄冠认为“不明真相的群众在少数坏人的煽动下”的说法耐人寻味，有三点值得反思的地方：一，事件发生之前为什么不能让群众知道“真相”？二、事出有因，在某种程度上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三、党政领导干部有借此说来推卸自己的责任的嫌疑。

这三点意见都掷地有声，击中要害，值得进一步分析。少数人操纵+不明真相的群众=群体性事件，多少年来，这个老掉牙的公式被用来解释几乎所有的公众抗议活动。通俗点讲，就是几个坏人哄骗一起傻子无理取闹。

首先，这是对抗议活动的无视或者贬低。大多数群体性事件，其本质是公民实践宪法规定的集会、游行、示威的权利。实践这种权利，通常需要组织者来“操纵”，这些组织者也只能是“少数”。在这个组织过程中，“煽动”是一种正常的说服工作。现实中，这些抗议活动往往失控，甚至酿成悲剧。究其原因，最主要是因为官方对抗议行为和组织者的先行否定，致其无法正面开展；大量的警力也没有用来维持抗议活动的秩序，而是和抗议者进行对抗。

其次，相当多的抗议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求真相。也就是说，“不明真相”正是民众抗议的原因。它应该用来描述官方的政绩，而不是对抗议者进行负面化评价。大批民众不明真相，而且为了真相上街抗议，官方要做的事情，要么是赶紧出来谢罪，交出真相，要么羞愧难当，引咎辞职，怎么好意思说出群众不明真相而万事大吉？

再次，群众到底是眼睛雪亮，还是不明真相，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之处在于，有没有真正的民主。真正的民主社会中，就算民众真的傻得一塌糊涂，总是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煽动，那么官方也只好认了，说不定只好把权柄交给这些人，而让自己变成“不明真相的群众”。谁让现代政治文明的游戏规则是“民有、民治、民享”，或者说“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呢？

黄冠的文章引发人们对于“不明真相”的真相探究，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不过，我也深知大家对这篇文章异常兴奋，还因为新华社被视为官方的代言机构。人们相信这不只是一个记者或者一家媒体的声音，而是官方在“发话”。不少人把它跟中办、国办日前印发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联系起来，认为这篇评论本身就是此番问责风暴中的一个步骤。我认识不少新华社记者，知道他们的文章有些是官方授意，有些也是个人发挥，不知道这篇文章属于哪一种。早已经对“不明真相的群众”烦透了的媒体和网民，此时多么希望响起一个权威的声音，斩钉截铁地予以终结。这种对“舆论青天”的渴望，其实是非常可悲的现实，也是群众“不明真相”的原因之一。

]]> Wed, 10 Mar 2010 21:39:21 GMT
刁难，揶揄，贬损，砸场子，发飙，自卫反击……

关于易中天在北京电视台的《非常网络》录制现场对两位主持人做了什么，每个围观者都会根据自己的立场、价值观，选取合适的词汇加以概括。

我挑选了半天，却没找到能让自己满意的那个选项。似乎每个词都带有倾向性，都带有价值判断，事实上，简单做判断就如同主持人简单发问一样，是很愚蠢的。面对握有强势话语权的电视台，以及形象光鲜的主持人，受访者大多尽力配合。易中天之举引起巨大关注，恰恰因为他打破了电视台与受访者的既定关系，不按惯例行事。

易中天的这种“反常”举止，在我看来早有先兆。

6月27日，我恬然列席《南方周末》创刊25周年庆典晚宴，易中天是获邀嘉宾之一。当晚的主持人是复旦大学的副教授蒋昌建，当年国际大专辩论赛上的风云人物。现场嘉宾很多，蒋昌建只是简单地问了易中天几个例行的问题，可惜对方并不“配合”。

蒋昌建：请问您为什么会出席这次盛典？

易中天：为什么出席？他们请我来的嘛。

蒋昌建：那您参加这个活动感觉怎么样？

易中天：你能不能不问这种傻问题？……

平心而论，蒋昌建提的确实是典型的无聊问题。他学问不浅，而且只是临时客串一把采访者，遗憾的是，还是落入了某种程式化的采访思维中。

后来我问负责邀请易中天的《南方周末》文化记者张英，为什么其对蒋昌建的问题如此反应激烈，张英说，易中天出名后这几年，面对太多愚蠢问题，忍耐力接近了极限。易中天最反感动机猜测，无奈的是，他与北京电视台主持人的碰撞，也被外界以不良动机揣摩，比如制造争议以提高关注度，比如和北京台联手炒作……

假如果真如此，我没看出易先生在《南方周末》晚宴上祭出此招的必要性。他应该是确实动了肝火，只不过，实在没必要如此刻薄。

作为长者，易中天某些现场言语超出了业务交流的尺度，有失厚道，舆论就此探讨一番，自是无可厚非。但我们不可回避的是，媒体人的尴尬真的是易中天的“不厚道”造成的吗？

王志是一个以不厚道出名的记者，在一些无关公共利益的人物对话中，他咄咄逼人，追问人性，我不觉得应该为此种新闻操作姿态喝彩。几年前，王志在《面对面》里与同样“不厚道”的易中天有过言语交锋，被许多人奉为对话类节目的经典。有何经典可言，无非是采访者预设立场，咄咄逼人，而受访者频频反击，主持人控制了局面，没有陷入更大的尴尬。

对话中，倒是时常出现经典的蠢问题。

王志会问“他们为什么选择你，你觉得？”易中天的反驳是“我可以不觉得吗？”

王志追问获得名利后的心态，又遭到易中天的反击：哎呀我就奇怪了，这个媒体啊，包括平面媒体，也包括你们电视台，还包括阁下，怎么都关注这两个字，这难道就是当今老百姓最关心的事吗，不会吧。

我也是一介媒体人，躬身自省，采访中也问过数不清的愚蠢问题，之所以没有遭遇林白、姜华的尴尬，要么是受访者“隐忍”了，要么是写稿时处理掉了。

除了习惯性地抛出蠢问题，更值得警醒的媒体倾向，其实是预设立场、“导演”进程。

收视率是魔鬼，这话没错，节目录制现场的机器一开转，电视人通常就魔鬼附体了。在名人访谈中，媒体一般都希望适度地“刺激”对方，达到某种交锋的、戏剧性的效果，争议性不是他们要规避的，恰是要追求的。无论《非常网络》还是《面对面》，易中天面对的其实都是这样的局面。绝大多数时候，编导对现场秩序都充满信心，认为一切都是可操控的。只不过，这次不幸遇到了“忍耐力接近极限”的易中天，导致了他们未必就会追悔莫及的麻烦。

前些天，许多媒体人都在纪念刚刚逝去的美国著名新闻主播克朗凯特，其实这个人的真正伟大之处，就是面对新闻、采访对象和受众的时候，保持了自己的卑微。我们目前缺少的，恰恰是这个。

]]> Wed, 10 Mar 2010 21:39:21 GMT 提要：我们相信，目前人民币对美元的准硬挂钩汇率政策，再加上近期美元的走软预期和实际走软，有助于中国出口重建外部竞争力，这也进一步加强了对出口复苏的乐观预期。

过去几个月里，中国出口前所未有的急跌备受关注。这一跌幅之深、持续时间之长，远超许多人的预期。与此同时，此前总体GDP增长以及其他经济指标（出口交付金额和香港公布的贸易数据）也曾显示，出口跌幅不应如此剧烈，这使人们对数据的可靠性有所怀疑。

我怀疑，2007年和2008年（截止2008年第三季度）强劲的出口增长数据可能隐藏着部分热钱的流入。受人民币迅速增值预期的推动，出口商（国内制造商以及外资制造商）可能夸大了出货量，以获得更多的人民币供应。随着2008年下半年人民币升值陷入停滞，以及危机中不断加剧的“去风险化”，虚开发票行为的减少或中止可能从一个方面导致了夸大的出口数据的急剧下跌。

出口的同比增长数据可能存在一定的误导性，因为这些数据因流入热钱的减少而受到下行扭曲，从而有助于解释一个不同寻常的现象：何以09年第一季度出口的急跌对于实体经济的影响小于预期。因此，考虑到热钱注入的结构性减少，我们不应指望出口会很快回到危机前的水平，而出口同比增长数据可能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持续保持在较低水平。不过，这也意味着，随着这种一次性正常化的结束，出口可能会及时恢复正增长。

此外，我们相信，目前人民币对美元的准硬挂钩汇率政策，再加上近期美元的走软预期和实际走软，有助于中国出口重建外部竞争力，这也进一步加强了对出口复苏的乐观预期。事实上，尽管出口的同比跌幅在2009年上半年平均达到21.8%，过去几个月里的出货量却出现了环比回升，预计贸易跌幅将于2009年下半年继续收窄，出口增长将于年底回到零左右，2009年全年出口增长为-16%，2010年则反弹到9%。

尽管第二季度出口继续下降，且降幅超过我们的预期，但这一点已经被积极的增长支持政策所抵消。

持续的大规模贷款发放，继续刺激着国内经济活动，首先是基础设施投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在6月份继续保持强劲增长，同比增幅达到35.3%（1－5月为32.9%）。尽管这一增幅略低于5月份的38.6%，但它也使今年截止目前为止（09年上半年）的增幅达到33.6%。尤其是，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加速（6月份同比增长18.1%，5月份12%，09年上半年9.9%）依然令人鼓舞。无需赘言，政策推动下的资本支出依然是增长动力，这一点可从基础设施投资中得到证实。西部(上半年42.1%，第一季度46.1%) 和中部 (上半年38.1%，第一季度34.3%) 地区的投资增长继续高于东部 (上半年26.7%，第一季度19.8%)。这同样说明了近期各个项目的政策推动性质。

虽然强力的政策反应可能有助于中国在数年内保持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脱钩，但是我认为，只要中国依然与世界经济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就不可能有绝对的脱钩。

2010年的全球经济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目前来看，美国和欧洲将从2009年第四季度开始出现环比正增长，然后在2010年开始持续（尽管是温和）的复苏。不过，全球经济能否成功熬过2010年，迎来强劲复苏，眼下尚不能确定。

美国经济学家Richard Berner 和DavidGreenlaw预计2010年，美国的GDP增长将达到2.2%，但他们同时认为，按悲观设想，这一增幅将为1.2%以下，按乐观设想，则将达到3.8%。与这相类似，欧洲经济学家Elga Balsche预计2010年欧元区的GDP 增长将在0.5左右，同时认为，按悲观设想，这一增幅将为0.9%以下，按乐观设想，则将达到2.2%。在这一背景下，我也修订了我们的两个替代情景：悲观设想和乐观设想，以突显在这个新的基准情况下我们2010年预测的上行和下行风险。

这种新预测的主要风险来自于外部需求的前景及其对制造业私人投资的影响。悲观设想和乐观设想下的GDP 增幅分别为12%和18%。我们赋予基准设想、悲观设想和乐观设想的主观概率分别为70%、20%和10%。在乐观情况下，美国和欧洲经济的快速、强劲增长将使中国出口转为正增长的时间早于预期，并使制造业的私人投资出现更快的增长。在悲观设想下，中国经济有可能在2010年第一季度之后再次快速掉头向下。持续的出口疲软将抵消政策刺激的作用，并再次挫伤市场情绪。这样一来，制造业的私人投资和私人消费就都不可能出现大的增长。

]]> Wed, 10 Mar 2010 21:39:21 GMT 提要：在中国，其实根本还没有资格谈论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人的担忧，因为，在中国，问题不是工会过于强大了，侵害企业的财产权和经营权，而是根本就没有真正发挥作用的工会；不是工资的集体谈判机制对企业多不公平，而是工人根本没有什么谈判能力。

7月20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公布《行业性工资集体协商工作的指导意见》。这份意见鼓励非公有制中小企业今后在制订员工工资标准时，企业代表与行业工会或地方工会代表谈判商定。这份文件所设想的制度若真能发挥作用，则可在一定程度上矫正中国经济体制中已经十分严重的分配失衡问题。

就在此文件公布之前，吉林通化发生一起十分严重的工人罢工事件，民营企业建龙集团收购通化钢铁多数股份，拟对企业进行改制，引发工人不满，工人进行罢工，委派的总经理劝工人复工，被殴打致死。工人不满的重要原因据说是企业改制，将让大量原来的工人下钢。同时，在新制度下，企业管理层与普通工人的收入差距将极大。

这个事件似乎坐实了一种理论：资方与劳方的利益是相互冲突的，工人阶级只有通过你死我活的斗争，甚至是武装斗争，才能彻底改变自己的处境。

这样的理论当然是错误，也与历史事实不符。考察过去两个世纪的人类文明史，就会发现，随着市场的发育、随着经济的发展，工人阶级也变得更为富裕了，工人阶级本身的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大多数劳工成为白领。

这一点证明了，关于资方与劳方关系的另一种观点可能更为正确的。这种看法，早就隐含在现代经济学创始人斯密的理论中。斯密相信，每个人追求私人利益的活动，在无形之手引导下，可能增加社会的共同利益。具体到资方与劳方而言，抽象地说，从长远的角度看，资方与劳工的利益是一致的。企业效益提高，工人收入也会提高。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在十九世纪中期专门著有一本书“经济和谐论”。

不过，资方与劳方利益的长远和谐，只能在一定的制度框架内实现。在这一层次的制度框架中，最高层次的制度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即，法律对资本家、经营者、劳工提供平等的保护，尤其是防止处于强势的前者肆意侵害劳工的自由和权利。比如，企业对劳工没有进行刑事调查与处分的权力，这种权力归警察、检察官、法官等人员行使。近日发生的富士康员工孙丹勇非正常死亡事件的制度根源就是，有关地方政府放任企业滥用这种权力，对劳工使用私刑。

资方与劳方利益的和谐，在短期而具体制度层面，则表现为工资的集体谈判机制。

应当承认，对于这种集体谈判制度，政治与经济学理论一直是有争议的。不少信奉私人产权、自由市场的人士相信，不应当鼓励这种制度，因为这种对企业不利。尤其是考虑到工会在西方的强大势力，像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人都发表过反对工会、反对工资集体谈判制度的言论。

不过，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人是在西方语境中发表那些言论的，那里的工会已经享有了非常广泛的权利，乃至于某种公共权力，从而损害了经济效率。即便如此，在西方社会，这样也许有大过于强势的工会对于社会秩序之平衡与稳定，也是利大于弊。

而在中国，其实根本还没有资格谈论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人的担忧，因为，在中国，问题不是工会过于强大了，侵害企业的财产权和经营权，而是根本就没有真正发挥作用的工会；不是工资的集体谈判机制对企业多不公平，而是工人根本没有什么谈判能力。因此，任何有助于增强工人谈判能力、任何有助于工人组织起来抗衡资本的法律、政策，都是值得支持的。

工资的集体谈判之所以必要，原因很简单：单个工人面对企业，不可能具有任何谈判的力量。企业是高度组织化的，面对一个组织，单个人无能为力。要让工人的权利、利益与企业能够做到平衡，就必须让工人获得谈判的力量。这也是自由的技艺的秘密所在。增强工人力量的唯一办法，就是允许、甚至鼓励工人组织起来，以工人的组织与同样作为一个组织的企业进行相对对等的谈判。

另一方面，企业制定工资，通常不是针对单个工人分别制定，而是统一制定的，那么，工人组织起来，以集体的名义与企业就工资进行讨价还价，也是合理的。可以是整个企业的工人组织起来，甚至可以是一个行业的工人组织起来，与该行业的企业进行谈判。这也正是新文件所提出的集体谈判思路。

当然，上述意见刚一出台，便遭遇两种各不相同的反应。中小企业担心，工会的强力介入将冲击企业的经营自主权。但其实，这种担心也许是多余的。更应当担心的是劳方。今天，中国虽然有一个庞大而统一的工会组织，但这个工会组织与工人的亲合度有多高，令人怀疑。事实上，在很多企业，这种工会是与企业站在一起的。因为，这种工会由政府指导，而政府把GDP增长当作最重要的工作。政府自然会要求工会主动地配合企业，而不是以独立的力量制约企业。

因此，在中国生存的企业，已经习惯了没有工会的生活，国有企业自不用说，私营企业和跨国公司建立的独资、合资企业，同样过着没有工会干扰的幸福生活。也正因为如此，过去十几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是，社会的收入差距却大幅度扩大，在一个看起来繁荣的国度，普通民众的收入却捉襟见肘。

中华总工会的这份文件究竟有多大效果，还有待观察。问题的关键在于，工人怎样才能获得一个属于自己的工会，trade unions of us, by us, for us ？惟有当具有这样的制度条件，工资的集体谈判机制才是有可能的。而惟有真有这样的工会，工会自然会想出很多办法，与企业进行谈判，也用不中华总工会发文件。

]]> Wed, 10 Mar 2010 21:39:21 GMT Wed, 10 Mar 2010 21:39:21 GMT
想必和中国亿万电视观众一样，易中天是对主持人们日复一日、坚持不懈的“雷人”精神忍无可忍了。只不过，普通观众没法和易大师一样在电视屏幕上拍案而起。他们表达不满的方式是，在网络上疯传品种丰富的“雷人语录”。主持人，算了吧，回家，你妈妈喊你吃饭。

]]> Wed, 10 Mar 2010 21:39:21 GMT
就现在的情况来看，除了在新泽西州和纽约州，这一案件在全美国范围内的反响并不算太强烈，人们一般把它看成是一个局部事件，而不是一场制度性腐败的征兆，大概有两个原因。

第一，新泽西州素有腐败的恶名，事情发生在那里，人们比较容易见怪不怪。而且，这次腐败案涉及的并不是广大国民的直接利益，而主要是跨国性质的非法人体器官买卖和网络洗钱，涉案人员从以色列以10000美元买来的人体器官在美国卖到160000美元的价钱，数千万美元的赃款经过网络洗钱，范围从纽约的布鲁克林到新泽西州一直连接到以色列，甚至包括一些慈善机构。此案范围虽广，但毕竟是集体犯罪，而不是整体制度的腐败。

第二，也是更重要的，美国人普遍对现有的制度抱有信心，相信像新泽西州这样的局部腐败可以在现有的制度中得到遏制。在美国历史上也出现过制度腐败的时期，这种制度性腐败曾经特别表现为收买型腐败。19世纪下半叶，由于“政党分红”和“利益均沾”的制度，地方政府的职位均由某一党竞选获胜者控制，所以公职人员大都与当政者在政党联系上有着切身的利害关系。官僚体系执行以恩惠换选票的具体操作。在这一过程中，选民期待政府维护自身利益、提高福利水平，政党则以利益分赃为引诱招揽选票，经济利益集团乘机贿赂公职人员，操纵政治，公职人员因受贿而成为利益集团的俘虏。

这种腐败在今天的美国已经受到了极大的遏制。例如，新泽西州的一些涉案官员大多是民主党人士，但是，无论是民主党人的总统奥巴马，还是民主党占多数的国会，都绝对不可能出面维护那些同党的腐败官员，也不可能用手中的权力来阻挠对此事件的揭露。对这些腐败官员的调查也绝对不可能由民主党内部的什么部门来进行。

在美国，负责调查和起诉公共腐败行为的是独立的联邦刑事机构，包括司法部公共廉洁处、联邦调查局和独立检察官；非刑事公共廉洁机构包括司法部律师办公室、政府道德办公室、监察长办公室和白宫律师办公室等。20世纪以来，近80%的公共腐败案件是由联邦检察机构依据《腐败行为法》提起诉讼的。联邦检察机构对各州和地方官员腐败行为的稽查和侦破工作卓有成效，在这次新泽西州腐败案中也是一样。

再者，强大的公共监督和新闻媒体在美国反腐败斗争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遏制腐败的过程中，总是由新闻媒体对腐败事件或腐败人物的披露为先导。这次事件也是一样。新闻媒体的穷追不舍和深度挖掘，一方面促进了公民道德意识的觉醒，另一方面也对潜在腐败官员产生震慑作用。而媒体的这些作为，需要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公民的新闻和言论自由权利必须受到宪法的保护。
]]> Wed, 10 Mar 2010 21:39:21 GMT
中国崛起早已不是新鲜议题，而且任何大国的崛起之路也都不是一帆风顺，若将崛起的难度量化其实是一件徒劳无益的事。因为这首先牵涉到给“崛起”一词定义，仅就这个定义就足以让人争论不休。

西方世界通常将“中国的崛起”定义为“排在世界前列的政治、军事、经济和科技强国”，因而他们担心中国一旦崛起便会对整个世界造成“威胁”；而在普通中国人眼里，“中国的崛起”在更大程度上可能意味着，中国在经济、文化和科技上能赶超西方列强，尤其是日本和美国——目前中国在经济总量上已经超越了除日美外的所有国家，但在文化、科技等方面则底气不足。

换言之，不管是西方视角还是中国标准，“中国崛起”本质上就是一个比较概念，即与当今世界强国的比较，中国应该在经济、科技、文化、军事、政治等方面至少不逊于他们。

如果从这一角度来看，中国的崛起之路当然不会是坦途——过去60年是这样，未来相当长时期内还会如此。首先，改革开放30年，中国虽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要在科技、文化等诸多领域成为强者，以及人均水平上达到西方国家的水准，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其次，当今中国发展面临着极其严峻的外部形势：国际政治、军事和经济贸易环境并不太平，国际恐怖势力可能构成新的威胁等等。

不过，无论内外部因素如何，笔者以为，中国的崛起（成长与发展）需要重新释义，其不应该是一个与西方世界的“比较概念”，并不是说中国在所有方面都超过了英法德日美等国，成为世界的NO1，中国就“崛起”了。

中国追求的最终目标应该锁定在“国家是否真正富庶、社会是否真正安定和实现文明、城乡和贫富之间的差距是否缩小、人民生活幸福程度究竟如何”等指标上，这实际上也是“构建文明进步的和谐世界”目标。至于那些与西方国家比较后的数据排名并不重要。

试想，如果人民生活一团糟、国内矛盾一大堆，即便经济总量、科技水准均超过了美国，那样的“崛起”又有什么意义呢？
]]> Wed, 10 Mar 2010 21:39:21 GMT
“胡斌飙车案”一审判决已作出10多天，在这10多天里，网络世界风云变幻，先是“真假胡斌”的热议，和所谓“胡斌替身”的“杭州的哥张礼礤”照片曝光，引发网上网下群情激愤，继而越来越多力证显示，上庭的胡斌的确是其本人，且所谓“张礼礤”也被证明极可能是一次网络恶作剧，于是“网络民意应自制”、“不能用网络暴力左右公权力”，甚至“让制造‘张礼礤’恶作剧者出来谢罪”之类的声音一下高涨起来。

由于网络的虚幻属性，许多时候其对民意的折射是夸大的、扭曲的，且民意对公权力的监督、影响，应当遵循一定的程序和规范，而非倚仗人多势众和假证据、大嗓门，迫使公权力按照自己的意愿形式，这是另一种形式的人治，而不是法治。然而，在当今中国社会，与“公权力被网络民意绑架”的危险和危害相比，“公权力漠视网络民意、乃至民意”要普遍得多、严重得多。

自一审判决至张礼礤事件真相浮出水面，期间有关方面并非无所作为，审判法院法官、对审判负监督职责的西湖区检察院先后以各种名义出面解释、澄清，胡斌的老师同学等熟人也先后被请出来作证，但直到“张礼礤”被查出可能系恶作剧，“网络风暴”以解铃还须系铃人的“网络模式”自行平息，事情才算有一个初步的了结，网络民意对公权力的不信任感之强烈可见一斑。

不仅如此，自胡斌案开审，直到对胡斌有期徒刑3年一审判决的出台，公权力在“5.7”案件中的几乎每一步，都会遭到网络民意强烈的质疑和强大的压力，如果说“张礼礤事件”不过是这种不信任感的一个极端实例，那么，这种对公权力几乎每一环节的普遍网络质疑，才是“张礼礤事件”这种极端实例得以滋生的土壤。简单地说，就是公权力在网络民意心目中公信力的丧失。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种公信力的丧失，当然并非一次或几次偶发事件的结果。

网络民意之所以宁可相信“审判不会公正、公平”的网络传言，也不愿相信司法机关的承诺，是因为他们认定胡斌出身富豪，而富豪注定会获得司法的倾斜、照顾，他们之所以会作如此联想，是因为无数发生在社会上、甚至他们身边的实例，让他们不得不作如此联想；网络民意之所以执着认定“量刑过轻”，而不肯多翻一下相关法律条文，或多听几句主审法官的解释，是因为类似对“特殊人物”高高举起、轻轻落下的判决，是他们所常听到、看到的；网络民意之所以“宁信张礼礤，不信公检法”，是因为他们对公权力是否能对权贵和草民一视同仁感到深深怀疑，而社会上不时发生的某些怪事，又让他们执着地认为，这种怀疑并非没有根据、没有道理。

从一审量刑而言，根据现行法规，3年有期徒刑的判决是有理有据的；于情于理于法，对胡斌“顶替出庭”的质疑，都显得有些过于荒诞，法院、检察院相关办案人员对此感到委屈、不满，甚至愤怒，都是可以理解的。但从另一方面，胡斌案自一开始的“七十码”，到取证、立案过程中的种种波折、蹊跷，都无疑只会加重网络民意（也许还不止网络民意）对公权力之公信力的质疑，当然，责任本应“冤有头、债有主”，不应简单粗暴地由此及彼，但这些尚未变陈、变烂的“芝麻谷子”，无疑会严重影响网络民意对公权力的观感和判断。

据《史记》记载，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大计之前，为树立政府的公信力，特意在东门树立了一根很轻的木杆，宣称不论谁只要能将木杆搬到南门，就奖励10两黄金，由于活太轻，赏又太重，更由于官府公信力不足，大半天竟无一人应征，直到商鞅将奖金提升到50两，才有一个人将信将疑地照着做，结果果真得到如数重奖，此后不久，变法法令公布，由于公信力大为提高，全社会对政府令行禁止、厉行改革深信不疑。

人无信不立，公权力的顺利推行更是如此，公信力的建立便如“徙木立信”般艰难、漫长，但公信力的流失却如“烽火戏诸侯”般立竿见影。

当然，对于网络民意的轻率、随意，甚至演变为“网络暴力”，是必须予以制止甚至处理的，但这只能治标，不能治本——你可以不让大家议论“真假胡斌”或“张礼礤”，却无法逼迫网络民意不信张礼礤，只信公检法。

网络民意的自制力，取决于公权力的公信力；而公权力的公信力，则又取决于其日积月累的表现与作为。少一些“七十码”，多一些依法取证；少一些“打闷包”，多一些公开性和透明性；少一些“有钱有权有办法”的实例，多一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实证，公信力何愁不能恢复？网民也是民，网络社会也是社会，网络民意同样也是民意，一旦在民意中、社会上，公权力之公信力得到普遍认同，即使仍然有人搞类似“张礼礤”式的恶作剧，一无市场，二无受众，有关部门又何足为惧？
]]> Wed, 10 Mar 2010 21:39:21 GMT
王清有权要求政府公开信息吗?答案不容置疑。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已经被写入了今年4月发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要求政府公开信息，是在实现公民的权利与责任。

要求政府公开“三公”消费有意义吗?答案也是肯定的。公款吃喝招待、公车消费和公费出国，花费的是纳税人的钱。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这“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是政府部门应该主动公开的内容。

遗憾的是，在面对公民王清的申请时，有关部门却采取了“鸵鸟政策”:各部门对他申请公开的事项，要么避而不谈，要么“无依据公开”，可以说没有一份是完整回复。而某官员那一句“球信息公开，这里没有什么信息可公开”，不仅是对公民权利的漠视与羞辱，更体现了权力的嚣张跋扈。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一些收到申请书的单位竟然将王清当成了间谍，认为他在收集情报，并开始打听他的情况!“三公”消费，本是政府应该公开的内容，怎可能会是“国家机密”?面对公民合情合理合法的信息公开申请，政府部门竟会如此“紧张”，只能说明，这“三公”消费中有太多内容，恐怕都是见不得光的。

政府“三公”消费信息，与王清并无直接关系。可他却花费一年多的时间，来做这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正因为他的“另类”，所以尤显可贵。在我看来，王清此举，乃是其公民意识的体现。可悲的是，对于一位公民的拳拳之心，当地政府不但不领情，还以“刺头”、“间谍”来对待。以这样的态度对待民众的善意，怎不让民众倍感伤心与失落?

更为可悲的是，这种先入为主、恶意揣测民众行为的官场恶习，并不仅在一地存在。在一些地方，一旦有民众发出不同的声音、提出不同的意见，政府官员同样会以有色眼镜来看待，认为其“故意找茬”、“居心叵测”、“心怀不满”———这在“王帅贴案”等一系列“诽谤事件”中，均有体现。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毛主席的话，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都不该为政府官员所遗忘。 (本文来源：新华网 ) 
]]> Wed, 10 Mar 2010 21:39:21 GMT
关于经济适用房的“奇闻”，媒体接二连三地报道：6月12日，湖北武汉市一经济适用房项目摇出了千万亿分之一概率的“6连号”，最 后被证实是一起官商勾结的腐败案件；7月29日，同样是在湖北省，老河口市某经适房摇号出现更罕见的“14连号”，其中一名中签者竟然才刚满17岁；重庆市渝中区大坪镇的新城大厦，其中322套经济适用房交房才8个月，竟然有一半左右已经被出租……如今，石家庄经适房定价偏高的消息再次触动公众神经。难怪这么多的专家呼吁取消经适房，看来并非全无道理。

经济适用房单从字面上来理解，首先就是“经济”、“适用”。有资格获得这项服务的人群当属城镇低收入人群。而越来越多的新闻却表明，经适房已经不再“经济适用”：武汉、重庆、老河口、石家庄等地发生的经适房“奇闻”，曝出经适房没有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成了某些人“自肥”的工具，或者说是一种徒有其名的“政绩噱头”。

之所以说经适房是一种“政绩噱头”，笔者认为：

其一，经适房的建设出发点已经偏离初衷。一些地方与其说是在建设经适房，不如说是在全国大气候下的一种“随行就市”。建设经适房并不是自身意愿，所以建成的经适房要么不“适用”，要么成了“特权商品”，要么干脆是 “挂经适房的牌子，卖商品房的价”；

其二，经适房建设缺乏科学、合理的规划论证。经适房的建设应考虑在限制土地价格、限制房子成本和利润上下文章，然而现实却并非如此。一些经适房户型设计极不合理，还有一些经适房地段太偏，更有甚者价格比商品房还高，比如石家庄遭弃购的经适房；

其三，经适房申购不透明。当前，之所以出现诸如武汉“6连号”等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缺乏透明度造成的。

如何让住房福利政策真正惠及低收入群体？笔者认为，必须从以上三个方面切入，首要是政府层面要真正把经适房建设作为施政的一项义务。在经适房的规划、论证、设计，尤其是招标时，要侧重成本和利润招标，不要突出土地的收益最大化。特别重要的是，在户型、区位、价格、配套等方面，都要站在困难群体的立场去考虑。

其次要公开透明。信息公开透明是经适房彰显 “经济”、“适用”的根本。要让经适房从规划到建设再到销售全程“公示化”。小区规划地点、适应人群、房屋套数、申报人员详细名单、入选资格、入围名单等，要全部详实地在互联网、报纸等媒体上公布，接受公众的监督。

眼下，相关部门必须转变观念，切实将经适房的各项环节置于阳光的曝晒下，让经适房回归 “经济”、“适用”、“保障”的本质。否则，经适房说起来再感人、听起来再诱人，困难群体仍然买不起。 (本文来源：中国证券网-上海证券报 )
]]> Wed, 10 Mar 2010 21:39:21 GMT
７月１７日，网络上突然发布一个河南省杞县“辐射厂钴６０泄漏”的消息，导致大批群众乘坐汽车、拖拉机、三轮车到周边地区避难。事后当地政府出面辟谣，宣布辐射源早已被控制，并未造成泄漏和污染。当地警方也采取紧急措施，抓获了５名涉嫌利用网络造谣滋事的行为人。

坦率地说，这种处理方式并无大错。值得检讨的是，当地政府应当在第一时间发布消息，把造成的损失降低到最低程度。假如当地政府及时发布有关信息，政府官员以身作则，在大街小巷巡视，那么，谣言就会不攻自破。但令人遗憾的是，当地政府官员并没有这样做。等到出现大面积逃亡事件之后，政府才急急忙忙对外澄清有关消息。

正是由于信息发布的迟缓以及政府官员态度的傲慢，才导致损失进一步扩大。所以，政府官员在事后应当首先向公众道歉，说明事实真相，并且调查事故发生的原因，统计公布由此造成的损失。

人们注意到，现在新闻媒体关注的重点早已不是谣言本身，而是事件发生之后，政府有关部门如何处理散布谣言者。部分学者认为应当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限制司法机关和政府机关的权力，不能随意对行为人采取强制措施。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必须根据所造成的后果以及当事人的主观过错程度，对行为人作出处罚。这些看法都有理论意义，但是缺乏可操作性。当地司法机关在追究行为人法律责任的时候，需要的是现成的制度，而不是凭主观作出判断。事实上，造成数万人大面积逃亡，其行为后果已经十分严重；当社会出现混乱之后，行为人非但没有采取措施消除影响，反而放任自流，致使负面影响越来越大。如果对这样的人不绳之以法，那么，今后可能还会有一些恶作剧者利用网络散布谣言，制造社会恐慌。

所以，笔者主张对行为人采取严厉的处罚措施。但是，笔者认为现行的处罚手段不足以警示后人。

首先，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了拘留、罚款、劳动教养等处罚手段，采取这些处罚措施很难产生社会影响。今后我国应该修改相关的法律，明确规定如果行为人散布谣言，那么，有责任向社会公开道歉，并且以书面的或者其他的方式消除影响。在人际关系日益紧张的今天，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带来灾难，所以，如果有意识地散布谣言蛊惑人心，那么，除了承担行政责任之外，还应当追究其经济责任和刑事责任。部分学者为了减轻行为人的罪责，认为行为人主观上并没有“恶意”，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行为人之所以在网络上发布这样的信息，恰恰是为了制造社会恐慌，通过自己无聊的举动，破坏稳定的社会秩序。所以，如果不追究其刑事责任，那么，今后还会出现类似的谣言，给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公民的个人利益带来影响。但是，除了追究其刑事责任之外，还应该通过当地的新闻媒体，反复播放行为人的声明，这不是人格侮辱，而是一种精神的洗礼；这不是法律规定之外的惩罚，而是一种特殊的社区道德教育。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让年轻人不再利用网络散布虚假信息。

其次，应当建立完善的信息发布和“问责制度”，追究政府负责人办事拖沓的行政责任。出现这样的谣言之后，人们总希望政府发布消息，以实际行动解答公众的疑虑。但令人遗憾的是，当地政府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表态，这就使得一些社区居民信以为真，他们争先恐后地拖家带口，踏上逃亡之路。如果说行为人散布谣言，引起了社会恐慌，那么，当地政府官员严重官僚主义，则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矛盾。所以，必须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追究当地政府官员的行政责任。一些学者认为，假如无聊青年不断地通过互联网络发布有关信息，那么，政府官员是不是要疲于奔命，不断地召开记者招待会呢？从理论上来说，确实存在这种可能性。但是，政府官员的职责就在于，帮助公众查清事实真相，稳定社会情绪，在公开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的情况下，相信不会有太多的人胆敢以身试法。

总而言之，事件发生之后，既要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同时也要追究政府官员的行政责任，更重要的是，应当尽快制定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细则，将此类事件作为契机，要求各级政府必须在最短的时间里（譬如２４小时）查清事实真相，向社会公布有关权威信息。在信息的海洋中，如果政府机关保持沉默，那么，各种谣言就会满天飞；如果政府官员尸位素餐，那么，善良的人们就会把谣言当作真实的信息，从而使社会出现严重的信息依赖危机。 (本文来源：上海商报 )
]]> Wed, 10 Mar 2010 21:39:21 GMT
话题再回到当初试图政治化解决石首事件的当地政府上来。签署免责协议，是这种政治化途径的关键一着。从协议内容看，免责的只是“非组织、参与打砸烧的其他行为”，譬如拉横幅等，依现有法律，这些行为事实上也可能“涉嫌”聚众扰乱交通秩序，但执法存在弹性空间，一般视情节可追究亦可放纵，现在都不追究了。“免责协议”的含义非常清楚，并未豁免组织、参与打砸烧的行为。所以，说事后刑拘涉嫌打砸烧的人员，是政府失信，恐怕言过其实。

如果一定要说当地政府的问题，它可能在于，即便对“拉横幅”等涉嫌违法行为，它也根本没有签“免责”协议的权力。应该由司法做的事，政府却企图越俎代庖。从其他国家、地区的实践看，************************的事后追责，常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很严重的问题大抵也就不追究了。但在一个法治社会，这种不追究的理由可以推之于司法力量的局限，并不是以公开的免责协议来实现的（所以你也难以挑出毛病）；或者说，免予刑罚是由具有特赦权的领袖来宣布的（特赦，这是合法权限）。在石首事件中，地方政府显然没有特赦权，“免责协议”是违法的，在某种程度上对法治的信用产生破坏。这是我要说的第一层意思。

现在让我再将锋芒指向那些参与打砸烧的人。从法律的角度，免责协议是违法的，不会妨碍司法的下一步行动。从石首的事后行动看，并非专门针对引发事端的死者家属，还有数十其他参与打砸烧者。即便要对相关人从轻、减轻或免除司法处罚，相应的司法程序也要走，而不是如某些意见领袖所呼吁的立即释放。亦即，涉嫌组织、参与打砸烧的人，必须要面对司法程序，否则就是对法治的破坏。这是我想说的第二层意思。

众多的媒体评论中几乎没有法律视角的呼声，在我看来并不奇怪，正如我此前所说，他们是在政治化对待石首事件。让我最后也从政治角度谈谈石首事件。对政府权力滥用的警惕及完善施政的监督，非常必要。但公共知识分子，应谨防被民粹裹挟，而失去了对暴民政治的防范。石首事件为政府施政敲响了警钟，但民众的暴行何尝没为下一起************************提供不良的典范？ (本文来源：上海商报 )
]]> Wed, 10 Mar 2010 21:39:21 GMT
一方面不少大中城市房价快速上涨，“地王”频现；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对许多房地产开发商大量囤地的现实，似乎开发商的大量囤地成了一个“顽症”，虽经多次治理，但仍收效甚微。有人认为，开发商囤地主要是利益驱使，因为地价总是上涨趋势。我认为，这仅仅是表面现象，真正的原因在于监管乏力和地方政府纵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37条明确规定：对已经办理审批手续的非农业建设用地，一年以上未动工建设的应当征收闲置费，连续二年未使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无偿收回用地单位的土地使用权。法律规定的如此明确，国土资源部也曾发布具体实施办法，可到底有多少家大量囤地的房地产企业受到惩处了呢？媒体没有相关报道，只是近日又曝出了“2003—2009”上半年开发商闲置土地占已获得土地面积57％的新闻。须知：这6年多的时间内，也包括了国土资源部 2007年出台的关于打击开发商土地的相关政策的时间段。试想，如果各级监管部门严格按照当年出台的政策予以治理，怎么还会出现开发商囤地规模越来越大的现象？

为了加大开发商的囤地代价，从经济手段采取措施也是非常必要的。2007年9月28日，国土资源部发布了《关于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要求房地产开发商必须一次性付清购地款才能取得土地所有权证书。因为从法律角度来讲，只有开发商取得土地所有权证书以后，才能据此抵押贷款，所以，对大多数依靠银行贷款进行房屋开发的房地产企业而言，这一规定无疑加大了拿地的成本，也有利于遏制开发商囤地行为。

但是，这一政策在落实当中，遭到了以土地财政为重要来源的地方政府的干预，原因是一旦开发商对土地开发的积极性下降，地方财政收入就受到影响。自2008年开始，当各地房价处于暂时调整阶段时，一些地方政府在国有土地出让过程中，不但没有严格执行国土资源部关于“一次性付清地款”的政策要求，反而还出台地方性法规，允许开发商“缓缴”土地出让金，这样的规定不是明显与上级政策相违背吗？如果政策允许开发商分期支付国有土地出让价款，在没有付清土地价款的情况下就办理土地使用权证书，并以此证书到金融部门抵押贷款，这样循环往复，不正是从政策上对开发商囤地行为的纵容吗？

国土资源部8月 23日表示：在确保拉动内需项目和民生项目用地的前提下，下半年要加强土地批后监管，防止开发商趁机搭车圈地，对囤地未建现象要严厉查处。国土部的这一声明，虽然只是对国家相关法律和政策的重申，但向社会传达出国家将严惩开发企业囤地现象的决心。但愿这次的表态能够扎扎实实地落实到行动上。 (本文来源：中国青年报 ) 

]]> Wed, 10 Mar 2010 21:39:21 GMT
国土资源部其实早在1999年4月颁布的《闲置土地处置办法》就有规定，连续2年未使用的闲置土地，经原批准机关批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无偿收回土地使用者的土地使用权。然而时过境迁对该政策的再度重申，只能表明此前这一规定没有被认真执行。

在经历了年初的“小阳春”之后，国内楼市又现一波非理性飙涨；其间，刚刚燃起购房热情的自住需求再次止步，取而代之的是投机者的入市炒作。

当下，围绕土地供应规模是否够用出现了争议。在国土资源部看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已保证城乡发展的基本条件，目前地价被爆炒的根源在于开发商的肆意囤地行为。数据显示，在2003年至2009年上半年期间，知名开发商获得的住宅土地中，“在售”和“售完”的地块占43%，剩余57%的土地尚未形成实际供应。在楼市活跃时期，高价拿地之风盛行，近期各大城市“地王”频现，并由此引发一轮恶性循环：开发商大力囤地———土地供求缺口加大、开建项目暂缓——— 地价暴涨、楼盘供应缓步———开发成本高企、房源稀缺———楼价飙涨。

无疑，收紧闲置土地的监管政策触动了开发商的利益蛋糕。一直以来，是否拥有土地储备、以及储备规模的大小都是业界衡量开发商实力和后续发展能力的核心要素。但开发商认为，这正是土地供应偏少、进而引发地价上涨预期 “惹的祸”。为了寻找“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安全感，竞相高价拿地成为必然。

可见，对于土地供应规模，监管部门与开发商有着大相径庭的认识。其背后的根源，是土地的地方政府垄断供给模式。在2003年之前，我国土地出让面积增速一直维持在40%左右，原因就是当时我国国有土地掌握在各类企业、各级政府机关手中，他们都可以向房地产商出让土地。但是从2003年开始，土地供应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土地由多渠道供应转向地方政府供应。在新的财税体制下，地方政府财政一旦吃紧，“卖地生财”便成为其弥补账面亏空的主要预算外收入。

当前，不少地区的土地价格、待开发土地面积等信息不透明、不对称。地方政府批地速度的缓滞，导致开发商开始有了囤地备用的心态。与此同时，由于开发商争相拿地后的地价越高、地方政府获得的直接经济利益就越大，所以对于开发商拿地后是否真正投入建设，地方政府并没有动力进行监管，反而有可能在利益驱使下放纵开发商的囤地行为。这正是之前闲置土地监管政策落空的最主要原因，也是国土部门这一通知出台背后的无奈之处。

由此可见，只要地方政府垄断供地的模式存在，主管部门与开发商之间的认识分歧就难以弥合。打击囤积土地行为的关键并不在于国土资源部门一遍遍重申的严查，而是在于通过深层次的配套改革形成长效机制，这其中包括：改革目前财税体制、减少地方政府对出售土地获利的依赖；打破土地供给的垄断机制，让建筑用地的流转机制灵活化；土地供给的信息透明、公开，将每宗建筑用地的开发、使用进程公之于众。否则，在国土部门的监管努力告一段落之后，我们很难期望“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能够继续严格落实打击囤积土地行为的政策。 (本文来源：新京报 )
]]> Wed, 10 Mar 2010 21:39:21 GMT
两年来，昆明最大的好消息是“新昆明”建设的启动和迈向纵深，但改革步子加快的同时，负面新闻并不少见。就新闻媒体而言，负面新闻和好消息客观并列，应该是新闻的正常属性，这并没有与“好消息让生活更甜蜜”的论调相悖，只是阐述对于“阅读”新闻取向的一种客观实在。当然，不该包含刻意制造负面新闻的劣行。去年9月，昆明市开始建立重大党务政务信息公开、主动接受新闻舆论监督制度，聘请中央驻滇、香港驻昆和省属新闻媒体担任新闻舆论监督员，承诺做好跟踪督察和整改；就在本月，昆明市检察院公布的《征求〈昆明市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条例〉意见的公告》引起社会高度关注。拟将保护新闻舆论监督列入地方法规，已经成为社会近期的“关键词”，关注程度空前，而昆明此举在全国确属首例。“干扰、阻碍新闻媒体依法开展舆论监督者，将被问责直至追究法律责任”。在此，我们应该客观地说，相关的“监督”，是离不开“负面”报道的，而先前说到的“整改”，也肯定是因为“坏消息”引发的“整改”，因为好消息的用意，不在整改。

“负面”，永远是相对于正面的。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仇和说：“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传播渠道日益多样，社会舆论环境和舆论格局正发生深刻变化。如何善于借助媒体力量有效引导社会舆论，妥善应对公共危机，成为各级党委、政府的一个新命题。”这些话语中，有几个词汇值得注意，其一是“社会舆论环境和舆论格局正发生深刻变化”，其二是“公共危机”，这些短句并不简单，它们是以某些负责任的“负面”新闻做起点的，相应的“负面”报道，是政府了解社会、了解事物的具体过程，缺少了这种反应，就算“生活更甜蜜”，那些甜蜜也没有根基。再进一步说：“公共危机”及其“整改”，靠“好消息”能完成吗？

昆明市政府称，将及时上报各主要媒体对昆明市做的批评性报道和读者对公开信息提出的意见、建议，迅速将市领导的指示、批示向有关部门、单位传达，督促其整改……不回避，不护短，不掩盖。仇和说，“新闻媒体就是我们的‘保健医生’”，那么，保健医生若是报喜不报忧，从不去碰“负面”，被保健的人，可以 “健”否？

权威媒体评论的论据中，有这样一个例子：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个12岁男孩马克斯·琼斯创办了“今日周末新闻”网站，专门报道令人鼓舞的新闻。这是个好例子，却只是一个孩子的“新闻世界”。我们当真可以用孩子的天真来“读”天下吗？那么，该不该正确认知这个世界、这个社会呢？我们喜好乌托邦吗？

“新闻看得越多越不开心”——这只是个别人的感觉，也可能算是颓废的“美国主义”的感觉，权威媒体引用这样的例子，十分无力。再就昆明而言，法制和执法方面的毛病时常被诟病，城管与市民间的矛盾也众所周知，公民素质提高和城市发展的速度不成比例，这些，新闻媒体不去报道，谁来提示我们的弱处，谁来对弱处“下刀”“除结”而求得提升？

确实，以传播给予人们信心与温暖的好消息为使命，是新闻媒体该重视、也是该向往的路途。如1993年退休女演员莎娜·巴罗斯创办的《正面新闻》，传播“人们勇敢地为美好生活而奋斗的故事”，就值得我们借鉴。然而，监督，更正，更是新闻媒体当下该完成的任务——因为现在的社会转型，不能只靠赞美来完成。社会发展、法制健全、民生进步，都要靠媒体的提示和监督。昆明，就是这样。 (本文来源：云南信息报 )
]]> Wed, 10 Mar 2010 21:39:21 GMT
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国内油企居然取得同比增长3倍的傲人业绩，着实令人称奇。与之赫赫业绩相比，那些名声很大的国外同行们，则应该羞愧得无地自容才是。资料显示，几大国际石油巨头中，跌幅最大的为沙特基础工业公司，上半年净利同比下跌94%；其他几大公司，雪佛龙下跌71%、壳牌下跌70%、埃克森美孚下跌66%、道达尔下跌54%、BP下跌53%、巴西石油下跌20%。

那么，中石化傲视全球的资本究竟是什么呢？要知道，公司上半年总收入仅为5340.25亿元，同比去年的7310.13亿元下跌了27%。这说明金融危机对中石化同样是有影响的，别的不说，由于原油价格下降，公司向国家缴纳的石油特别收益金都同比减少了161亿元。你看，营业额下降了三成，石油“暴利税”减少了161亿，利润却猛增了三倍，这难道是学院派的市场经济原理，可以合理解释的吗？

外界普遍认为，中石化利润暴增，是得益于今年国家实施的新的成品油价格机制；可是，中国石化董事长苏树林却认为“成品油价格仍未调整到位”，公司利润大幅增长是因为“中国石化充分发挥炼油业务的规模优势、成本优势以及公司的一体化优势和管理优势”。这究竟是对国外油企高管们经营无方的耻笑，还是对国内公众智商的愚弄？

新的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强调“22天国际原油价格变化幅度超过4%”就应该调整国内成品油价格。这实际是要改变以往那种财政对油企炼油亏损的“暗补”方式，试图建立起一种基于透明规则的油价正义。这当然不失为一件好事，只不过油企利润大幅增长的事实证明，规则本身仍有值得商榷之处。

如果国内成品油价格真的与国际原油价格实现了理性接轨，则中石化不可能在因原油价格下降而减交161亿元石油暴利税的情况下，炼油业务利润却超过910亿元。新的成品油价格机制，只强调了挂钩的幅度与时机，却没有认真研究挂钩前国内成品油底价的合理性。因为挂钩前的成品油底价与当时的国际原油价格相比，预留的利润空间本身就太大，即使此后成品油价格跟随原油价格变动的幅度与时机完全合理，利润空间却只会越来越大，而这正是油企利润不正常暴增的关键原因。

未实施新的成品油价格机制前，油企面对炼油亏损言必称“政策性亏损”；现在，仅仅因为成品油价格机制变化就呈现出利润大幅增长的现象，则只能说是一种典型的“政策性暴利”。如果说诸如“国内成品油价格高于美国”之类比较，皆不足以作为国内油价不合理之直接证据；那么，国内油企与国外油企相比，在金融危机下截然相反的利润猛增景象，则堪称国内油价不合理的最佳证明。 (本文来源：红网 ) 

]]> Wed, 10 Mar 2010 21:39:21 GMT
但这却已经不是我们第一次为“投机倒把罪”走下历史舞台欢呼。2008年1月23日，国务院公布《国务院关于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以下称“暂行条例”）及其施行细则被宣布失效。

暂行条例1987年发布后，“投机倒把罪”成了一个筐，许多如今看来不一定属于违法的经济行为，都曾往里面装。一旦行政机关认定某种行为是“投机倒把”，就有权采取扣留、检查、罚款等强制措施，甚至判刑入狱。这样的案例数不胜数，其中不乏国家领导人亲自过问的案子。甚至到了2005年，“倒卖月球土地事件”，工商局还以涉嫌“投机倒把”为由处理的。

其实，1997年修改后的刑法就取消了“投机倒把罪”，但暂行条例却并未淡出历史舞台。可以想见，市场理念的生根、对法治的信仰多么不易。废止一部条例说难不难，从程序上只要国务院自行纠正即可；撤销则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宪法和《立法法》行使对行政立法的监督权，主动或应有关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的请求、建议，即可撤销违宪、违法的行政法规。

一个明显弊大于利，早就应该废止或撤销的条例，还是暂行的条例，为何一“暂”就是20年？从将“投机倒把罪”从刑法中删除，到废止暂行条例，再到删除有关法规中的相关规定，更是花了足足22年。

这显然不是民众的愿望。问题就在于，从法规颁布那天起，就凸显立法监督缺陷。首先暂行条例居然没有“暂行”期限，法规清理工作中也缺乏认真论证，只看到暂时的、局部的积极作用，而不深究消极作用。根本上说来，缺乏公民参与对法规提请审查和撤销的行政立法监督制度、司法诉讼制度。

“投机倒把罪”并非最后的古董级法规，《铁路旅客运输损害赔偿规定》，以及50年不变的《户口登记条例》值得商榷处更多。废除这些过时法律、法规已成当务之急，当然，如何疏通民意表达机制，保证公民参与立法（监督）更关键。 (本文来源：长江商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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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无论是通钢事件还是林钢事件，职工们“啸聚山林”式的集体行动，在中国今天的任何法律文本上，都不可能找到支撑。当地政府面对难以收拾的局面所作出的决定，也违反了原先在法律框架下制定的协议，因此在抚平了职工不满情绪的同时，却招来了曾经作为座上宾的民企的强烈抗议。在整个事件中，当地政府无疑已处于“夹心状态”，除了利用政府所拥有的刚性行政权力来维持局面的稳定外，已经找不到第二条道路。

然而，这第二条道路本来是存在的，只是被放弃了或者说堵死了。已经有很多分析者认为，不管是通钢还是林钢，在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中，工会组织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当然，这两家企业的重组议案，都经过了职工代表大会的讨论并通过，但是在职工眼里，职工代表的行动并不能代表职工的意志。林钢的工人认为，企业工会在改制过程没有能够发挥出工会的作用，没有替工人维权。但是，在现存体制下，要求工会挺身而出，真刀真枪地与企业管理者讨价还价，无疑是不现实的。其实，看一看我国企业现行的生态状况，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一个事实，工会确实已经淡出职工的生活，处于边缘状态了。

建国以后，我国建立了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计划经济形态，在大量存在的国有企业中，职工与管理者并没有根本的矛盾，因此，企业中的工会更多的只是以一种职工福利组织的模式而存在，职工的生老病死甚至家庭纠纷都是工会日常管理的内容，工会成为企业行政对职工管理的得力助手。但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在民营经济力量开始通过政府所倡导的“国退民进”模式向国有企业渗透以后，职工与企业拥有者的矛盾开始浮出水面。在传统的国有企业中，由于生产资料为全民所有，职工在理论上是企业的主人，因此职工与管理者的矛盾更多的是“干群矛盾”，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但当企业通过转制改变身份后，企业的产权发生了变化，管理者已经成为资方代理人，“劳资矛盾”替代了原先的“干群矛盾”，在资方拥有强大话语权的同时，劳方却由于工会的职能没有转变而陷于困顿。很显然，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工会这一组织仍然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已经不能够适应当下企业复杂的利益纠结，当它把以往担当的国有企业行政助手的角色移植到今天的企业，成为已经改变所有制形式的企业管理者的附庸的时候，它被职工所抛弃也就不是很奇怪的事了。

通钢、林钢等企业发生的一系列群体性事件提醒我们，职工需要他们的利益代言人。在企业中建立起真正的职工利益代表机构，让真正能够代表劳方利益的工人代表走上前台，与资方展开有理有节的对话和博弈，这应该是我国国企改革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在这方面，现有的工会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改革后形势的发展，工会的职能转变已经刻不容缓。只有让劳方的合理要求得到充分的伸张，让他们能够与资方展开面对面的博弈，改革才能顺利推进，社会文明也才能得到有效的维护。 (本文来源：上海商报 )
]]> Wed, 10 Mar 2010 21:39:21 GMT
从这些政策措施来看，其目的就是希望通过土地政策措施来增加土地供给，增加住房供给，以此来保证经济增长及遏制当前的过高房价，防止房地产市场泡沫。

可以说，当前房地产市场的问题，特别是最近房价在短期内飙升的问题，有信贷政策、税收政策的问题，也有土地政策问题，前两者在此不讨论，如果土地政策仅是从这些措施入手，对遏制房地产泡沫的作用将十分有限。

因为，从已有的研究报告来看，截至今年４月，全国累计土地购置面积与累计完成开发土地面积的差超过１０亿平方米，显示出房地产行业尚未开发的土地面积十分庞大。土地库存一直处于上升趋势。在现有土地库存的情况下，假设没有新增土地购置，分别按照２００８年、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０６年当年完成开发土地面积，以及历史上单年最大完成开发土地面积这里是２００７年这四种情景，现有的土地库存量都需要超过５０个月才能消耗完成。

还有，根据清华大学蔡继明教授的研究，过去几年中国城市人口每年增长１１００万－１３００万人，如果城市新增人口与新增住宅保持一致，按每个家庭３人、每人配套３０平方米住房计算，每年新增住房３．９亿平方米就可满足需要，而２００６－２００８三年全国共销售商品住宅１７．９５亿平方米，平均每年５．９８亿平方米，实际销售面积比人口增长所需面积高出２．０８亿平方米！也就是说，国内房地产市场不仅土地使用浪费严重，而且大量建筑的住房并没有成为解决居民居住问题而是成为房地产投资炒作的市场。

那么中国住房土地市场为什么问题会如此严重？关键就在于在既有土地制度安排下，其利益分配关系严重失衡，农民及城市居民的利益会受到严重侵害（农民利益受到侵害是通过土地权益，城市居民是通过高房价），地方政府及地方官员通过土地财政及土地交易大量寻租。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很大程度上与中国没有住房市场的土地公共政策有关。

我们可以看到，现行中国土地政策的法律源头来自《中国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宪法》规定，城市的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村的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国家只有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才能对农地实行征收或征用。

从《宪法》对土地规定来看，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思考。一是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也就意味着城市土地最终所有权为中国全体公民所有。无论是人大，还有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都只能是以一级又一级代理人来行使土地的权能。既然现行土地制度形成一条比较长的委托代理链，那么这种制度又有怎样的安排来保证在这较长的委托代理链中代理人不侵害委托人的利益？实际上地方政府不仅主导了当地土地权能使用与变更的主人，而且土地管理的代理人也成了土地的终极所有者。这种土地产权缺陷必然会导致地方政府极力扩张土地交易的规模，都希望在自己手上把其管理的土地交易出去，以极大程度寻租（比如创造业绩等）。

二是按照《宪法》，既然城市土地是国有，农村土地由农民集体所有。从文字上来看，城市与农村的土地边界是十分确定的。但是由于农村的集体土地既不能出卖，也不可转让。这不仅从根本上剥夺了农民在土地上的基本权利，也使得农村土地最终所有权为国家所有，农村与城市土地的边界不确定。也就是说，这种土地边界的不确定也就为土地管理者——地方政府侵占农民利益提供了制度基础。

三是这里的公共利益是指什么？它又是通过什么方式来确立的？公共利益并非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应该是社会各阶层通过公共政策反复博弈的结果。这样才能够体现出公共利益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但实际上由于《宪法》中对这种公共利益不确定或界定不清，从而使得地方政府能够滥用权力，借公共利益之名征收农民集体用地来满足非公共利益的目的，即早几年所谓盛行的“经营城市”。蔡继明的研究表明，在中国近一轮的“经营城市”运动中，真正用于公共利益的不到１０％。

可以说，１９８２年的《宪法》关于土地制度安排，由于它是计划经济下的产物，因此它已经不适应变化了的经济环境与条件了，根据这样的《宪法》所制定的关于住房市场的各种土地政策自然会存在许多严重的弊端。因为这些土地政策不仅没有体现全体公民的公共利益，也没有通过公共决策的方式来平衡协调当事人各方的利益关系。如果中国住房土地政策不从这里入手来改革，其严重弊端要得以化解是不可能的。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当前住房市场并非在于增加土地供给多少，也不在于增加多少住房供给，如果不能够限制住房投资炒作，土地供给再充分，住房建筑再多，都无法满足住房炒作贪欲。因此，住房土地政策的改进还得与住房的信贷政策、住房税收政策一起，才能够遏制房地产市场的泡沫，保证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本文来源：上海商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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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质疑旗帜鲜明：怎么公选出来的乡镇长居然大都是官员子弟？而组织部长的回应也理直气壮：官员子弟符合条件，难道就无权当选了么？这样的争执注定不会有一个明晰的结论。因为在固始县公选乡镇长这件事情上，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官意的自由表达，民意是那样稀薄，以致于只能以愤激的方式表达不满。

按照固始县的解释，此次公选分成3个步骤，第一步，在符合43周岁以下、任副科级2年以上等条件下自荐，最后自荐出270多人。第二步,经县里处级、正科级干部以上还有老干部代表300多人投票，推出来60多人。第三步,经过数天考察，由县委常委等官员50多人投票选出最后的乡长12人。我们看到，第一步暂时还看不出什么，有资格进入大名单的人都是县里的副科级以上干部，基本上是见者有份；关键在第二步、第三步，如果有所谓玄机的话，也在这两个步骤中。 300人的投票团都是些什么人？新、老领导。这样的一个程序设计，从一开始就是在官员群体里边打转转、绕圈圈儿。最后的当选人，不是官场中各种力量博弈的获胜者，就是权贵们分肥游戏的获益者，与“民意”无关。

我想，公众并不是特别在意官员后代有没有当选的权利。公众在意的是官员之后即便当选，也应该遵循基本的程序，实现起码的程序正义。换言之，固始县即使特别想让官员之后也能分享当选的权利，也应该设计出一套像点样的程序，让社会公众有参与感、看得过去，觉得这事与自己很有关系。这样，最后选举出来的结果，才具有公信力而不是招致广泛的质疑。

怎样才能算是“像样的程序”呢？既然号称“公选”，想来应该有比较广泛的代表性，或曰有公众意志的参与。固始县公选从头至尾始终看不到民意的介入，都是在现任和离任官员之间“公选”，不用说是一般群众的推选，就是县里边的普通干部也不能参与推选，这样的“公选”显然不具代表广泛性，谈不上民意参与。名单的出炉、当选人的圈定，更是小圈子的游戏，这样的程序设计想不让人猜测诟病都难。

可以参看一下另外一个“公选”。8月12日,湖北省2009年公选干部考试开始面试，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面试首次启用大众评委，以增强群众对公选干部的参与度和影响力。39位评委中，有9位是由领导干部或专家学者组成的专家评委，另外30人则是大众评委，大众评委打分将占面试总成绩的20％。（《楚天都市报》8月13日）据披露，30名大众评委中，10人是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10人是应试者报考单位的干部职工，10人是报考单位所服务的对象。大众评委的参与，自然会使公选因为民意的介入而呈现生机和活力。 (本文来源：中国青年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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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机倒把——现在再读起这四个字来，已经有点拗口和陌生了。对于“80后”、“90后”们来说，这更是一个“雷词”。有人说，一些词，能反映和代表一个时代，能看到社会面貌与人文心态的变化和历史的变迁。我生于上世纪70年代，不敢从一个时代的视角来解构投机倒把，这四个字，让我想起的是我的童年。

应该是在我刚上小学或更小的时候吧。那时候，一个本家的叔叔让我特别喜欢。一是因为他当时是村里极少的“农转非”的人。用村里人的话说，这家伙“非”了。我那时候一直以为是“飞”，远走高飞的飞，飞到县城去工作了。二是因为每次从县城回来，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叔叔，都会给我带回一些新鲜的东西，学习用具、连环画、课外书。这个以后被“投机倒把”打倒的叔叔，一直是我童年印象中的英雄，是村子之外的整个未知世界。可是后来，叔叔好久不回来看我了；再后来，才听大人说，叔叔因为“投机倒把罪”入狱了。

现在回头想想，叔叔真的有点生不逢时。当初的投机倒把，现在已经成为了资本运作。马云、丁磊、陈天桥、张茵、杨惠妍……看看现在的财富精英们，利用自己的知识和资本，通过互联网、股票等贸易平台，一夜“投机倒把”暴富，并由此登上福布斯富豪排行榜，已不再是天方夜谭。不一样的时代语境，不一样的公共生活，不一样的人生。这种颠覆与沉浮之间，包含了多少个体命运的感叹与辛酸。

不要说与你无关，每一个陈旧的“罪名”和制度，都有可能曾经影响着你的人生，改变着公共生活。比如，孙志刚，他的命运，因为过时的收容制度而改变和终止。比如，53年前的《户口登记条例》、49年前的高温法规、30年前的《火车与其他车辆碰撞和铁路路外人员伤亡事故处理暂行规定》，以及53年前的《兽医卫生检验规则》和23年前的《生活饮用水标准》……据一位法学教授统计，像“一条命赔300元”这样不适用于现代社会的陈年旧规，目前至少还有上百部仍未废除。或“罪名”，或不合理的规定，多少年了，就这样蚕食着公共利益，改变着那些不幸个体的命运。

“法与时转则治，法与时宜则有功。”投机倒把罪的删除，体现了社会的进步。这仅仅是一个开始，需要删除和纠错的，还有很多。有人说，历史是一面镜子。记住那些同我们一起长大的法律，记住那些影响了个体命运的“罪名”，记住和反思、修正那些影响了公共生活的陈年旧规。以史为鉴，良法可期，个体的权利、自由和幸福、美好、平安的世俗生活，也才会成为可能。 (本文来源：中国青年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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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卢斯科尼色到什么程度，有没有成瘾，我操不着那份心，不过，这条新闻却让我意外地知道了一个信息：原来意大利还有专门戒除色瘾的治疗中心，并且只要住院一至两星期就可能戒除色瘾。在感叹起科学技术发达的同时，我窃以为中国也应该引进戒色瘾治疗的技术。

之所以有此建议，是我们这里有需求、有市场。一方面，我们的一些官员色瘾也不小，正如南京奶业集团公司原总经理、号称金陵“奶王”的副厅级贪官金维芝所称：“像我这样级别的领导干部谁没有几个情人？这不仅是生理的需要，更是身份的象征。”如果我们留点心，每一个落马的官员，背后莫不有二奶的影子，有的甚至有十几上百个。至于那些强奸幼女的公职人员，其色瘾之大，行为之龌龊，简直让人难以启齿。

我们的监察部门虽然发现了官员色瘾的巨大危害性，也对症下药，提出了思想教育、监督八小时之外、家庭纪委书记等办法，惜乎效果不彰。在此情况下，转而求技术上的突破，不失为一个创新的思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当然也应该是我们管理干部、预防腐败的得力助手。

官员的色瘾，其危害比青少年的网瘾大得多，既然我们热衷于制定网瘾标准，把没有医学依据的网瘾强制治疗放纵成几十亿元的大产业，为什么不重视一下色瘾这个社会问题，把握一下这里面的商机。因此，我建议引进意大利戒色瘾治疗的技术，帮助官员戒除色瘾。对于已经有包养情妇行为的官员实行强制性戒除色瘾，对于一切将要提拔的官员实行预防性戒除色瘾，对于有群众举报包二奶的实行保护性戒除色瘾，这样一来，不仅维持官员家庭稳定，安心工作，而且有力地防止官员被女人拉下水。

在具体操作上，第一阶段可以试点，把部分官员送到国外戒除色瘾；第二阶段可以购买意大利的技术，在中国建立戒除色瘾的治疗中心，“轮训”色瘾干部；第三步是吸收消化，研究和提高自己的戒除色瘾的技术，实行“中国创造”。

需要强调的是，在我们想办法对官员进行戒除色瘾治疗时，要同时防止给官员服春药，例如那不受约束的权力就是色瘾发作的春药，要长期防止春药的副作用干扰戒除色瘾的治疗效果。

以上建议，请纪检监察部门、科技部门研究。 (本文来源：汉网-长江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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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飙车案宣判后，有一个“胡斌替身论”的网络议论，这我是略约知道的。杭州司法机关多次解释，回答为什么现场的胡斌与庭上的胡斌看起来有些不一样，虽未做到DNA查对的水平，毕竟算是有始有终。

可以说，胡斌是否替身的问题，确实引出了很大的麻烦。然而，就司法机关来说，却不能把替身之争当作麻烦。一来回答人们的疑问是司法机关的义务，二来人们对司法机关有疑问，向司法机关提出，这是正当的行为，如果他们不这样做，你能要他们怎样做呢？所以，我认为“胡斌替身”的争论，完全在合乎秩序、合乎程序的范围之内。

熊忠俊呢？从报道看，他一共发表了9篇文章，“污蔑司法机关和媒体作假包庇”。实话说，如果不是读到他被行政拘留的消息，我不知道有一个人以“刘逸明”名义在网上不断“造谣”，这可以证明我孤陋寡闻。

看到他被拘留的消息后，我在网上搜索并阅读了他写的几篇文章。我似乎看到了一个被正义感、发现感所充溢并且进入了某种固执状态的人。我想，一个人在一起全国关注的案件中，自认为发现了重大破绽，产生很大的兴奋感，并且不断强化自己的感觉，可能是能够在心理学上得到解释的现象。他确实是以确凿而非怀疑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发现”，但这是否属于要被法律处理的造谣行为，未必不可以商讨。

熊忠俊的行为确实惹出了一些麻烦，但司法机关不可以视之为麻烦，更不可以恼怒。他的行为是刻意的造谣，还是以不当的、过于兴奋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怀疑，难以判定。他的行为引起了一阵猛烈的质疑，但这些质疑仍在秩序和程序之内，而没有造成公众行动的混乱。这就是我，一个非法律专业者，一个普通旁观人士的认知。

也许我的认知不无糊涂之处。但我想举点例子。阿波罗登月原本是事实，有人却铁口直断那是造假，根本没有登月这回事，并且撰文著书，广为传播，近30 年来一直混淆视听，我未闻有人被治以造谣之罪。我还看到有两部纪录片，一部认为“9·11”袭击是美国政府的阴谋，一部认为“9·11”中波音客机撞上五角大楼是一个欺骗，也未闻这两个拍纪录片的人被治以谣言惑众。至于国内的例子，举起来可能难一点，因为造谣者确实大多被处罚了，而且有并非造谣的人也受过跨省追捕，但我仍然可以勉强举例，例如前几年吉林石化双苯厂发生爆炸后，事发地信息是不会造成松花江污染，但严重程度却影响到哈尔滨市因松花江污染而全城大停水，发布“无污染”消息的行为并没被追究造谣责任，难道这是不知情吗？

最近，武汉硚口区城管又面临一个“替身”质疑。有人在网上发帖，称一名大学生被城管打死。硚口区数日后回应，打的不是大学生而是无业占道人员张凯兵，张未被打死而是微伤，打人者是临时聘用人员，已被辞退。而湖北官方网站发布记者调查，称30多个目击者指称张并非他们看到的那个被打的人。此后，硚口区再次回应，有10多人称挨打的就是张凯兵，但媒体注意到认定非张凯兵的人没有出现，张凯兵本人也未到场。另外，现场监控录像被称为无法查看，因为“是请一网络公司安装的，时间久了，前面监控的录像会被后面的内容所覆盖。现在已经看不到当时的监控录像了”。

这是一个本来可以说清的事件，弄成“替身”质疑的例子。打人的究竟是“几名城管人员”，还是“两名临时聘用人员”，被打的是32岁的无业占道人员张凯兵还是一名看上去才20来岁的瘦弱学生，到底是只有微伤还是打得倒地不起，乃至这是不是同一个打人事件，好像都成了疑问。“辟谣”没有减轻疑问，反而加深重了疑问，但辟谣却戛然而止，好像说法就是这样了，信不信由你似的。

我想，这一个不太彻底的辟谣故事，虽然有谣被辟，应该不会有人因造谣而被依法处理吧。果真如此，是稍可让人欣慰的。但杭州飙车案也有一点可取之处，那就是辟谣辟到底，而不是辟到一半，爱信不信。 (本文来源：云南信息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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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的风俗习惯能不能改？当然可以。不过，这主要是指那些违反人道的恶俗。比如我们曾经有过的缠足，溺婴和纳妾风习，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后，政府和有关社会团体，都下大力气加以纠正，也立法加以禁止。但是尽管如此，这些恶俗的消失，还是要靠大力度的宣传，以及耐心的说服教育。除此以外，其他的民风民俗，严格来讲，就不大好由政府出面，强令推行。即使有充分的必要，也应该经过充分的公共讨论，征得老百姓同意，才能实行。

当然，有些习俗，实行之初，本是政府规定的结果。比如右侧通行的交通规则，开始只是学习西方的一种政府规定，然后强令实行，时间长了，就成为人们的习惯。这种由政府起始的习惯，多半是因为现代交通原本就是一个舶来品，鉴于其较强的公共性，又只能由政府引进和推行。对于老百姓来说，原来没有相应的规矩，只能靠政府来制定。可是，即便如此，一旦形成了习惯，就不能随便改。比如大陆实行右侧通行，而香港则反之，不能说香港回归了，就把左侧通行改成右侧通行。同理，大陆通行简化字，而香港使用繁体字，也不能因此叫香港改繁就简。

还有一种情况，政府当初改习惯的时候，也没有充分征求民众的意见，但推行几十年之后，多数的人已经习惯了。比如简化字，当初推行的时候，似乎也没有经多数民众的同意。但现在简化字已经成为多数大陆民众的通用文字，多数人所认识的汉字，就是简化字，没有简化字，他们就成了文盲。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专家有多少理由，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都不应该再改回去。

改习惯，哪怕像此番教育部的汉字整形，都是大事。不仅会因此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像相关招牌，公章，指示牌的修改，字典，输入法的修改，其耗费恐怕得数以十亿计。更糟的是，这种改习惯，会造成人们生活的混乱和不便。成千上万的人，一时间会处于担心写错别字的恐惧之中。显然，如果改别的习惯，恐怕造成的混乱就更大。在历史上，王莽是被视为一个篡权者的，但实际上他却是一个改革者。可惜，他是一个失败的改革者。他的失败，不仅在于他的改革，过于理想化，往往不切实际，朝令夕改，一夕数变。更重要的是，他的改革，轻易改动人们的习惯，尤其是涉及百姓日用的习惯。比如说，他居然下令废除百姓使用了将近两百年的五铢钱，恢复使用春秋战国时的贝币、龟币和布币。这就等于说，现在我们不许用钞票，改用清朝时的银两。于是天下大乱，无谓的货币改革，成了压断王莽这头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习惯，哪怕是肉食者看了不喜欢的习惯，都是百姓日用的东西。一旦成了习惯，若要改动，就必须慎之又慎。如果改动根本没有太大的必要，就不能改。在这种情况下还要改，就是折腾。没事折腾老百姓，是在制造混乱。 (本文来源：云南信息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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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稍梳理一下，网友发帖曝料——政府作出反应的这种互动性事件，最近发生了很多。比如网友曝四川泸县的政府官员在出国考察期间观看人妖表演，泸县县县委、县政府立即展开调查；网友曝温州公务员上班“偷菜”，当地有关部门核实清楚后该人已经辞职；网友曝河南现最牛门面房（坯墙涂上白涂料，想冒充楼房），当地政府连夜发帖澄清；网友曝山东宁阳官员在开会抽“裸体烟”，宁阳县委宣传部回应说，这是为了节约……

“网友曝”越来越得到政府部门的回应，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我国的网民人数众多，网友所曝信息在互联网上传播时，产生的影响力已经丝毫不亚于传统媒体；二是网友所曝信息可能存在不准确甚至错误的地方，政府需要予以澄清，否则有可能会酿成严重的社会后果；三是，政府对公众意见也越来越重视，不管这种重视中有多少是出于给民众面子。

互联网出现之后，其触角已经伸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瞒报已变得越来越困难。随着互联网的进一步普及和公众权利意识的进一步提高，网友曝光也会越来越普遍。诸如政府不作为、假公济私、搞形象工程之类的信息，“稍一疏忽”就会可能被网民抓住。最近那个“没时间跟你闲扯”的市长信箱回复所引发的轰动，恐怕是当地政府远没有料想到的。

从最近发生的事件中，可以大体总结出“网友曝”的一些特点：一是，“网友曝”已经变得越来普遍，更多的人选择通过网络曝光他所看到的负面事件；二是“网友曝”的影响非常大，常常是一个县的事情很快就会全国皆知；三是突发性强，传播速度快；四是，所曝信息常常存在不准确的情况。

为了及时地回应“网友曝”，避免使其发展为举国关注的丑闻，政府部门已经有了些许消防队的角色。只要自己辖区内的事被网友曝到了，不管是主动向社会发出信息还是接受媒体的采访，都要回应点什么，给舆论灭灭火，给公众一个交代。这其中不同的是，有的地方政府回应舆论时能做到快速认真，很快把火灭掉；而有的却慢慢腾腾顾左右而言他，使火烧得更旺了。 (本文来源：中国青年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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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游客身上征收“古城维护费”？读到这样的新闻，笔者不禁苦笑：在国内旅游一趟可真不容易，不但门票昂贵的出奇，还要被景区所在地的各级管理者征收各种税费，譬如这“古城维护费”。文物保护当然是必须的，如果确实是文物保护资金匮乏，游客掏腰包赞助一点也无不可，可问题却不是如此。

按照我国文物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国有博物馆、纪念馆、文物保护单位等事业性收入，专门用于文物保护，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侵占、挪用。”这意味着，大理古城内所有的景点收费所得收入，都须用于文物保护和修缮用途。大理古城是国内著名的旅游景点，景点门票收入想必是一个庞大的数字。笔者想问问：这些门票和各种税费收入都到哪里去了？都用到古城保护上去了吗？

或许有人会说，文物保护耗资巨大仅有门票等收入远远不够。文物保护法还有这样的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文物保护事业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国家用于文物保护的财政拨款随着财政收入增长而增加。”于是，笔者还想问：难道大理古城的保护性经费开支没有列入公共财政预算？当地政府对于古城保护没有投入应投入的资金？

如果法律规定的应用于文物保护的“景点事业性收入”，加上公共财政预算内的政府投入，这两笔费用加起来仍不够维持大理古城的保护和修缮，仍然要从游客身上“揩油”—恐怕地球人都会明白了，这所谓的“古城维护费”没准还真是一种“保护费”。只不过，保护的对象不见得是古城。

有业内人士表示，虽然法律规定“文物保护单位所得事业性收入均用于文物保护”，但实际上，在现实的操作中，这一笔“事业性收入”是一块被瓜分的利益蛋糕。扣除文物局、旅游局等相关职能部门人员福利、公务费用、旅游宣传费用等，真正划拨用于文物保护的资金少之又少捉襟见肘。而另一方面，一些地方政府对于文物保护上的投入也逐年减少。你倒是说说看，不从游客身上征收古城维护费，还能从哪里来钱呢？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游客吃游客——说白了，这终归是一种利益逻辑。宰的是游客，“肥”的却未必是古城。 (本文来源：中国青年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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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文昌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局发给余亚英一张通知书，上面写着：“您于1998年7月在我局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按规定从2007年9月起开始领取养老金，月标准￥3.0元”。（8月25日《潇相晨报》）不少网友称这则新闻很“雷人”。笔者作为过来人，熟知当时的内幕，并不以为然。

我们看待过去的事情，必须要顾及当时的历史条件。虽然这段“历史”并不长，只有短短的十年。但是在这“两三年就是一代人”的今天，也已经足足有“三代”的隔阂。所以，海南文昌“每月3元养老金”这件不少人认为很“雷”的事，其实并没有那么多的“黑色幽默”。

上世纪80年代末，当计划生育正在中国大力执行时，国内一部分专家学者已经在讨论未来人口老龄化的前景了。他们提出了一个政策思路，即“必须以计划养老（养老保障）与计划生育相配套”。不然，若干年后，中国会受到“银发浪潮”的无情冲击。

到上世纪90年代初，在山西左云和北京大兴出现了早期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设计，并开始了相关的社会实验。到1992年，便有了由民政部负责实施的“老农保”。当时的制度设计，是在国家财政一年只有几千个亿的背景下进行的，加上当时愈演愈烈的“下岗失业”浪潮，政府的注意力都聚焦在那里。因此，“老农保”主要是靠农民个人及其子女和集体经济来支付保险费。

“老农保”推行了大概有4年到5年，但这项制度实施的轨迹很诡异，除了北京、上海，在富裕地区常常不被接受，而在一些中等和贫困地区却“推开了”，这可能是民政部以往与中等、贫困地区打交道较多，工作比较有基础的缘故。与此同时，也出现了诸如强迫收费、搭车收费（直接扣卖粮款）等不良现象。1997到1998年间，国务院下发文件，宣布“老农保”暂停，这一停就是10年之久。直到2008年北京市全面推行以政府财政、集体经济和农民个人三方筹资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前不久，“新农保”方案开始在全国10%的县（市、区）进行试点。

从报道中提供的信息看，余亚英是1998年参保的，而“老农保”几乎就在同一时间段内被“暂停”了。可以推测，余亚英缴费的时间应该很短，总的缴费记录也不会很多。这10年中，“老农保”基金存在银行里，利息很低，不贬值就不错了。2007年余亚英开始领取养老金，但因其储备积累的资金并不多，所以领取的金额也少得“雷人”，这也是情理中的事。

“3元钱”现在看起来很少，但10年以前也许并非如此，尤其是在农村。

因此，“每月3元养老金”表现的只是代沟而已，不必在意的。有人可能会问：这每月三元钱如何“养老”？其实问题并不复杂，“新农保”是从现在开始实施的一项新制度，农民按新规定参保，也按新规定拿养老金。“老农保”的缴费早已停止，因此可以分开计算，到领取时一并加入就行了。譬如按北京的政策，老年农民每月可从财政领取基础养老金280元，那么加上3元，就成了283元。 (本文来源：新京报 )
]]> Wed, 10 Mar 2010 21:39:21 GMT
不管是否属于炒作，我还是愿意相信“国籍”讨论是严肃和坚硬的。换言之，国民改变国籍固然可以宽松，可以来去自由；而由此衍生的问题，却不能以宽容的名义高高举起、轻轻回避。这些年来，国内一些影视明星改变国籍已成常态，可网民为什么格外敏感于《建国大业》的演员国籍问题？是不是真的像英国籍的张铁林所说的那样，网民心态缺乏“大国胸襟和气魄”，“揪着一个细枝末节就进行抨击”？

《建国大业》以抗战胜利至新中国成立为背景，再现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成长历程。这段历史波澜壮阔，其紧要之处，正在于“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爱国之情。试想一下，如果演员多是一些移民精英、×籍华人，其所演绎的“天下归心”会不会别有滋味在心头？毕竟，一般观众是很难将明星个人与其所饰演角色区分清楚的。公众在乎影片之外的明星信息并产生自己的判断，是很自然的。

也有人说了，这终究不过是一部电影罢了。教育之外，更多的是引发愉悦情绪，似乎没必要粘滞于演员国籍的细节上。只要电影好看，有韵味，就行了。然而，与演员和角色难以分开一样，电影的教化功能和愉悦价值同样是分不开的。你不能搞双重标准，仅仅在电影里“天下归心”，而现实中的明星大腕却纷纷另攀高枝儿，做了外籍人士，践行另一种价值。如此行状，公众如何能不产生一些过激反应？

毕竟，我们已经置身于一个信息交互时代，网民不再满足于“你说我听”的格局。演员可以自由移民，网民也可以自由评说演员的移民。这里边的宽容，应该是双向的、互动的，而不应该仅仅是社会公众对一部分演艺精英的单向宽容。那不公平，也不大可能。你们当然可以多消耗一些社会资源，也可以多拥有一些话语权，但是不能一边过度占用各项资源，一边却高喊着别人要宽容、要有大国胸襟。

实际上，《建国大业》不过是一个基础的文本，种种阐释的开始。“此中有真义，欲辨已忘言”，这“真义”，就是经由公众参与而逐渐衍生出来、丰富起来的别样意蕴。影片希望通过回顾历史而倡扬“天下归心”的爱国主题，这很好，很有现实意义，但这只是信息传达的一个方面；还有另一方面，公众对于众多爱国明星的外国国籍，却也不能视而不见。只有综合各方面“信息”，影片才会完整。

这种公众的广泛参与，既是对影片《建国大业》本身的一种娱乐互动，也是对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历史事件的一种意见表达，更是结合了个人生活感受、介入当下经济社会的一种情绪宣泄，即公众总是从个体现实的生活感受出发接受并评价一部影片的。只是，我们往往将之视为“不宽容”、“狭隘”，从而抹杀了认真讨论的可能。一个匆忙的定性、一个空泛的“宽容”，就算万事大吉。

可以说，这一场《建国大业》演员国籍之辩，照见了当下的世相百态，其中不免也隐含了很多人已经隐隐感觉到的社会分化。那些脚力比较好的千里马已经远远地走在了前头，“为了孩子能享受到更好的教育”（张铁林语）而融入国际，偶或回来表达一下热爱祖国的眷恋之情；至于剩下来的移民�